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城市中產家庭，無論是大人還是孩子，很可能也“沒有工人階級的朋友”。

01

有一段時間，我住的這個樓在修補外牆，以及清洗玻璃。

某日，我家朝南的落地大窗戶外，出現了兩個掛著桶的“蜘蛛人”。他們身形精幹，黝黑結實。我打開窗戶，遞了兩瓶裝礦泉水。一個小夥子，微微一笑，唇紅齒白。這種笑容掛在半空中，很有明星範兒，讓人印象美好。

轉天，他們到了我家南麵的陽台邊，是三個人，我聽著他們掛在那兒聊天。年紀大點的一個員工說，有別的公司拉他們去，一天600塊，比這個公司多100塊錢，福利也更好。

又過了一天，我到地下車庫開車。在車庫入口，有個小夥子坐在長椅上抽煙。晚春的南方天氣裏，他光著膀子，一身薄薄的油汗，肌肉線條分明。旁邊是一堆沙子，一根扁擔和兩個篷布兜子。肯定是哪一家正在裝修，他得把卸在路邊的一卡車沙子，一擔一擔挑上樓。顯然他挑過一陣子了。這時是上午9:30，我11:30回到原地，沙子已經快挑完了。

這一上午的孤獨勞動，讓小夥子飽滿的一身肌肉，明顯變得幹癟了許多。我從不知道，短時間的強體力勞動，能讓一個人這樣起變化。

再過了一兩天，裝修垃圾堆放處，看到一部載重2.5噸的卡車。一個中年司機，正往車上搬運廢舊板材、石材、鋼筋什麽的，哐哐哐聲音極響。換成以前，司機是另有裝卸工跟車的。

可以想象，為了多賺些錢，司機把裝卸活兒也兼了起來。我在院子裏繞圈子跑了一小時，哐哐哐的聲音一直沒有停。

不久後，我在小區不遠處道路上，看到一群工人正在開挖電纜溝什麽的，這群工人都在50歲上下。兩三天裏我注意到，並不是每個人都在幹活，溝裏有一兩個人在挖，三四個人是坐著喝水抽煙，他們輪流挖。

然後有一天，我問了自己一個問題，為什麽附近幹活的工人忽然多了起來？接著，又給了自己一個答案：我感到身邊的工人無處不在，是從那天給“蜘蛛人”遞上礦泉水開始的，是從旁聽他們在我家陽台邊聊天開始的。

工人並沒有變多，是我的關注點發生了變化。打一個不恰當的心理學比喻，為什麽一個男人上街，某天忽然他覺得，到處都能看到孕婦了？那是因為他的老婆懷孕了。

因為我跟工人有了一點近距離的接觸了解，才對他們更關注了。

02

現任英國首相蘇納克，在競選時經常回憶，“我從小在商店工作”“我在印度餐館當服務員……”但後來被人揭出老底，他在21歲時曾向人暗示，自己“沒有工人階級的朋友”。

這個身價數億的富翁首相，努力表達他對勞動者的熟稔，顯然有政治目的。不過，捫心自問，我身為城市普通白領，有沒有“工人階級的朋友”？似乎也沒有。

拿這個問題，向我上班的丫頭和閨蜜提問，她們認真想了想，很肯定地回答，沒有。她們沒有“工人階級的朋友”。其實，很多城市中產家庭，無論是大人還是孩子，很可能也“沒有工人階級的朋友”。

當然，你一定要說，電腦程序員和銀行櫃員就是工人階級，那也是對的。隻是，我這裏講的工人階級朋友，是指純粹靠原始體力吃飯的底層勞動者。

我的印象裏，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甚至90年代，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者之間的界限，似乎並沒有劃得這麽清晰。雖然那時候，一直強調消滅“三大差別”，但心理界限並不是那麽像今天這樣。今天的現狀，是雖有清晰的政治正確，嘴裏不敢說什麽，但心裏是鄙視的。

舉個例子，那個時候，在南方的城市，家家戶戶如果打製家具，基本上是備好木料，請木匠上門現做的。在長達一兩個月，甚至更長時間裏，城裏孩子與農村來的技術工人，有建立深厚友情的機會。當然，大人之間有一點界限，但是跟木匠也有比較友好深入的交流，也並不禁止孩子與木匠的生活討論。

我們家曾經兩三次打製家具。我小時候，對木匠的工具，以及家具的製作過程非常熟悉，木匠甚至會讓孩子比劃使用一下工具。比如木匠師傅就告訴我說，製作板凳是木匠學徒的基本功。小木匠“出師”之前，必須完成一隻小板凳。這個四腳板凳如果結實完美，經得起師傅的挑剔，就能夠“出師”了。

