一．

我不相信史航。

不是因為他在風口浪尖，乘勢痛打落水狗，或者落井下石，而是他對女記者下手不止一次了。

是，沒聽錯，不止一個女記者收到過史航若有若無的擦邊騷擾。隻是她們囿於情分，加之史航尚沒有肢體上明確舉動，圈子又太小，還不至於徹底撕破臉，所以沒能站出來。

這和Metoo的合法性毫無關係，史航不是被一篇小作文擊倒的。

一定要分析他的錯敗點，就是他曾經向太多女性拋出自己用性器官雕琢成的「橄欖枝」，以至於他需要時間來觀望，興師問罪來圍剿他的多國聯軍到底是哪幾支。

而史航的厲害之處也在於此：他深刻洞悉到這種地位上的失衡，輕車熟路地向弱勢一方發起服從性測試。比如擦邊的黃色笑話，比如肢體上看起來不經意的小動作，都會是他絕佳的武器。

他太知道自己醜，依靠自己單薄的男性魅力和性魅力，是無法吸引到任何女孩的。所以他在意自己的名聲，沽名釣譽，浪得虛名也要向下狩獵。

你以為記者擁有足夠的社會勢能、表達能力，但遇到這種醃臢的采訪對象，又不得不完成任務時，忍氣吞聲就成了必然。

女記者尚且如此，又何況更多在職場中失位的女性呢？

二．

做記者時，正是市場上「情感谘詢」事業高峰期，比如浪跡，比如泡學，都能在這個行業的發展曆程裏留下自己的名字。

可能說「情感谘詢」還是過於委婉，他們傳授的核心內容，就是外界臭名昭著的「PUA課程」。

基於對男性地位的優勢為出發點，他們甚至出了多套完整的教學書籍，教你如何步步為營，一步一步從社會地位和話語權上不斷對女方施壓，最後碾碎她們人格，從而將個體深深套牢。



落到現實中，你聽過的案例，可能就是北大女生包麗和牟林翰的故事。一邊是校學生會的副主席，一邊是競選落敗者。

世俗賦予的地位高下，在學生會這種半官僚半自運轉的代言人體係裏麵一目了然。

福柯這樣定義權力：權力的高低就是一個人能在多大程度上，不受對方的抗拒的影響，向對方貫徹實施自身的意誌。

在傳統的父權製性別二元論裏麵，男女地位從來失衡。這種失衡背後，權力的天平向男性一方高度傾斜：男性建立了社會秩序，性別和地位認同的標準自然由男性來設立。

那女性在這套規則體係裏麵，又有多少自己的意誌能得到肆意舒張？

三．

回到史航身上，或者說回到大多數性騷擾事件的定義和爆發身上。

「性騷擾」作為一個名詞，邊界之寬泛，到了無論如何需要厘清的地步。到底言語上的性騷擾能否作數？性騷擾和性侵犯的邊界又在哪裏？這種基於性的侵權行為，應該如何去分檔分級？

更下一步則需要討論，如果性騷擾不等同於性侵犯，僅僅是言語上的侵略性性行為，到底通過什麽樣的民事救濟程序，能保證弱勢方的舉證最大程度得到官方的確認和采信？

如果不能解決這個問題，一味斥責小作文的存在則顯得毫無價值：除了小作文，女性之弱，司法層麵上難以真正意義地維護女性尊嚴，到了在輿論語境裏麵，看起來尚可行的救濟通道也遭遇汙名化，搖搖欲墜即將崩塌。

你很難指望每個女生，在地位失衡的情況下，都能在被騷擾之時舉重若輕，引蛇出洞以固定證據。

這種搜集證據虛與委蛇的過程，甚至能被認定為「兩廂情願」，成為「誣告」原罪的本身。

這也是史航的高明之處。當他發現原來隻有數人指控他之後，很快就可以將矛頭轉向Metoo的合法性，對小作文的汙名化上，以弱者自居從而脫身，試圖掰回一局。

史航是弱者嗎？可能在相貌上確實是，但他屢屢得手，又從容而退，看起來還像是弱者嗎？

四．

討論今天的議題，明顯不會得到更多男性讀者的擁簇。畢竟在兩性之惡上，我從來不高估任何一個男性。

用「為什麽不撕破臉」去要求女性是典型的刻舟求劍。現實中，大部分男性連老板要求加班都不敢直麵拒絕，又何必處處「蕩婦羞辱」，在自己的世界裏麵大搞「賽博壯陽」？

女性在學校裏受過了漫長的教育，踏足社會，懷揣的公平和夢想，是要成為導演編劇、成為科學家和職業經理人，是想用自己的勤奮和智慧，換取應該得到的果實。 她們應該有閃閃發光的明天。

性別上固然弱勢，但弱勢不應該是反反複複被拷詰甚至侵犯的原罪。

現實骨感。放在當下，肉眼可見的，史航之流很難被錘死。以前沒能錘死，以後也很難。

留下的問題短期內依然不可解。大部分女性還得繼續展示「高情商」，試圖隱藏自己的憤怒，甚至麻木神經，在一次又一次地服從性試探中去習慣這種性別凝視。

當我們改變不了更多人的時候，不如改變一下自己。

有些自以為是，一廂情願的情話，你不希望第三個人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說。

那建議這深深情愫，還是止 於唇齒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