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來，口罩是全國人出門必備的通行證，也是習以為常的穿戴。
2023年4月12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製疫情防控組發布《關於印發預防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公眾佩戴口罩指引（2023年4月版）的通知》：乘坐飛機、火車、長途車、輪船、地鐵、公交車等公共交通工具時，進入超市、影劇院、客運場站等環境密閉、人員密集場所時，建議佩戴口罩。露天廣場、公園等場所可不佩戴口罩。
口罩要求從絕大生活中取消，防控標記逐漸褪去。但在長久的規律下，慣性難以一時消除。
尚未刹住的慣性
口罩要求已經取消，高端百貨商場SKP的化妝品櫃員王凝，仍要全程佩戴口罩上班。正逢商場店慶期間，來消費的顧客絡繹不絕。長達十幾個小時，她必須戴著口罩跟顧客高頻交流，時常感到氧氣不足。她一直在等商場正式宣布員工不必再佩戴口罩的通知。
按照品牌方規定，王凝每天早上還要花二十分鍾化一套精致的全妝。然後戴著口罩上崗。
保險銷售員徐玲出門前依舊會隨手揣一個口罩。往日的規訓像印記一樣刻在心裏，一時很難適應它真的不存在了。到現在，她還會害怕進入哪個寫字樓時，因為沒有口罩被保安攔住。
徐玲是否需要戴口罩取決於她的客戶。有一次，她去大興的薈聚中心跟客戶吃飯，飯後兩人坐著聊天時，正趕上中午用餐高峰來臨，一大波人湧進餐廳，客戶下意識戴上了口罩。出於某種禮貌，她也跟著從兜裏掏出口罩戴上。
2023年4月12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製疫情防控組發布《關於印發預防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公眾佩戴口罩指引（2023年4月版）的通知》：乘坐飛機、火車、長途車、輪船、地鐵、公交車等公共交通工具時，進入超市、影劇院、客運場站等環境密閉、人員密集場所時，建議佩戴口罩。露天廣場、公園等場所可不佩戴口罩。
對於新規的理解，人們往往不盡相同。一名央視工作人員表示，同事們仍在按照之前的規定戴著口罩進入大樓，原因是“上麵沒說可以不戴”。
口罩曾是外賣騎手上線接單的硬性要求，如果不戴口罩，平台的人臉識別係統則無法通過。新規之後，大部分騎手依然選擇戴口罩送餐。何婷婷就是其中之一，她說，主要還是怕感染，一旦發燒會影響賺錢。另外，騎車時口罩也能起到擋風的作用。
去年十二月份，北京處於新冠過峰階段，大量騎手因為感染而無法出門接單，餐品幾個小時沒人送成了普遍狀況，一度導致運力癱瘓。
2023年4月18日，多家媒體報道，北京地鐵已經取消對乘客佩戴口罩的強製要求，廣播提示語從“請您全程佩戴好口罩”，改為“建議您全程佩戴好口罩”。那一天，一位博主信誓旦旦來到地鐵亦莊線小紅門站，特意拍下自己乘坐地鐵的過程。
他對著鏡頭說：“三年來，這是第一次不戴口罩坦坦蕩蕩往裏走，我看有沒有人要攔我。”
順利上車後，這位博主發現，裏麵90%的人都戴著口罩。
實際上，北京地鐵對口罩的管理在這之前就開始鬆動。四月初的一天，萬書豪進站前發覺兜裏沒有口罩，他靈機一動，掏出一張麵巾紙，展開別在眼鏡托上，遮擋住了麵部。竟然順利通過了閘機，安檢員並沒有攔他。當時，地鐵裏所有人都戴著口罩，隻有他的臉上是一張會隨著呼吸上下飄浮的紙巾。坐了一會兒，他覺得自己實在有點滑稽，索性摘了下來。
悶熱的春末一天，北京東三環住邦2000寫字樓下停車廠門前，一名保安始終把口罩掛在下巴上；兩個食客坐在附近的美食廣場裏抽飯後煙，口罩同樣掛在下巴上。
北京電影資料館裏，直到影院熄燈後，陳丹才敢偷偷把口罩摘掉。她是一個電影愛好者，每當資料館放票的日子，她都定鬧鍾搶票，有時一天能連看三場。她說，以前管得嚴的時候，即使電影開場，也有工作人員進來巡視，提醒座位上的觀眾戴好口罩。
隨著電影結束，燈光再次亮起，所有觀眾從黑暗中浮現，她緊忙把口罩重新戴上。她害怕自己的麵容突然暴露在光亮下。
口罩依賴症
在杜鵑家裏，口罩就放在門前的鞋櫃上，出門前隨手戴上口罩成了她的肢體記憶。這位28歲在北京工作的白領，曾擁有各種卡通聯名款口罩，根據穿搭風格更換不同樣式。她購買過最昂貴的一款口罩，一支要六十多塊錢，具備防曬功能。
如今，佩戴口罩給她帶來更多的是某種心理上的安全感。
前幾天下班，她因為專注於跟同事聊天，沒戴口罩就進了地鐵。當她偶然從手機黑屏中看到自己裸露的臉時，心裏頓時升起一陣巨大的尷尬，“那感覺就跟沒穿衣服一樣”。出站後，她像往常一樣給沈陽老家的母親打電話，提到剛才坐地鐵沒戴口罩，母親驚訝地說道：“你瘋了嗎？為啥兜裏不多揣幾個。”
