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賈擁民
均衡研究所學術顧問
浙江大學跨學科中心特約研究員
“孔乙己文學”引起了一些“讀書人”的共鳴。“少年不懂孔乙己，讀懂已是書中人”這種自我調侃的背後，也許隱藏著不少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麵對高達約20％的青年失業率時深深的焦慮和迷茫。
有人認為，問題出在年輕人放不下“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優越感。例如，有媒體稱，學曆的價值，隻有在創造性的實踐活動中，充分挖掘自身潛力的情況下才能得以實現。孔乙己之所以陷入生活的困境，不是因為讀過書，而是放不下讀書人的架子，不願意依靠勞動改變自身的處境。“長衫”是衣服，更是心頭枷鎖。一時的困難不等於一生的失敗。未來屬於青年，希望寄予青年。
這種說法當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僅僅號召年輕人脫下“長衫”，換上“短衣”；或者號召“孔乙己”去當“駱駝祥子”，肯定是不夠的。這種做法，一方麵無法回避“是不是那些自己穿了長衫的人，想忽悠別人脫下長衫？”的質疑，另一方麵也可能模糊了關鍵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的一個基本事實是，大學生似乎“過剩”了——這些年來，大學一直在擴招，根據教育部的統計，2023年的應屆大學畢業生將再創新高，達到1158萬，同比又增加了82萬人。大學生麵臨的就業壓力可想而知。
是的，供求關係變了，這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為什麽供求關係的變化，沒有帶來相對應的就業格局的變化。現在，對一般地受過大學教育的腦力勞動者的需求（以及普通白領的薪酬水平）相對來說下降了，對體力勞動者的需求（以及普通藍領）相對來說上升了。這種變化卻似乎對有些大學畢業生的求職意願沒有產生應有的影響——這是“孔乙己文學”流行的根本原因。
何以如此？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不妨將教育視為一種投資，從個人決策的角度來討論。
工資和受教育程度明顯正相關
眾所周知，教育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至關重要。而對於個人來說，之所以願意在教育上投資，主要是因為存在教育工資溢價；也就是說，一般而言受過更多教育的人，參加工作後可以獲得更高的收入。
以美國為例，根據著名經濟學家克勞迪婭·戈爾丁和勞倫斯·卡茨等人的研究，在20世紀，美國的教育工資溢價是相當可觀的。1915年的時候，多接受一年中學教育或大學教育可以讓自己的收入提高11％。在接下來的1915年到1950年間，不同教育年限的人的工資差距大幅縮小。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這個差距略有擴大，然後到70年代又再一次縮小。
20世紀80年代，各受教育年限組之間的工資差距又一次顯著擴大，90年代繼續溫和地增大。最後，到2005年時，多接受一年大學教育的工資溢價又大體回到了1915年時的高水平上。
中國也存在類似的教育工資溢價。網絡上流傳的不同版本的“大學畢業生起薪點”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
例如，北京大學“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狀況調查”課題組的報告稱，2021年博士、碩士、本科、專科畢業生的月起薪的算術平均值分別為14823元、10113元、5825元、3910元。
另據《2020年企業薪酬報告》，在疫情發生前的2019年，高中及以下畢業生平均起薪為3373元、專科畢業生平均起薪為4443元，本科畢業生平均起薪為5029元，碩士畢業生平均起薪為7057元，博士及以上畢業生平均起薪為9853元。
