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2月21日，從新疆回到延安的西路軍將士合影
我們本專欄周一刊發和播出的文章《劉亞洲居然是美國中情局“黑名單”裏的“死硬”共產黨員？ 》中
介紹了中國內地的毛左們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給劉亞洲開列的四大罪狀之三是：“試圖借史喻今，借西路軍曆史問題的巨大分歧和爭議，從西路軍失敗中解秘、印證中央戰略決策指揮錯誤”。
但事實上當時的劉亞洲之所以對“西路軍”史有著特殊的興趣，首先是為了實現自己嶽父李先念的遺願。
一篇題目為《西路軍：那段曾經被遮蔽的曆史》的黨史文章概括說：西路軍，在中共黨史上幾乎成了“悲壯”的代名詞。1936年10月，以紅四方麵軍主力的2.18萬人西渡黃河，後被命名為“西路軍”。在僅150餘天時間裏，這支軍隊在河西走廊血戰到幾乎全軍覆沒。除400多人在陳雲、滕代遠接應下到達新疆外，7000多人陣亡，被俘遭虐殺活埋5600名，最後被營救陸續回到延安4700名，2000多人流落西北各地，2000多人輾轉回到家鄉。
劉亞洲主持國防大學工作期間最為敬重的軍史專家朱玉教授介曾介紹說：“當時紅四方麵軍有4萬多將士，戰鬥力最強，而西路軍的兩萬多名將士，都是從土地革命時期的血與火戰爭中殺出來的骨幹和子弟兵，占當時紅軍總數的2/5強。”
這個朱玉教授是中共解放軍中僅有的幾個獲授中將軍銜的軍史專家，是徐向前元帥回憶錄《曆史的回顧》執筆人和《徐向前文選》及《李先念傳》（上卷）的主編。
中共黨史上對“西路軍”的評價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之前一直都是遵行毛澤東的定論。1937年12月，毛澤東在召見李先念等西路軍所剩部分領導人時評論說：“西路軍的失敗，主要是張國燾機會主義錯誤的結果。他不執行中央的正確路線，他懼怕國民黨反動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國主義，不經過中央，將隊伍偷偷地調過黃河，企圖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塊地盤稱王稱霸，好向中央鬧獨立。這種錯誤的路線，是注定要失敗的。”
對如此不顧事實，甚至完全是顛倒黑白的論定，李先念及徐向前等少數僥幸活了下來的前“西路軍”將領為了“顧全大局”而隱忍了40多年，直到1980年，日後被中共黨史、軍史界譽為“給西路軍正本清源第一人”的朱玉撰文《“西路軍”疑》，才為還原西路軍的曆史真相打開缺口。
如上故事如果詳細介紹至少也要數萬字篇幅，這裏隻能跳躍式地簡述一下。
1980年12月2日，此前不久才被安排到徐向前元帥辦公室任職的朱玉以“竹鬱”筆名寫就了短文《“西路軍”疑》，因為話題敏感，在曾經的紅四方麵軍老戰士、時任成都軍區司令員陳明義的支持下，幾千字的文章印了若幹份，以“為修改戰史提供參考”的名義，發到紅四軍的老幹部手中。此後，朱玉又發表了《把曆史的內容還給曆史——西路軍問題初探》和《被否定的曆史和被曆史的否定》兩篇文章，都僅限於在內部發行的刊物上發表。
與此同時，朱玉的這篇《“西路軍”疑》，出現在鄧小平眼前。鄧小平對文章非常重視，將《“西路軍”疑》批給了李先念。李先念被朱玉稱之為“西路軍的驍勇戰將之一”。
朱玉本人日後的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現在也沒弄清楚，小平同誌是從哪個渠道得到這篇文章的。”但劉亞洲弟弟劉亞偉的一個朋友曾經對筆者說，“圈子裏”的人都認為這事與劉亞洲有關，不排除是他鼓動自己的妻子或者大舅哥通過鄧小平的子女打通了關節。
當時的劉亞洲還隻是空軍政治部的營級幹事，其舞文弄墨的涉及領域正是從讀過了朱玉的《“西路軍”疑》而轉向軍史及其他軍事內容的。
當時擔任李先念秘書的程振聲回憶說：1983年2月，李先念主持起草了《關於西路軍曆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文中明確說：“……西路軍執行的任務是中央決定的。西路軍自始至終都在中央軍委領導之下，重要軍事行動也是中央軍委指示或經中央軍委同意的。”
