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溫】澎湃｜她叫Kim, 在90年代的中國出櫃
在尿毒症排異藥物出現反應後，Kim的身體迅速惡化，免疫係統敗壞，體內多個器官開始衰竭。病情危在旦夕的時候，她做出的最後一個決定是不搶救。接下來是持續兩天的昏迷。2016年9月3日下午1點56分，46歲的Kim離開了人世。
陳亞亞是上海社科院的學者，研究領域包括女權主義。從她的朋友圈裏，我第一次知道了Kim的存在。Kim曾是陳亞亞學術上的合作者，作為1990年代就公開身份的女同性戀，Kim也是中國最早從事LGBT平權活動的人士之一。在這些之外，她還是個從17歲就開始流浪，孤身走遍中國和其他20多個國家的浪漫女孩。
Kim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為了尋找她的生命軌跡，我找到了她的朋友、親戚，還有一些曾和她萍水相逢的陌生人。我讀過更多文章，有Kim自己的作品，也有其他人回憶她的文字。我還翻看了她自己在社交媒體上留下的隻言片語。
“個體性的展現必須有表達自己的勇氣相伴隨，即使它是意味著我跟別人都不同。”42歲時，她曾在微博裏這樣寫道。
但這種不同到底意味著什麽呢？
出走
20年前，翟明磊第一次見到Kim，“短發，像個調皮的男生。”
光頭kim
1996年，他們認識不久，中國的城市改造剛剛起步，Kim找到新聞係畢業的翟明磊，邀請他去采訪一起拆遷自焚案。為此，兩人喬扮成死者妻子的親戚，一點點尋找這起街知巷聞卻從未見媒體報道的慘劇。
報道沒能發表，但這件事改變了翟明磊的一生。他從普通的銀行職員走上新聞道路，後來加入了其時如日中天的《南方周末》。即使他如今早已離開體製，卻一直輾轉在新聞業當中。
“某種意義上，是阿鄔（Kim）在流浪中獲得的勇氣扶持我找到了自己內心的聲音。”翟明磊在紀念Kim的文章中寫到。
Kim喜歡台灣女作家三毛，她曾對舅舅張禮仁說，三毛周遊50多個國家，她也要出去。後來Kim果真很少著家。舅舅覺得，Kim高二時父親離開Kim回寧波老家，是外甥女選擇流浪的根本原因。“念高中的時候她沒有安全感，中學裏開家長會，她爸爸從來不去，都是我姐姐去的，所以從小有逆反心理。”張禮仁說。
高三的時候，Kim開始有意地少吃東西，夜裏偷偷跑出去鍛煉身體。1988年高考結束後，17歲的Kim帶著平時攢下的200塊錢，獨自踏上了沿絲綢之路向西去的火車。在一篇遊記裏，Kim說，這一年的夏天才是她生命的起點。
這是她第一次離開上海。Kim一直走到了新疆喀什。睡車站，搭順風車，一路上得到很多路人的幫助。當然，也遇到過危險。她曾幾次險些遭到強奸。
三個月後回到家中，得知被廈門大學法律係錄取了，因為她遲遲沒有去學校報到，又被勒令退學。父母為此痛心疾首。Kim一個人提著行李去了廈門。憑著在流浪中學到的堅韌，打動了廈大校方，又被破格重新錄取。
但是，一年後，Kim還是離開了大學。翟明磊夫人曹霞幾年前寫的文章說，Kim對當時的教育質量很不滿意，“已經是八十年代末了還在用著五六十年代的課本”
Kim在自述中寫：“對那種把人當弱智的教育實在不耐煩。”
年輕時的kim
關於Kim從廈門大學退學的原因，版本不止曹霞提供的這一個。不管怎樣，1989年Kim離開了廈門，結束了自己的大學生涯。1980年代也跟著結束了。
“1989年之後，阿鄔是個人主義的代表，完全脫離集體。”翟明磊說，Kim選擇了一條自我放逐的道路。
退學後，Kim邊打零工邊流浪。在她的文章《一條漫漫的長路上慢慢地走》中，她寫到“當然吃了很多苦，但也有多得多的樂趣與收獲。”
“阿鄔對政治沒什麽興趣，但是很難逃避，總會有各種偶然的機會碰到政治。”翟明磊說。