由上可見，從教育工資溢價來看，中國大學教育投資的回報是很高的，此外，一定的受教育程度（學曆證書）往往還與落戶、購房、報考公務員的條件、以及獲得特定補貼的資格直接掛鉤，因此有相當可觀的附加價值。
當然，關鍵在於，對教育的投資還要從個人層麵來看，因為平均數可能會掩蓋不少問題。
沉沒成本導致大學生不願脫下“長衫”
上述數字反映的是所有學校的情況，不同院校、不同專業之間都存在相當大的差距。
根據中國薪酬網的統計，在2022年，985院校的本科畢業生平均月薪為9088元，雙非院校的本科畢業生平均月薪僅為5724元。更重要的一點，上麵給出的數據，是不包括不就業的大學畢業生的。
對於這些學生來說，之所以決定不就業（包括決定考研或考公），直接原因是他們原先對教育投資回報的預期落空了。
我們不妨用不願意脫下“長衫”來概括這種情況。
根據梁建章等人的《2022中國生育成本報告》，中國家庭將一個孩子從0歲養大到17歲的養育成本平均為48.5萬元，從0歲養育到大學本科畢業的養育成本則平均為62.7萬元。在一定意義上，從個人角度來看，一個中國人在大學本科教育上的投資成本為14萬元左右。
從理性的角度來說，一個大學生，等到他大學畢業的時候，上述14萬元的投資支出就已經成為“沉沒成本”了——在進行就業決策時不應該再加以考慮了。但是行為經濟學研究告訴我們，現實世界中幾乎沒有人在決策時能夠完全擺脫“沉沒成本”的影響。
對於有的大學畢業生在就業決策時為什麽難以脫下“長衫”，我們也可以從心理賬戶與沉沒成本之間的相互作用來提出一個解釋。
假設某甲和某乙是高中同學，高中畢業後，甲考上了大學，乙則直接就業，從事某種體力勞動。四年後，甲從大學畢業，一時之間難以找到符合當初上大學時的預期的白領職位，但是可以找到與乙當前正在從事的工作類似的藍領職位。純粹從理性的角度來看，甲或許應該選擇接受這個藍領職位（也就是脫下“長衫”）。
但問題是，甲在考上大學時，就對“在本科教育上投資然後找到一份合意的工作”開立了一個心理賬戶，因此他會把不能找到合意的工作視為這個賬戶中發生的損失。
這裏的機製是這樣的，甲已經在大學本科教育上投入了14萬元，而乙則分文都沒有投入，如果甲也接受了與乙相同的職位，那麽他就會在這個心理賬戶的借方記入14萬元。心理賬戶是有“債務厭惡”傾向的，人們更喜歡有盈餘的心理賬戶。
這就是說，甲如果接受了與乙相同的職位，會導致他的心理賬戶出現14萬元的赤字，而這會令他非常不快樂。
在中國，這種心理賬戶的威力，還會因為傳統觀念的影響而加強。現在，我們的社會在看待“幹體力活的人”時，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戴著有色眼鏡的，許多人明裏暗裏地“鄙夷”體力勞動，認為隻有“坐辦公室的”才是正經工作，有文化的人不應該去做體力活。
當然，這種認知是落後的，藍領工作與白領工作隻是分工不同，並無高下之分。但在目前，這種社會認知會極大地強化了前述心理賬戶的力量（特別是學生父母的觀念，影響極大）。
更加重要的是，我們的社會還提供了一種激勵機製，使得沉沒成本不但不能快速貶值，反而會繼續積累，進而造成更大的影響。
下麵以《儒林外史》中範進的決策為類比，說明這種激勵機製對沉沒成本的促進作用。
社會激勵機製讓大學生更難脫下“長衫”
沉沒成本對決策的影響一般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因為沉沒成本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貶值。我們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理查德·塞勒舉過的一個例子來解釋。
假設你買了一雙鞋子。在購買的時候，鞋子看上去似乎很合腳，但是你穿了一天之後覺得不太舒服，然後在接下來的幾天裏，你試著繼續穿這雙鞋子，結果發現情況變得更加糟糕了，然而到那個時候，你已經不能把鞋子退回去了（因為鞋子已經有些磨損了）。
既然鞋子不能退回去，你購買時付出的價格就成了沉沒成本。塞勒給出了兩個推測。
第一，鞋子越貴，你勉強堅持穿它的時間越長；
第二，鞋子越貴，你即使不穿它，將鞋子留在鞋櫃裏的時間也會越長。
然而，不管沉沒成本有多高，這雙鞋子最終肯定是會被扔掉的（從長遠來看，沉沒成本終將會全額貶值，從而不會影響到決策）。因此，要消除沉沒成本對決策的影響，關鍵是讓它快速貶值。