在起草《說明》的過程中，李先念曾選出29份重要電文，先送陳雲閱——陳雲是1936年冬從共產國際（莫斯科）專程赴新疆迎接西路軍的，是這段曆史的知情者和重要見證人。陳雲的秘書朱佳木回憶，1982年2月的一天，李先念到陳雲住所參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後，留下來和陳雲單獨談話，又提到西路軍問題。陳雲說：“西路軍是當年根據中央打通國際路線的決定而組織的……西路軍問題是一件和自己有關的事，我今年77歲了，要把這件事搞清楚。”
鄧小平看了李先念的《說明》和陳雲的表態信後，於1983年3月22日批示：“讚成這個《說明》，同意全件存檔。”程振聲解釋說：“‘全件’是指當時還選送了一批電報在內，當時的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圈閱同意了這個《說明》。”
但是，即使是鄧小平對“西路軍“的曆史已做出公開表態的情況下，當年對”西路軍“的重新評價仍有巨大阻力。1984年，八一電影製片廠拍攝電影《祁連山的回聲》，僅因片頭解說中有“西路軍奉中央軍委命令，西渡黃河，打通國際路線”一段，便被責令將拷貝全部收回，砍掉這幾句話後再發行……。
更有甚者，1991年，黨內理論左派把持的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卷）出版，對西路軍問題，仍沿襲此前毛澤東的定論。李先念得知後，非常生氣，他當即給中央黨史工作小組的領導人寫了一封信，嚴厲斥責說：“‘幾十年來一直說‘西路軍是奉張國燾之命西渡黃河的’，甚至說‘西路軍是張國燾擅自組成的’，‘西路軍是張國燾錯誤路線的犧牲品’，等等……現在中央正式出版的黨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筆法，對得起壯烈犧牲的1萬多名西路軍將士嗎?!”
不得已的情況下，時任中共總書記江澤民親自出麵安撫李先念，責令中央黨史研究室有關負責人做出檢討，，而已經印刷的書籍被悉數收回，修改、重印。
有黨史資料記載說：直到臨終前的幾個月，李先念還經常向劉亞洲及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西路軍悲壯的一幕：戰士們自動排成左右兩排厚厚的人牆，掩護李先念、程世才和軍部機關從中間通過。敵人的子彈一排排地射來，許多指戰員倒下去了，鮮血染紅了通道……。”
臨終前李先念還叮囑守候在身邊的兒女劉亞洲等人：“再讓國家花一次錢，把我的骨灰撒在祁連山。”
1992年6月21日，此前先後擔任過國務院副總理、黨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的李先念病逝於全國政協主席任上，享年83歲。
1992年7月2日上午,劉亞洲等眾子女和李先念身邊工作人員隨同嶽母林佳楣乘專機飛抵甘肅張掖軍用機場。而後轉乘撤骨灰專機掠進祁連山麓……。完成了李先念的遺願。回京後，劉亞洲就接到了任職北京軍區空軍政治部副主任的調令。
就在李先念去世當年，筆者在自由亞洲電台播發了《五十年前冤魂尚未昭雪，未亡人又成新鬼——李先念與中共西路軍恩仇記》一文。文中說：今年六月份辭世的前中共國家主席李先念，哀榮備至。但許多人並不知道，李先念一生中追隨中共幾十年，其中的絕大部分時間並不得誌，尤其是當年在毛澤東手下，一直是扮演著一位不敢多說一句話，更不敢多說半句話的可悲角色。原因就是他在三十年代曾是被毛澤東所排擠打擊的中共紅四方麵軍張國燾的舊部。
2001年11月7日，江澤民以總書記身份在徐向前元帥誕辰100周年座談會上，高度肯定了西路軍的曆史作用。這是繼1983年鄧小平、陳雲等中共十二屆中央常委明確表示讚同李先念《關於西路軍曆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之後，中共中央對西路軍所做的公開結論。而劉亞洲也正是在此大前提下才放手大寫特寫“西路軍”血淚史的。實在算不上是“離經判道”。
2015年底，劉亞洲與中共原國防部長秦基偉之子秦天一起，專程趕到紅軍西路軍古浪戰役烈士陵園，向烈士敬獻鮮花並默哀致敬。
當時的秦天剛剛從劉亞洲手下的國防大學科研部部長任上被提拔為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副院長。日後的秦天又擔任過武裝警察部隊參謀長和武裝警察部隊副司令員。
