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13時30分許，4名年輕人在張家界天門山跳崖。經當地公安部門查明，4人為自殺。這幾個年輕人，均在外務工，最小的23歲，最大的也不過34歲。據警方向家屬透露，這4名死者通過群聊的方式溝通策劃，其中一名死者是帶頭人。他們以一種決絕的方式離開：在跳崖之前，四人服了毒藥，還從本子上撕下紙寫下遺言，遺書內容很簡單，隻有一句話，“本人***，具有民事行為能力，本人是自殺，與其他人無關。”遺書是4月2日寫下的。他們留給世界的最後一句話來自其中一人的朋友圈——“你好世界，再見。”
事件發生後，有人感慨“貧窮導致的磨難太多太多了”，有人說“活著比跳下去難”，還有人反問“現在的年輕人，讀了很多書，卻是那麽脆弱，不去闖關，先選擇逃避，這是為啥呢？”但讓人意外的是，關注度如此高的社會事件，竟然沒有成為熱搜，迄今也未見主流媒體發聲。
4月8日，三聯生活周刊在公眾號推出《天門山跳崖：四個決絕赴死的農村青年》一文，最大限度還原了四名自殺者的生平與家庭背景。該文寫道，“如果要尋找四個年輕人身上的共同點，貧窮帶來的磨難以及不斷新添的變故或許是他們的共性。”
彭誌軍，33歲，家在河北省邯鄲市的李穀駝村，兄弟姐妹四個，在家排行老三，個子不高，不超過一米七，人看起來很瘦，也不愛說話，在李穀駝村，彭誌軍家條件在村裏算是差的，初中沒畢業就出去打工。十多年前，父親身體開始出現問題，不能再幹零活了，隻靠種地，因為家裏窮，老二也沒娶上媳婦，他和二兒子、彭誌軍住在一起。村裏人都知道彭誌軍結婚難，因為家裏根本付不起天價彩禮。
陳婷，23歲，出去打工之前，她一直生活在四川內江的一個村子裏，個子很小，人也瘦，外表上看來，陳婷並不是內向的人，她很愛笑，笑點低，也愛幫人忙。初中時學校為了提高升學率，成績不好的她被勸退。父親去年得了癌症，一直在化療，治療費用是筆不小的開銷，苦苦謀生的母親對其缺乏照顧，出事前與家人聯係了兩次。
張財睿，23歲，家在福建省德化縣，十多年前父母離了婚，父親五十多歲，兄弟六個，他是老四，因為家裏窮，兩個四十多歲的弟弟現在都沒結婚。
劉誌永，34歲，家在河南周口市沈丘縣的一個村子，有一個姐姐，一個妹妹，兩人都已出嫁。早在20多年前，母親就去世了，父親多年前中風，行動不太方便，奶奶已經90多歲，兩個人住在一層的老房子裏，守著半畝地生活。上個月請了三四天假，專門從廣東回了趟老家看了父親，跟家人提到想去外麵旅遊玩一下，因為情緒低落。
當四個決絕赴死的農村青年短暫的人生圖景呈現在公眾麵前時，人們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他們都家庭貧困。但僅僅這樣的歸納總結就夠了嗎？
詩人餘秀華在個人微信公眾號談到這一事件時說，“他們也許更多的是精神的孤獨，甚至孤立，長期努力而得不到生活甜頭的焦慮等等，所有的一切都是猜測，都是我們從這個時代的病症上推測出的不確定的因素。”她進而結合自身的經曆和精神狀態將問題歸結於現代教育。“它（現代教育）讓我們的知識越來越多，知識麵越來越廣，但是恰恰是對知識，刻薄一點說對學曆的追求把‘德’擠到了角落，讓人們在掌握了許多知識後反而不會自處了，沒有‘儒’了，人們都急切地想用金錢證明自己的價值，而國家的，市場的經濟運轉又恰恰讓富裕成了一個窄門，不是所有人想進就能進的。”
當金錢成為目的而非工具，人自然而然便從目的轉為工具。
也有人提出這起自殺案的疑點：他們雖然都在外打工，但他們之間有什麽交集，通過什麽契機，何種途徑聯係在一起，仍然是一個謎團。四個人有組織的自殺，這是一起公共安全事件。我們需要用證據鏈揭示他們自殺的動機，而不是簡單喟歎社會底層生活之艱難。換言之，我們需要對生命的逝去負責，從公共安全的角度做進一步調查，這是警方不可推卸的責任。因為，我們隻知道他們自殺，但不知道他們為什麽自殺。這四個人是個案，還是冰山一角？在這個過程中是否還牽涉更多的人？他們服的是什麽樣的毒藥？又是通過什麽途徑獲得的毒藥？這些信息碎片固然令人唏噓，但我們不能以情感代替證據。
