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想我們正處於一場新的冷戰之中。兩黨領導人都成了對華鷹派。風傳台灣將會發生戰爭。習近平發誓要主宰這個世紀。

我不禁思忖：這場冷戰會是什麽樣子？這一次冷戰會像上一次冷戰那樣改變美國社會嗎？

關於這場冷戰，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軍備競賽和經濟競賽融合在了一起。到目前為止，衝突的一個主要焦點是微芯片，這種小玩意兒不僅能驅動你的汽車和手機，還能引導導彈，對訓練人工智能係統也是必要的。誰主導了芯片製造，誰就主導了市場和戰場。

其次，地緣政治不同。正如克裏斯·米勒在他的《芯片戰爭》一書中指出的那樣，微芯片行業由少數非常成功的企業主導。90%以上最先進的芯片都是由台灣一家公司生產。一家荷蘭公司生產製造尖端芯片所需的所有光刻機。位於加州聖克拉拉的兩家公司壟斷了圖形處理單元的設計，這種部件對在數據中心運行人工智能應用程序至關重要。

這些瓶頸對中國來說是不可容忍的。如果西方能阻止中國獲得尖端技術，那麽它就能阻止中國。因此，中國的意圖是實現芯片自給自足。美國的意圖是在芯片方麵比現在更加自給自足，並建立一個排除中國的全球芯片聯盟。

美國的外交政策已經沿著這些路線迅速重新調整。在過去兩屆政府中，美國積極采取行動，阻止中國獲得製造最先進芯片所需的軟件技術和設備。拜登政府切斷的不隻是中國軍工企業，而是所有中國企業。這看上去是一種合乎常理的預防措施，但是換個角度來看又有些誇張：美國的官方政策是讓一個擁有近15億人口的國家變得更貧窮。

更讓我驚訝的是新冷戰對國內政治的重新安排。從亞曆山大·漢密爾頓1791年的《製造業報告》開始，一直有美國人支持產業政策——利用政府來加強私營經濟部門。但這種治理方式通常處於邊緣地位。

現在，當涉及到綠色技術和芯片時，它成了美國政治的中心。去年，國會通過了《芯片法案》，為鼓勵美國芯片生產提供了520億美元的撥款、稅收抵免和其他補貼。這一產業政策會讓漢密爾頓瞠目結舌，為之鼓掌。

在接下來的幾年和幾十年裏，中國將在一係列尖端技術領域，向自己的產業政策項目投入大量資金。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一位分析師估計，中國在工業項目上支出的GDP已經是美國的12倍以上。

在未來幾年裏，美國領導人必須弄清楚這些支出的效果如何，以及如何應對。這場冷戰的主力軍將是技術精英，甚至比上一場冷戰更甚。雙方可能都將在他們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公民身上投入大量資金——在民粹主義怨恨的時代，這是一種危險的局麵。

你已經可以開始看到一係列新的政治分歧。位於中心的是那些支持《芯片法案》的新漢密爾頓主義者——包括拜登政府和17名反特朗普派的共和黨人，他們在參議院與民主黨人一起投票支持該法案。

在右翼，已經有一係列民粹主義者在軍事方麵對中國超級強硬，但他們不接受產業政策。我們為什麽要把那麽多錢花在精英身上？你憑什麽認為政府比市場更聰明?

在左翼，是那些希望利用產業政策為進步目標服務的人。拜登政府已經對接受《芯片法案》支持的公司發布了數量驚人的命令。這些命令將迫使企業服務於一些與產業不相關的進步優先事項——兒童保育政策、增加工會、環境目標，種族正義等。與其說它是一個專注於提振芯片的計劃，不如說它尋求同時實現所有功能。

人們希望，隨著冷戰氣氛的加劇，我們的政治將變得更加嚴肅。在上一次冷戰期間，當美國人去投票時，他們意識到自己的投票可能生死攸關。這種感覺可能會再次出現。

在這個時代，治理國家需要非凡的、經驗豐富的政治家才能——運行工業項目，但不令其變得臃腫；在不引發貿易戰的情況下部分地去全球化經濟；在不羞辱中國的情況下穩步超越中國。如果中國意識到自己每年都在進一步落後，那麽對台灣的入侵可能會更加迫在眉睫。

 有人問米勒，在未來五年內，中美之間發生危險的軍事衝突，會有多大可能製造出一場相當於大蕭條的經濟危機。他認為可能性是20%。

這樣高的可能似乎足以令人集中精神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