我在讀高中時，附近有一片建築工地。班上有一個學霸，帶我認識了一個年輕的民工。

這個民工是個退伍戰士，曾經是一名偵察兵。他經常拿出一個筆記本，按照上麵畫的招式，教我們打偵察兵“捕俘拳”。他還會吹笛子，每次拿起笛子來，就問我和同學，要聽傷心的呢，還是聽高興的？他不用曲譜，隨口就能吹奏，我估計是他自己即興譜曲。

那個時候，也有對農民工的歧視。當地百姓不叫他們民工，而叫他們“老民工”，再年輕也叫“老民工”，其中當然有貶義。但我們很年輕就有機會明白，不能那麽平麵地小瞧“老民工”，不能這麽看待這些外表粗糙肮髒的工人。

現在在城市，因為城市管理的需要，建築工地都用圍牆隔離了。建築工人都住在圍牆內、板房內，實際上跟本地居民是有很深隔膜的，更難融入當地的生活。

03

從前，從體力勞動者轉成辦公室白領，難度也大也不大。

我在銀行上班時，對桌的阿姨原先是碼頭裝卸工。當年，隻要是全民所有製單位，隻要你基本素質跟得上，人員是可以調動交流的。體力工作與白領的鴻溝，不是不可跨越。我還是從這個阿姨那兒才知道，裝卸工是45歲就可以退休的。

順便一說，現在職場上，再也不會有後輩稱前輩為阿姨叔叔了。現在人都喜歡年輕，所以無論年紀再大也是稱哥呀姐呀的。不過這個規矩，在體力勞動者那邊，應該不會改變。你年紀大了，體力不行，後輩叫你叔叫你爺，是很正常的。所以也不能說，白領年輕人很雞賊。

隨著技術革命的爆發，勞動的定義在發生變化，很多勞動會被AI替代。當然，操縱AI也算是一種勞動。但無論怎麽說，在勞動密集型行業，比如建築業、室內裝修業，很多體力勞動崗位，在肉眼可見的將來，是無法替代的。

過於細致的分工，使勞動更枯燥。過於講效率，也使勞動更無聊。像舊時代那樣，體力勞動者中的全才，越來越少了。

比如，從前的木匠師傅，膠水要自己熬，木匠甚至要身兼油漆匠。我妹夫、二舅都當過木匠，所謂心靈手巧是一個具象的詞兒。像我妹夫，曾經當過4年木匠，當年家裏的電熱水器，都是自己做的。我二舅是國營大廠裏的八級木工，更是無所不能，從小孩的鞋子，到家裏使用的煤油爐，到整個房屋的裝修，全部都是自己手工完成的。

我記得，福建三明當年有一個農民，甚至製作了一架飛機，飛了幾百米遠。如今在民間，勞動者中這種大師級巧匠，確實是少了。

所有的勞動價值，可以在市場上完全實現。其結果就是，手巧的普通勞動者，不怎麽被重視了。更不要說，那些單純靠力氣吃飯的勞動者。

這幾年隨著物流業的發達，快遞小哥似乎被人關心了一點。但有多少人知道，支撐快遞小哥的後台工人，勞動量有多麽殘酷。

前兩天讀了新書《我在北京送快遞》。作者胡安焉在物流公司分揀組裏，當過“倒包員”。每天夜班12個小時，一個月休息4天。晚上9點之前吃晚飯，到第二天清晨7點後才能吃早飯。他進去的頭一個月，體重就掉了十幾斤。他的一個同伴，在三個月內，體重從一百八十幾斤掉到一百三十幾斤。

再認真回答一下，我究竟算不算有“工人階級的朋友"。因為在前文，我謹慎講了“似乎沒有”，這是有原因的。

25年前，我在這個城市的第一套房子，是兩個姓蘇的木匠裝修的。他們是叔侄倆，從水電工、泥水工，到木製家具，都由他們包了。當然，泥水工是他們找來的。那個年紀輕的小蘇，有點耳聾，但手藝巧。此後20餘年，我們家的修修補補，還是叫小蘇來家裏。

因為他的聽力問題，每次給他打電話聯係，都特別費勁，但他做事靠譜啊。每次他都不肯收錢，但我是毛估著給工錢，200塊錢的活兒，給500塊錢。他今年大概有50歲了吧，他們這一群木匠，已經無法再接零工的活兒，而是在各家裝修公司之間遊走。

我和他這種關係，究竟算不算朋友？我確實沒有把握，也許隻能算是一種良好的雇傭關係。

我們雖然年年過勞動節，但很多人對體力勞動是鄙視的。對體力勞動者的尊重，是人類良心的起點啊。不然，我們過什麽五一勞動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