除了教育問題和案件疑點外，因四人都來自農村，且都曾通過外出打工的方式嚐試在城市找到目標感和意義感，所以還有一個更大的命題值得追問：轟轟烈烈的農村現代化，到底是誰的現代化？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賀雪峰老師在《慢半拍的農村現代化》中提到，當前中國現代化的一個主要矛盾就是城市化，就是農民進城。當前的農民進城，既不穩定也不全麵。農民不是一次性進城，也不是全家進城，而有一個很長時期在城鄉之間的往返試探，這個往返試探的時間可能長達幾十年。從總體上講，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城市不斷擴張，越來越多農民進城並可以在城市體麵安居，就有越來越多進城農民不再需要農村這個退路。具體到每個農戶家庭，他們進城是否順利，卻仍然有很大不確定性，這既取功於他們個人努力，又要看運氣。城市提供的機會越多，進城農民機會就越多，運氣就不會差。即使少數進城農民運氣差，國家也比較容易提供社會保障的兜底。
此外，賀雪峰也提到了鄉村振興過程中“目中無人”的問題。“無論是農業農村現代化，還是鄉村振興，都首先應當是農民這個弱勢群體和農民中的弱勢群體的現代化和鄉村振興，任何將農民排除在外、驅趕進城的鄉村振興，都是本末倒置的，都是錯誤的。鄉村振興不是要為城市中產階級和文青小資提供休閑去處，而是要為缺少城市就業機會及難以在城市體麵安居農民提供農業收入就業，提供基本保障和最後退路。目中無人的農業農村現代化，排斥農民的鄉村振興，必須堅決製止。一個也許不是很現代卻對弱勢農民友好的農業和農村，是中國現代化中的大幸！”
值得一提的是，社科院學部委員張曉山亦針對鄉村振興發出警醒，“集體經濟之所以潰敗，並不在於它是集體經濟，而在於它蛻變成了幹部經濟，就是說集體經濟應該是集體成員，也就是咱們農村老百姓所有的、老百姓使用的、老百姓受益的經濟，結果是少數幹部來支配、使用、受益，如果說我們走到那樣的路，那就意味著我們的鄉村振興戰略走上邪路了。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錢從哪裏來，錢怎麽用，這涉及到鄉村的治理體製的改革、深化與完善。”
相約跳崖的四個年輕人以決絕的方式走完了自己短暫的一生，他們的共性絕不僅僅是家庭貧困、來自農村，以他們為載體還有很多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值得追問。就像幾年前人們關注的三和大神一樣，他們身上連帶出的問題並不會隨著網絡熱度的退卻而自動消解，反倒在城市化的熱潮中越來越成為很多年輕人不可承受之重。
記得周迅在電影《李米的猜想》最後有一段獨白，她說，“我們都不起眼，沒有人在乎我們。”相約跳崖的四個年輕人生前都很不起眼，沒有人在乎他們，但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悲劇，跟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著或多或少的關係。在感慨他們身上的共性——家庭貧困之外，不妨多問一句“然後呢”，不管能起到多大的實際作用，至少會讓他們最後問候的這個本就不美好的世界，因此變得好一點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