這裏要特別穿插一句，這個秦天雖然日後也未被習近平進一步重用，但在武裝警察部隊副司令員位置上超齡退役後，還是在今年三月被安排一第十四屆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委員的二線職務。 相比於這位武警退役中將，此前的劉亞洲以國防大學上將政治委員之身未滿65歲即被“一退到底”，至少可以證明習近平當時已經對劉亞洲“成見頗深”。
中國境內的毛左們批判說：“劉亞洲以研究曆史教訓為由，以此印證中央決策指揮錯誤是導致西路軍失敗的根源。劉亞洲借史喻今，質疑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決策指揮的正確性和權威性，並由此動搖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抵製軍委主席負責製，這才是劉亞洲主張研究西路軍曆史的真實目的”。
但如此“上綱上限”的評論內容實在是委屈了劉亞洲。
曾經擔任過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的李新生前在他的回憶錄《流逝的歲月：李新回憶錄》中披露過中共政權因人廢史的兩個例子，一是因“批彭”而掩飾軍史，一是西路軍事件。在揭露中共當年的官修“西路軍”曆史的謬誤部分，李新介紹道：甘肅高台平原大隊有不少西路軍當年失散下來的人，從他們那裏知道不少西路軍當時的情況。過去教黨史時，就知道西路軍是在甘肅高台地區被馬家隊伍打敗的，現在既然來到離高台不遠的地方，當然要去考察一番。
原來1936年，三路紅軍即將在陝北會師，黨中央考慮到陝北地方小，人口少，而且地瘠民貧，難以養活這麽多的部隊，決定向外發展。於是首先進行東征。東征軍對閻錫山作戰雖然取得勝利，而閻卻因此引來十萬國民黨中央軍入晉相援。黨中央為避免內戰擴大，便回師陝北。
隨後，又決定舉行寧夏戰役，向西發展，希望通過寧夏，到蒙古人民共和國取得遠方(第三國際和蘇聯)的援助。後來寧夏戰役計劃沒有實現，已經渡河的紅軍便稱為“西路軍”。
……紅四方麵軍的一部分於1936年渡河，完全是為了打寧夏，根據中共中央軍委的正式命令而行的，絕不是像《毛選》第一卷有關注解中所說的那樣，是什麽“張國燾的命令”。至於11月改稱“西路軍”，不但有中央軍委的命令，而且有中共中央的決定。
李新更具體地回憶說：我到甘肅高台考察時，對西路軍的原委尚不清楚，這些事情是到80年代才搞清楚的…..。我根據高台一戰的地形地物和殘垣廢壘，想象當年紅軍頑強奮戰的情形，既無限敬仰，又不勝感慨。我弄明白了這次戰鬥是1937年3月的具體日期之後，心中又極為憤懣。.
《毛選》中，毛主席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這樣寫道：“為敵人嚇倒的極端的例子，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紅軍第四方麵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這個路線的最後的破產。”可毛主席寫這篇文章的時間，是1936年，他怎麽能在1936年就預見到1937年西路軍的失敗呢？很顯然，這是毛著編委們幫助整理成這樣的。
李新還回憶說：（當年）“西路軍的前進、停止、後退、再前進等等，中央都有指示，而這些指示又都是根據黨的中心任務發出的。西路軍除很短的時間失掉和中央的電訊聯係外，凡能通電報的時候，都是按照中央的要求行事的。怎能把西路軍失敗的這筆賬掛在張國燾的頭上呢？盡管張國燾的錯誤很多，“罪該萬死”，也不能如此對待呀，更何況西路軍有兩萬多人呢！無怪乎徐向前、李先念等人和西路軍所有的同誌都對此始終不服……。
李新在回憶 錄中總結道：“對於黨內鬥爭如此的複雜而殘酷無情，我此時才有所領悟。”
相比於李新，當年劉亞洲在其有關“西路軍”史實的著述內容中，根本未著眼於揭露黨內鬥爭之殘酷無情角度，隻是更多著墨於西路軍犧牲將士們的慘死和幸存者的苦難。而這正是習近平在內部講話中所嚴厲批判的所謂“拿黨史國史說事”，“以偏概全，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把形勢說得一片漆黑”……。詳細的分析內容，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繼續。
(本期節目由高新主持及播講）
(文章隻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