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曆了十年的動蕩清洗之後，在經曆了將近半年的權力過渡期之後，剛剛結束的人大會議產生出了一個怎樣的權力體係，將對未來中國政治有著如何影響，是最近幾天各界都關心的問題。

習近平親信、沒有任副總理經驗的李強3月11日在人大上當選國務院總理

如果將過去十年看作一個柔性政變、是中共自1992年以來市場經濟化的威權體係逐漸終結的過程，並且以2022年秋天的"二十大"和2023年春天"兩會"正式確立了中國獨裁時代的到來，那麽，自然不能與1933年魏瑪民主的失敗相比擬，倒是更接近公元前夕屋大維-奧古斯都如何繼承凱撒專政的曆史。

在古羅馬曆史上，自封"凱撒之子"和統帥的屋大維在與其他執政官合作結束內戰之後，他的革命已經遇不到任何反抗，他的大部分黨徒也得到了晉升，並且不斷提拔一些邊遠地區的新人充任元老院，奧古斯都的整個黨派都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一種立場、一套綱領和一位領袖之下，奧古斯都掌握著絕對權力，推動了統一民族的建設，成為東方希臘人眼裏的（地中海）世界救星。

再看今年中國兩會後"新"一屆的權力體係，儼然也是一個奧古斯都體係的翻版：在李克強下台之後，中共內部過去十年、最後一個合作--共治的派係也就是團派的力量被徹底清除，忠於元首的私人黨羽紛紛占據黨內重要位置，與不屬於元首黨羽的殘餘專業官僚組成一個新的政府團隊。

然而，在一個全新的元首體係中，這樣一支團隊卻是明顯平庸的，難以真正應對中國未來的危機與挑戰，因而是過渡性的，反而可能加劇舊的危機、並且不斷製造新的危機。如果回顧過去半年政府過渡期所發生的混亂，白紙革命和社會混亂、大規模恐慌和經濟衰退，或許都是未來五年中國形勢發展的序曲或者預演。

從傳統的君相維度來看，李強和元首的關係不再是黨內領導人第二號與第一號領導人的序位關係，也不存在傳統意義上黨務與經濟的黨內分工關係，盡管李強的主要工作還是經濟事務。李強可能更多地隻是作為元首的執行長、在有充分授權的情形下處理經濟事務。

當然，這屆政府可能第一次擺脫了過去三十年中南海南北兩院的矛盾，國務院辦公廳和中辦第一次和諧地統一在元首之下。李強和蔡奇之間固然可能發生麵對元首的爭寵，但是同為私黨，都麵對著掌握中樞、控製官僚體製的共同任務--也是他以國務院機構改革名義進行5%裁員而向整個國務院係統發出恐嚇信號的原因--南北兩院、李蔡相互間的配合應該是主要的。

這些新關係、新環境對李強都是有利的，但是並不意味著李強將會顯示多少自主性、獨立性，特別是以他在人大會議結束後的記者會上所稱的"創造性"來主導經濟政策。

因為，李強等黨羽雖然與元首同為中國真正的統治者，目前留用的財政、金融等部門的專業主官隻是因其專業性、因當下的經濟困難和金融不穩而必須留用的，一如1949年進城之初留用的"偽蔣"官員和警察一樣，都不具有政治威脅，但是他本人和整個黨羽集團相比這些留用官僚們的智力水平來說先天不足，落了下風，可謂官僚體製逆淘汰的結果，由此向整個官僚體製釋放的信號也是長久的。

具體地說，以李強為代表，其所屬小集團基本上都是工農兵學員和師專出身，這種較低的學曆在儒家傳統、迷信精英教育的中國官僚體製內自然意味著智力不足和專業能力低下，他們的上升有著偶然性和去不掉的人身依附關係，這也是所謂黨羽的特征。

另一方麵，從李強和其他黨羽的從政經曆和領導風格來看，固然不乏在浙江、福建開放領先省份的靈活和務實，但是這些都會在他們主政中南海後被拋棄，回歸到每個人和整個群體的平庸本質。尤其在危機時刻，例如2022年四月的上海封城期間，李強作為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表現，充分證明了這種平庸。如果置於全國性的領導位置，那麽在白紙革命的挑戰之下李強所采取的放任態度、以及隨後造成的全國性混亂和新冠死亡災難，更是將這種平庸暴露無遺。

類似的，蔡奇早在2017年清理北京"低端人口"時表現出的與普羅大眾為敵的態度、王小洪在白紙革命爆發後對待中國寶貴的年輕精英仍然以陳舊的（1127）專案模式進行鎮壓，都暴露了同樣的平庸。因為平庸，他們喪失了對基本理性和普遍原則的尊重，無視現實與衝突，而將私黨利益和寡頭地位置於最高。

這意味著，他們並不會如同李克強-團派與元首共治時期能夠起到最低限度也是最後的黨內牽製，相反，這個平庸集團的形成將會毫不猶豫地推行和放大所有的路線錯誤，變成某種加速機製，也可能加速與美國和西方世界的對抗。

當然，對美國和整個印太地區的競爭集團來說，中國高層出現的平庸集團或許並不是一件壞事，整個民主世界的聰明精英們將很高興地看到他們的中國對手是如何的平庸。

然而，他們也將麵對一個更為封閉、固執、和強硬的對手，也是一個平庸黨羽集團所製造的平庸帝國的到來，盡管它還披著一件死去的共和國屍體上的袍子，作為自己的遮羞布。這是對現有國際秩序的長期挑戰，也就是Pax Sinica的到來，遠比預想的新冷戰可能還要麻煩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