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寧說，大家都叫他“厲股份”，其實他更應該叫“厲非均衡”。

在他看來，“非均衡”理論是他最核心的經濟學觀點。“非均衡”理論來自凱恩斯學派，這種理論認為，與假設的“瓦爾拉均衡”相對，不完善的市場、不夠靈敏的價格體係才是市場經濟的常態。厲以寧發展了這個理論，認為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麵臨的是第二種非均衡，除了存在第一種非均衡的特點，而且微觀經濟單位並非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經濟實體，這是中國經濟最大的現實。

他曾幾次經曆中國經濟改革史上的重大論戰，觀點從未改變，“非均衡”理論一以貫之。人們看到，在他的對麵常常站著一位“對方辯友”，那就是另一位經濟學家吳敬璉。有人戲稱，這是兩個1930年出生的江蘇人的論戰。厲以寧曾說，經濟學的爭鳴是經濟學繁榮的必由之路。

2月27日，92歲的厲以寧在北京去世。靈堂設在北大百年講堂，一路之隔就是他10年前手書的“敢當石”，下麵擺滿了師生們的吊唁花束。


改革主戰場大論戰

厲以寧參加的第一場大論戰，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

1984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標誌著中國改革的重心從農村轉向城市，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增強企業活力是經濟體製改革的中心環節⋯⋯價格體係的改革是整個經濟體製改革成敗的關鍵。”

那麽，“中心”與“關鍵”是否有優先，如果有，誰更優先？對此，有兩種意見針鋒相對。

1986年3月，國務院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決定，1987年要開始價格、稅收、財政配套改革。隨後，成立了以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為首的“經濟體製改革方案研討小組”，下設辦公室，國家體改委副主任高尚全為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常務理事吳敬璉是副主任之一。

配套改革方案於8月向中央提交，吳敬璉是方案主設計人之一。在價格方麵，針對當時的價格雙軌製，方案建議采取“先調後放”，用一到兩年的時間將價格完全放開；在財稅方麵，建議將當時的“分灶吃飯”改為“分稅製”，並引進增值稅等。

第一聲重磅的質疑聲音來自厲以寧。這年4月，他在參加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時作《改革的基本思路》的報告，麵對上千名聽眾和眾多媒體記者提出了一個著名論斷：“中國的改革如果遭到失敗，可能就失敗在價格改革上；中國的改革如果獲得成功，必然是因所有製的改革獲得成功。”

中國經濟改革的關鍵在於企業改革，這是厲以寧始終堅定不移的信念。這正是基於他的“非均衡”理論。他認為，如果不先造就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微觀經濟基礎，價格的信號是難以有效傳遞的，因此隻能以企業所有製改革為突破口，不應以價格改革為突破口。

他後來在自己的經濟學名著《非均衡的中國經濟》中寫道：在商品供給缺口較大的經濟非均衡狀態中，價格雙軌製在較長時間都將長期存在，這是次優選擇，“不要迷戀那種‘論證’得很動聽的‘價格改革先行’方案”。

厲以寧的學生、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平新喬告訴《中國新聞周刊》，1983年國家教委來北大調研時發現了厲以寧，在給高層的報告中稱他為典型的“被埋沒的人才”。他由此進入中南海的視野，曾受聘為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的學術顧問，協助胡啟立做經濟政策和經濟體製改革方麵的調研。

平新喬回憶，厲以寧的父親曾在上海經商致富，厲以寧到北大上大學前當過會計，對辦企業有天然的悟性。他1985年擔任北大經濟管理係係主任後，對籌資、拉讚助、拉項目、辦函授班搞創收很有一套，經管係教師平均收入水平高於其他係。那時北大青年教師月工資82塊，平新喬畢業留校前厲以寧向他許諾：“隻要你留下來，我可以保證你月收入至少200塊。”平新喬說，與國家部委所屬研究機構、社科院等長期從事經濟政策研究的經濟學者不同，厲以寧參與改革方案設計更多是民間觀察視角。

厲以寧將自己這一方稱為“企業改革主線派”，而始終將對方稱為“價格改革主線派”。而吳敬璉則堅稱，自己是“整體協調改革派”。

1985年，吳敬璉參加了著名的“巴山輪會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托賓、《短缺經濟學》作者科爾奈等多位世界頂級經濟學家參加了這次“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一致認為，中國應盡快推出以價格改革為核心的配套改革方案。吳敬璉認為，這次會議使得中國經濟學家的改革思路超越了東歐同行，跟上了現代經濟學潮流。

平新喬說，當時在決策層和學術界，價格改革為先導的方案是主流改革建議。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負責人薛暮橋和一些經濟學者都是國家計委出身，認為價格雙軌製造成混亂，應把價格理順。國家經委副主任朱鎔基、袁寶華等也都希望以市場代替國家計劃來實現資源配置。體改委主任安誌文則傾向於企業改革優先，對價稅財配套改革持有保留意見。

《吳敬璉傳》作者吳曉波認為，厲以寧和吳敬璉都是產權清晰化改革的堅定支持者和捍衛者，邏輯岔路口出現在先改企業本體還是企業生存環境上。

吳敬璉晚年回顧時強調，這場爭論並不是吳、厲二人之爭，而實際上是決策層不同改革思想的體現。價稅財配套改革困難重重的原因非常複雜。配套改革意味著巨大的利益關係調整，不能給所有人都帶來好處。很多國企擁護企業承包製，支持“價格雙軌製”，認為中國改革的經驗就是“一包就靈”；一些地方政府則不支持分稅製。吳敬璉認為，爭論的核心其實是保持、強化還是鏟除尋租活動的基礎。