有時，杜鵑在世貿天階附近的公司樓下抽煙，遇到有人過來問路，她第一反應就是先把口罩戴上。她無法接受兩張沒有遮擋的臉麵對麵交流，這讓她感到恐懼。
劉雨萱曾在公交車上因為口罩和人大吵一架。早上九點多，她從朝陽站乘坐431路公交去往東風北橋。落座後，協管員讓她戴上口罩，她不解地問，地鐵已經不要求了，為什麽公交還讓戴？兩人爭論時，一個中年女乘客說道：“你快閉嘴吧，少噴點。”劉雨萱形容，那語氣就像指責她不戴口罩說話，仿佛是在散播病毒。
吵架以司機停車勸解而告終。當車內重新恢複平靜，劉雨萱才感到一種強烈的不適。就像是參加網絡罵戰，其他人都是匿名，隻有沒戴口罩的劉雨萱是實名。為了轉移注意力，她拿出手機開始處理工作消息。
三裏屯太古裏商場，庫管員趙剛同樣不適應摘掉口罩。他所在的潮牌服裝店共有十名店員，雖然商場沒有明確通知，但大家都慢慢摘掉了口罩。倉庫平時少有人走動，覺得憋悶時，趙剛最多把口罩拉到下巴上，有店員進來拿貨，他本能地再把口罩戴好。
甲流盛行時期，很多店員都出現了咳嗽和流鼻涕的症狀，大家依舊坐在一個小方桌上吃午飯。過了幾天，趙剛開始發燒，他撐到下班，回到家一量，39度多，“走路都發飄”。他承認，自己堅持戴口罩並不是為了阻擋病毒，單純是因為不戴不習慣。
即便地鐵已經取消對乘客佩戴口罩的要求，對趙剛來說，不戴口罩出現在人流密集的空間，是一件需要承擔極大心理壓力的事。如果沒有口罩，他寧願放棄乘坐地鐵。
趙剛的兒子今年三歲半，由河北老家的父母帶著。他記得兩年前剛給孩子戴上口罩的樣子，因為不適應，這個一歲多的小生命隻要一戴口罩，就會張大嘴巴，轉為用嘴喘氣，“從外麵看一鼓一鼓的”。過了幾個月，小娃才學會如何在佩戴口罩的情況下正確呼吸。
三年防控占據了趙剛兒子生命的大部分時光。出門前，孩子會跟奶奶主動要口罩戴。這個三歲多的孩子還養成了監督意識，如果大人沒戴口罩，坐在嬰兒車裏的小人會向奶奶舉報：“你看爸爸把口罩拿下來了。”
有次，趙剛抱著兒子逛超市，因為天熱，他趁著人少把口罩掛在了下巴上，兒子看見後，一把給他擼了上去。這都源於奶奶的教育：“外麵有病毒，不戴口罩不讓出門。”
成年人杜鵑覺得，徹底摘掉口罩，需要一個脫敏的過程。
模糊的界限
取消口罩要求之前，1999年出生的萬書豪曾多次試圖和公交管理員辯論。晚高峰時段，他故意不戴口罩擠上從定福莊開往慈雲寺的快2公交。被協管員發現後，他理直氣壯地喊道：“我沒有口罩戴什麽戴。”上車之前，他甚至設想過，如果發生衝突，自己就能上熱搜了。
結果，對方隻是用疑惑的眼神瞪著他，再沒吭聲。
早在今年三月份，胡昭行就開始不戴口罩乘坐地鐵。每當工作人員給他提供口罩，並要求他戴上，他都會把口罩揣進兜裏，謊稱一會兒就戴。久而久之，胡昭行產生了搜集的愛好，那段時間，他每個口袋裏都裝著不同地鐵線路贈送的口罩，1號線，6號線，7號線，14號線……
他本來想用馬克筆在口罩上標記出線路和站名，以後辦個展。隻可惜，沒等搜集多少，地鐵站再也不給口罩了，而是直接放行。
戴與不戴之間，似乎存在一條模糊的界限。為了不戴口罩，打工人陳斌選擇打車出行，他說，很少有網約車司機要求乘客必須佩戴口罩。作為代價，陳斌每月要在通勤上多支出2000元左右，占工資的五分之一。
有一次，北漂胡招行打完水準備上樓，進電梯後，一個大爺看他沒戴口罩，順勢把門一檔，非要讓他出去。倆人耗了半天，大爺操著京腔逢人便說：“你們看著小夥子不戴口罩，在電梯裏放毒嘿。”等保安趕來時，胡招行已經坐在電梯裏打了兩局王者。他告訴保安，你們可以勸導，“但我也有不戴的權利”。
萬書豪一度覺得，口罩大概率是要一直戴下去的，因此，他還買了一家生產口罩的醫療公司的股票。另一邊，他又希望能早點解除對口罩的強製要求。他把這一操作稱為“風險對衝”。
口罩也有存在的必要。身為北京一家二甲醫院的內科醫生，59歲的王秀麗目睹過很多老年人感染新冠後，引起心肌炎、肺部纖維化、低氧血症等並發症，無法恢複。“我理解年輕人不戴口罩，但老年人抵抗力低，他們是弱勢群體。”
現在，作為傳染病的“風暴中心”，醫院依舊每周給醫護人員測核酸。
即使不在醫院，王秀麗仍保持戴口罩的習慣，她說，如果第二輪感染潮後果不嚴重，或者壓根就沒來，她才能完全放心地摘下口罩。
王秀麗的父親今年84歲，患有腦血管疾病和阿爾茲海默綜合征，長期臥床，由二女兒一家和一名全職保姆照顧。去年春節那天，王秀麗怕感染老人，她就站在門口，看著失能失智、躺在客廳的父親，她想了十幾分鍾，最後還是沒敢進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