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評論認為，既然交戰雙方都沒有放下既定立場，目前俄烏根本沒有停戰和談的意願，對習近平來說樂得大作好人，勸和促談，聽不聽悉聽尊便，但是我作為“和平建設者”的形象更加鮮明，北京隻有獲利而無損失，何樂不為？
（德國之聲中文網）台灣“風傳媒”發表文章《習澤電話會談─俄烏照打，中國樂當好人》，作者孔令信指出，北京並未將俄烏和談做為第一優先的國際外交事務。整體來看，澤倫斯基選擇此時和習近平電話會談，顯示烏方有意化被動為主動。首先外交上爭取中方的支持就是要利用北京來“控製”普京。能夠讓俄力走上談判桌當然很好，若是不行也可以讓俄方有所顧忌，對烏方來說，壓力相對降低。
文章說，至於烏軍部署的春季大反攻，美方與歐盟的軍援並未完全到位，巴赫姆特的拉鋸戰也還在激戰中，烏軍對於春季能否大反攻還在未定之數，此時拉出北京來爭取軍援極大化與更多的時間讓官兵接受新武器的訓練。這對烏軍的實力強化不無助益。
作者說，既然交戰雙方都沒有放下既定立場，目前俄烏根本沒有停戰和談的意願，對習近平來說樂得大作好人，勸和促談，聽不聽悉聽尊便，但是我作為“和平建設者”的形象更加鮮明，北京隻有獲利而無損失，何樂不為？所以，習近平接了澤倫斯基的電話，談了將近一小時，引起國際的關注之後，後麵也就悄無聲息了！
改寫曆史：“六四”失憶症正在香港重演
《紐約時報》發表文章《中共正在抹殺香港的記憶》，作者林慕蓮指出，在香港這座科技程度很高的全球性城市，抗議活動曾在世界範圍內被直播。但如今當局不僅遏製未來的抗議，還試圖改寫香港的曆史。曆史修正主義——伴隨著對記憶的改變或抹殺——是一種壓製行為。這也是中國在暴力鎮壓1989年北京民主示威活動後使用的相同策略。然後逐漸實施國家引導的失憶症。政府先是大肆宣傳，將這些抗議活動定性為必須鎮壓的反革命叛亂。但許多年來，政府慢慢消除了公眾對其殺戮的所有記憶。
文章指出，失憶症的劇本包括通過“愛國主義教育”進行大規模灌輸教育。新的學校教科書稱，1997年被英國歸還給中國的香港從來不是英國的殖民地。曆史就是身份，挑戰香港人經曆的這一基本原則就是攻擊他們的身份。英國沒有在香港建立完全的選舉民主，但它留下了對公民價值觀、新聞自由和政治參與的頑強尊重，這些都為2019年的大規模抗議活動提供了動力。改寫曆史的行為動搖了這一遺產的基石，將香港人重塑為占領勢力的受害者，而不是自己命運的主宰。
作者說，在中國不能公開紀念遭到血腥鎮壓的天安門運動時，香港人每年自發地為在北京和其他地方被殺害和監禁的人們舉行守夜活動。現在，保持這座城市的往事記憶的重任，落在了新的香港僑民身上。
極權者如何心甘情願地棄權？
台灣“上報”發表文章《如何讓獨裁者放棄權力──談中國未來轉型的幾種可能（三之一）》，作者羽談飛認為，關於民主轉型的曆史論、階段論、文化論、國情論、素質論等任何推諉之詞，都屬於頑固抵禦轉型的掩耳盜鈴。因此，擺在中國今天的國家轉型問題，既不存在轉與不轉的問題，也不存在何時轉的問題，更不存在向何處轉的問題，唯一隻剩下如何轉的問題。
文章說，極權者是否願意棄權，主要決定於三點：（1）極權環境壓力是否超越了極權者的心裏承受程度；（2）極權者是否還尚存最起碼的人性道德；（3）極權者是否還具有正常的智力思維。如果極權領袖有意願，那麽說明他本人的包袱已經不是阻力，關鍵就是看極權係統的包袱阻力有多大。這個罪孽包袱主要包括反人類罪孽和特權腐敗罪孽的沉澱量。
作者說，根據領袖變革的三大約束障礙，請問今天中國，幻想領袖變革實現國家轉型的可能性還有嗎？因此，那種以不斷歌頌胡耀邦、蔣經國、吳登勝、德克勒克為引子來觸動頂層出現領袖變革的寄望，注定是一廂情願，即便胡趙陰靈回轉也隻能兩眼一瞪而無力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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