前麵指出，有些人在大學畢業後不願意就業，是受到了沉沒成本的影響，如果沉沒成本能夠快速貶值，那麽它對就業決策的影響就會下降。但是“考公（考編）、考研”的機會及其相關規定會拖延沉沒成本的貶值。
範進是另一個“讀書人”的典型形象，他寒窗苦讀幾十載，一次又一次地參加科舉考試，飽嚐落第文人的辛酸和苦楚，到了50多歲仍然隻是一個童生，家中窮苦不堪。到最後範進終於中舉，結果樂極生悲發了瘋，幸虧他的屠夫嶽父一巴掌把他打醒。
範進每參加一次科舉考試，都是在教育上繼續投資，從而一次次增加沉沒成本。這一點一望而知。關鍵是，當時的社會為他這樣的隻在“八股教育”上投資的決定提供了極強的激勵。在這個意義上，範進的繼續增加沉沒成本的選擇可以說是完全理性的！
在《儒林外史》描述的那個世界裏，除了皇權，隻有官紳階層的地位才是穩固的、尊貴的，而且隻要進入了這個階層，錢財名聲等一切都會自然而然地匯聚過來。其他階層，哪怕是富戶、豪強，都可能跌落至底層。因此，對範進而言，隻要仍然有一線“中舉”的機會，就應該繼續投資、繼續考下去，而且考的次數越多，沉沒成本越大，也就越“值得”再考一次。
這種教育“投資”，已經與真正意義上的人力成本積累全然無關了，用現在一個很流行的詞語來說，這就是一種無效率的“內卷”，因為在這種教育的過程中習得的知識和技能，已經是沒有任何實用價值的。
現在有一些大學畢業生，之所以難以脫下“長衫”，可能麵臨著與範進類似的沉沒成本困境，尤其是當他們把希望寄托在“考公”上岸的情況下。
當越來越多的大學生不就業，而選擇“考公”
近年來，許多人變得越來越熱衷於進入體製；據說，有的地方，“不孝有三，無編為大”已經成了流行家訓。
眾所周知，這與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增大有關，而政府部門（包括國有企業）掌握了太多的社會資源；硬幣的另一麵則是，民營企業的生存風險增大，無法提供足夠多的“優質崗位”了。
有人曾經將當今的“考公上岸”類比為科舉製度下的“中舉”。這兩者有非常多的不同之處，但就導致沉沒成本無法快速貶值（甚至反而上升）的激勵機製而言，兩者確實有某種相似之處。
例如，公務員考試對“應屆畢業生”的優待，就特別容易激勵大學畢業生暫時不就業而去參加“考公”，從而加大其沉沒成本。
許多崗位都要求“隻限應屆畢業生”報考，而“應屆畢業生”實際上有可能包括了很多年的畢業生——除了畢業當年的那一年之外，在兩年的“擇業期”內，如果沒有落實工作（沒有簽訂合同、繳納社保），檔案又保留在原學校或者是畢業生就業指導服務中心或者是人才市場，那麽就仍然算應屆畢業生。
其次，服務基層四項目且目前未就業的人員，也可以報考限應屆畢業生的職位。“四項目人員”包括“大學生村官”、“三支一扶”（支教、支農、支醫和扶貧）人員、“大學生誌願服務西部計劃”人員和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教師特設崗位計劃等中央和地方基層就業項目人員，他們在服務期滿、考核合格後2年內，都可報考限應屆畢業生報考的職位。
再次，考上了研究生，那麽畢業後又可以成為應屆畢業生，繼續享受傾斜政策若幹年。現在為了將來“考公”而去報考研究生的人，也不在少數。
著名企業家曹德旺指出，大學生不就業，“是一件很嚴肅的事情”。他說，現在的大學生熱衷於考公務員，不肯進入製造行業，“因為來製造業要去培訓，要動手。他們不會做企業的事情。”因此，大學生“畢業就考公務員，因為公務員不要技術，隻需要磨嘴皮就行了。”
是的，中國的大學，由於入學要求非常嚴格，而且幾乎每個大學生都能夠順利畢業，大學本身就嚴重缺乏激勵大學生更加努力積累人力資本的機製了。如果大學畢業後，不斷“考公”考研，那麽必定會導致越來越大的沉沒成本，以致許多人越來越脫不下“長衫”。
在個人層麵，這可能會給個人帶來非常大的損失。而在宏觀層麵，當然會導致人才資源浪費、創新活力下降。
然而，在給定當前社會提供的激勵的情況下（政府掌握的資源過多，公務員作為一種職業的優越性越來越突出），不能把落入沉沒成本的陷阱這個責任，完全歸咎於大學生自身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