宋昊明也一直在思考Kim的出走。宋昊明今年37歲，Kim生前和他並不相識。和我一樣，他也是因為朋友們紀念Kim的文章而對她發生了好奇。
每個人都有自己記憶中的1980代。1980年代對宋昊明而言，意味著理想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短暫興起與轉瞬即逝。時代的印記隻在極少數人身上才保持了下去，比如Kim。宋昊明希望為Kim編輯一本個人文集。
徒步、搭車、睡車站、借宿，Kim用這些方式在三、四年時間裏走遍了中國。1994年開始，她在廣州定居了兩年。但她畢竟和安定的生活無緣。她很快轉回上海，一年後又北上到了北京。
她一生隻有過兩份全職工作，都是在外媒做助理。這兩份工作都隻維持了一年左右。多年來，她靠翻譯和做自由撰稿人的稿費維持生活。Kim明顯對掙錢毫無熱情，她曾對朋友說，每月掙夠兩千塊錢，能維持基本生活，她就不工作了。
和中國社會物質選擇日益豐富的潮流相比，Kim再次選擇了一種逆流而動的生活，一種拒絕消費的生活。在別人看來，她的很多行為難免顯得古怪。為了逃門票，她可以從九華山繞進黃山。買菜的時候總是會隨身帶小型電子秤，防止小販的缺斤少兩。朋友準備扔掉的衣服她會接手自己穿。
90年代
2002年Kim和翟明磊共遊西塘時留下的照片上，兩人都是少年模樣，光頭，穿著寬鬆的T恤。Kim右手握煙，左手搭在翟的肩膀上，眯著眼，一臉痞氣。
KIM與翟明磊同遊西塘（2002）
翟明磊說，就在他們認識的前一年，朋友們形容Kim的時候，說她是一個留著長發，會穿花裙子，打扮得如花似玉的漂亮女孩。
轉折在1995年，25歲的Kim參加完在北京舉辦的世界婦女大會後，剃了光頭，打扮開始中性化，她似乎突然明白自己是怎麽回事了。
1995年，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當時正逢西方女性主義思潮和酷兒理論最為鼎盛時期。
不像同時期的女同誌，認為自己生病了，或對性取向羞於啟齒，Kim在自我身份認同上並沒有掙紮，也從不向朋友隱瞞。她介紹過大量同性戀電影給翟明磊。和她相處時，翟明磊會自然地模糊掉她的性別。翟明磊說，Kim像賈寶玉，對女性又憐又愛。
在2010年的一次采訪中，Kim說：“人不應該僅僅因為愛上了一個跟自己同樣性別的人就這麽淒苦、這麽淒慘。”
根據Kim的文章和《北京拉拉口述史》記錄，1998年，Kim曾參與創立中國第一個女同誌工作小組“北京姐妹”。
同年12月，全亞洲女同誌會議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辦，Kim是唯一參會的中國人。Kim在一次性別論壇上回憶了那次的參會經曆，她說：“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改變了我的人生”。
“如果一個人，在成長的過程中，一直以為她是一個與眾不同的人，有著見不得人的秘密，那麽，她長大以後，心理健康的可能性就會大打折扣。至今還有太多的女同誌，認為愛上一位女性是一種病。”她解答了自己曾有的疑惑——為什麽遇到的女同誌的心態都不是很健康。
Kim了解到，10年前菲律賓情況比中國更糟糕，由於是天主教國家，婦女地位普遍地下，女同性戀的處境可想而知。
Kim是懷著滿身的豪情和信心回到北京的。
“北京姐妹”一直存活到2001年。Kim是這個中國首個女同誌NGO的核心和支柱。
2006年認識Kim的時候，陳想起隻知道她對佛教很有研究，後來才知道Kim在上世紀90年代曾在女同誌權益領域做過那麽重要的事情。但Kim本人很少提起這些事。
疾病
2013年，陳亞亞和Kim因合作LGBT的公益項目而結識。在她眼裏，Kim從未表現過悲傷，也極少談論自己的事情。她熱愛美食，尤其是寧波菜，偶爾發起聚餐，一直表現得很樂觀。
中長發 kim
Kim曾患有躁鬱症。翟明磊曾聽到Kim做中醫的父親無不遺憾地說，別人的病他能治，自己女兒的病卻治不好。
2005年，翟明磊邀請Kim一起創辦一本雜誌。他們好久沒見了，Kim高興地答應了。不久，翟明磊就開始發現Kim的異樣。在一場講座上，Kim對演講者提出語無倫次的問題，之後的幾天一直亢奮，睡不著覺，直到她的體力和意誌都無法支撐。
等Kim情緒穩定後，翟明磊把她送上了去北上的火車。在西安的寺廟中，Kim對佛教產生了信仰。
2007年，Kim去緬甸修行，在叢林中長時間地禁語。原本一年的修行計劃因緬甸僧人暴動中斷後，她被迫回國，隨即被發現患上尿毒症。
Kim告訴翟明磊，1989年，她在緬甸邊境流浪時曾遭到毆打，導致腰部受傷。這可能是病因。
生病後，Kim必須每周做三次血透。對無法接受拘束生活的她來說是極大的折磨。一次血透要持續4-5個小時。患病的老人與年輕人躺在大開間的血透室裏的病床上，節能燈把病房照得又白又亮，鮮紅的血液從管子裏流出來，在機器裏慢慢轉上一圈，病人的臉色黯淡下來。
走出血透室，Kim笑著對朋友金燕說，一天要吃十幾個雞蛋，才能把蛋白質補回來。她用推子將頭發剃幹淨，金燕看到了她脖子上各種切口，小小的，是做血透留下的疤痕。Kim說自己身上已經沒有什麽地方可以插管子了。
“死對她也是一個很大的誘惑。”翟明磊說，Kim曾考慮過自殺。有三個月，她脫離了所有朋友，獨自一人在北京租房，每天看樓下都會有跳下去的衝動。
“她膽子很大，死並不怕。但在佛教裏麵，自殺會造成很多孽債，還是沒辦法得到解脫。第二，她對紅塵還是有眷戀。”翟明磊說。
接下來的日子是黑暗的，也是驚悚的。在公立醫院排隊換腎等了四、五年後，Kim等不下去了。2012年，為了治病，家裏賣了上海的房子，花了30多萬在黑市買了一個腎。
“她是不會去求人的。”Kim的表姐孫鳳英認為，Kim完全可以想辦法借錢，這樣就不用賣掉上海唯一的住房了。
黑市換腎是一個成熟的係統。每一步、到哪裏、和某個帶著口罩帽子的人接頭，整個程序走完，沒有一張麵孔會出現在這個係統中。最後時刻，Kim獨自前往山東某個小鎮破舊的旅館中，在手術台上躺下，失去知覺……再次睜開眼，地點已經切換成北京某家醫院的病床上。她精神不錯，身體裏被安裝上了一個新的、健康的腎。
沒人知道Kim從別人的身體裏獲得一顆內髒後的心情。畢竟，黑市中的腎髒交易和她過去的經曆與當時的信仰都有嚴重的衝突。她如何麵對身體與疾病？又如何處置求生的本能與倫理和信仰的衝突？我能夠看到的隻是故事的結局。即便是對最親近的朋友而言，那些年Kim的生活也更像是個謎——也許說是迷宮更合適些。她遠離親朋，離群索居，有著與眾不同的生活方式，獨自做出生死抉擇並穿過陌生而詭秘醫療黑市，帶著別人的器官回到了上海。
離開
在上海長樂路的一個老式小區裏，居住了三年的Kim留下一個神秘而模糊的形象。鄰居們隻見她出入頻繁，但幾乎不與人交流。今年她明顯地消瘦了，臉色很差。
“她怪怪的，也不和我們說話。沒結婚嘛，總是和正常人兩樣的。一個女人結婚生孩子都是有階段的呀，她都沒有。”住在她對門的一個鄰居說。
一位中通快遞員對她印象深刻，電話裏，Kim的聲音十分甜美，像是20多歲。Kim個子矮小，常年穿著素色長袍，頭發極短。其他住戶對快遞員說，她是一個尼姑。
她已經遠離社會運動、LGBT群體、學術圈、媒體圈甚至是大多數朋友。但一個月前，翟明磊做了一個夢。醒來後，他對妻子說，Kim堅持要走。
幾年來，Kim一直服用抗排異藥物，防止自身免疫係統和外來移植器官發生排異。幾次與鬼門關擦肩而過，她開玩笑對舅舅張禮仁說，自己的命很硬。但幾年後，排異反應仍然發生了。
表姐孫鳳英說，出現排異後，醫生建議做血透，但Kim不同意。如果做血透，意味著換腎失去了意義。不做血透，就要服用某種抗排異藥物，可能會有嚴重的副作用。出現副作用的幾率為2%。2016年下半年用藥後，Kim的白細胞馬上為零，完全失去免疫功能，之後肺部感染，身體狀況惡化迅速。
她對孫鳳英說：“姐姐，我中頭彩了。”
2016年8月20日下午1點，救護車帶著Kim，從三級醫院上海中山醫院駛向二級醫院上海徐匯中心醫院。醫生彭曉白接手了對Kim的治療，驗血報告出來，血紅蛋白低得嚇人：一個成年女性血紅蛋白值的正常範圍應在115克到150克，而Kim的血紅蛋白值隻有30多克，她的血小板也偏低。
彭曉白覺得，“很可能是救不活的”。
Kim住的病房共六個床位，Kim是1號床。每天來看望她的朋友很多。這並不常見。陳亞亞第一次去探病時，在病房裏四處張望，就是護工招呼她的。
孫鳳英一直陪伴在旁照料她。事實上，在Kim住院期間，也隻有孫鳳英一位親人在旁照看。Kim和寧波老家的親戚幾乎斷了往來，她曾說過，再也不回寧波老家。
張禮仁來過一次。77歲的張禮仁提著一盒鮮牛奶和幾個鮮肉月餅顫巍巍地走進病房。那天，Kim沒什麽力氣講話，隻說了句“儂當心點”。
心髒不好又有高血壓的張禮仁看著Kim吃一口月餅就滿頭大汗，眼淚流了下來。
一直以來，張禮仁都試圖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這個他眼中既出色又特別的外甥女。Kim把頭發剃光後，父親很不高興，問她，“你女孩子怎麽剃光頭？”張禮仁當時插嘴：“這是明星頭，現在流行的。你們不是喜歡男小孩嗎？”他記得，Kim出生後，重男輕女的的祖母經常忍不住會罵她。
“人家都說我外甥女很可惜啊。如果好好的，將來會很不錯的。”電話裏，張禮仁語氣低落。
彭曉白覺得Kim和其他病人有些不一樣，麵對如此嚴重的病情，她顯得異常淡然。孫鳳英感慨：“能到這一步，她肯定是很固執的。”
Kim移植的腎慢慢壞死，其他髒器也開始衰竭，病情迅速惡化。孫鳳英問她，萬一到了很危險的時候，醫生建議插管搶救，你有什麽想法？Kim做下人生最後的決定，“不要搶救。”
她並不是第一次覺得自己在逃避生活。很多年前，她剛剛獲知自己得了尿毒症時，曾對翟明磊說：“老天爺讓我生這個病，是讓我不能逃避，因為我什麽都可以逃避，但身體無法逃避。”
2016年8月31日上午10點多，她開始大量嘔吐，第二天晚上進入昏迷，體溫和血壓偏高。9月1日，翟明磊與她說話，她毫無反應。朋友芮冰從美國趕到上海時是9月2日晚7點半。芮冰叫喚了她一聲，她奇跡般地睜開了眼睛，但很快又閉上了。
9月3日上午，Kim的情況轉危，開始吐血。下午，心跳和呼吸出現問題。按照Kim本人的意願，醫生沒有對她進行插管搶救。13點56分，Kim的心跳停止。
Kim死了。她的死就像一粒小石子落入深潭，連水花都很少濺起。從1995年起，頭發越來越短、打扮越來越男性化的Kim，在親戚眼裏始終是格格不入的。離世時，身邊唯一的親人是表姐孫鳳英。Kim死後，孫鳳英向她寧波老家的親戚詢問，骨灰是不是要放回老家？沒有人表態。
18歲離開大學後，除去兩年全職經曆，Kim一直是自由職業者。在陳亞亞關於Kim的回憶文章下麵，很多人都在透過Kim的遭遇，討論LGBT群體的生病和養老問題。多數人都很悲觀，讓陳亞亞覺得有必要解釋幾句。
“我第一次去看Kim時，確實隻有護工在，但並不是說她身邊隻剩護工，跟表姐聊的時候，她說有很多朋友來看過。有朋友在旁邊守了幾天，有朋友特地從美國飛來探望；有剛認識的朋友從北京趕來照料，Kim的同學也輪班來看，為給她輸血而輪番獻血（醫院規定有人獻血才能輸血）——其實有家人的，也並不是能時時守在一旁，如果沒有人分擔，一樣會不堪重負。大家有擔心是正常的，但不必太過憂慮，通過朋友和社群來分擔是可行的模式，當然在加強聯係和如何分擔上還有許多要考慮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