最終，價稅財配套改革被擱置，股份製試點也沒能推行下去，又回到了以企業承包製為主的改革思路上。

1987年10月，李鐵映擔任國家體改委主任後，提出開門搞改革方案規劃，委托中國社科院課題組、北大課題組、吳敬璉課題組、國務院農研中心課題組、國家計委課題組等八個單位，製定經濟體製改革八年中期規劃。

厲以寧是北京大學課題組負責人。1987年暑假，他曾在青島舉辦全國高校教師講習班，攜劉偉、平新喬等幾位青年教師一同去講課。利用那兩周時間，他們在剛剛開發的黃島開發區做了調研。那裏入駐了大量中外合資電子企業，實際運作模式是最早的粗糙的中外合資控股方式，但他們在那裏看到了跟國有企業不一樣的企業組織方式。

經過半年多的調查、查文獻和集體討論，劉偉、平新喬代表北大課題組執筆寫成了中期改革方案。他們研究了法國、英國、新加坡以及中國香港、中國台灣地區的國有企業和私有企業製度後提出，改革應以企業所有製改革為中心，價格改革隻能是企業改革的歸宿，而不能是突破口。改革分三個階段完成：1988至1990年完善與發展企業承包製，股份製繼續試點；1991至1992年，承包製向股份製過渡；1993年以後企業實行較全麵的股份製，普遍建立控股製企業集團。企業形態要向公司化轉換，使企業真正成為人格化的經濟實體，享有完整的法人所有權。

吳敬璉課題組方案負責人為吳敬璉和周小川，總執筆人為李劍閣、郭樹清和劉吉瑞。這一方案更加深化了之前的價稅財配套改革方案，強調了市場取向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認為應盡早將改革的主要支柱樹立起來，以造成改革的良性循環和不可逆轉之勢。

國家體改委綜合規劃司對這八個方案的綜述認為，各方案對中期改革的基本思路有著非常顯著的趨同傾向，多數意見都認為股份製是企業改革目標模式，如果說這些方案有什麽較大區別，那就是，應以企業改革為主線，還是以價格改革為主線？

主線之爭依然沒有共識，但形勢的發展很快。1988年5月，“價格闖關”被提上了日程，8月正式啟動。後麵的事情令所有人唏噓，價格闖關因大規模擠兌和搶購而迅速失敗。

後來，雙方都認為，事實最終證明了自己的觀點是正確的。厲以寧認為，價格闖關失敗證明了以價格改革為主線是行不通的。而吳敬璉方麵則認為，他們的方案已經預見到並且提出了警告：一些人在認識到價格改革既不能繞開又不能推遲後會傾向於在不改變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情況下發動價格改革，這有可能引發嚴重通貨膨脹。

“實際上是發展優先”

進入90年代，論戰再燃。

這次的背景是鄧小平1992年南方談話之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改革目標被確定，一度停滯的改革重啟。1993年，中國經濟再次出現過熱，通貨膨脹居高不下。

1993年末，朱鎔基召開征求意見會，厲以寧和吳敬璉都參加了。

厲以寧提出，如果說通貨膨脹和失業都會引起社會動蕩的話，由失業引發的社會動蕩的可能性更大，兩害相權取其輕，建議采取“就業優先，兼顧物價穩定”的政策。

同樣是基於“非均衡”理論，厲以寧認為，西方將通貨膨脹分為需求拉動型、成本推進型和結構型三種，但轉軌中的中國麵臨的是一種特殊類型的通貨膨脹，即體製型。因此，保持“需求略大於供給”的非均衡狀態，即使出現適度通貨膨脹，不僅對經濟無害，而且有利。他說，這一理論，實際上是發展優先。

在厲以寧看來，產權改革主線論與就業優先論是邏輯一致的，價格改革主線論與物價穩定優先論亦然。

吳敬璉則在同一次征求意見會上發言稱，兩害相權取其輕依據的是老凱恩斯主義者失業和通脹負相關的“菲利普斯曲線”，這種認識現在連新凱恩斯主義者也認為過時了。事實上，通貨膨脹是一種具有再分配功能的“惡稅”，有利於富人而不利於工薪階層。因此，必須采取果斷措施製止通貨膨脹的蔓延之勢。

1993年起，厲以寧赴香港科技大學講學，同時受邀在《大公報》上撰寫專欄文章。1994年8月，他在題為《經濟改革兩種思路之爭》的文章中寫道：從1985年起就存在兩種主線之爭，爭論仍在繼續。1994年第一季度通貨膨脹率高達20％以上，一部分原因是投資規模失控，另一部分原因則是價格改革大大超前於企業改革。用現有手段治理通貨膨脹治標不治本，隻能切實轉到深化企業改革的軌道上來。

在采取貨幣與財政雙緊的宏觀調控政策後，通貨膨脹率從1993年的最高峰逐年下降，1994年為24.1％，1995年為17.1％，1996年為8.3％，中國經濟成功實現“軟著陸”，連續十多年沒有爆發通貨膨脹，年均GDP增長高達9％。另一方麵，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在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國經濟1997年下半年出現了通貨緊縮和失業問題。因此，爭論雙方都認為，事實再次證明了自己一方的觀點是正確的。

時間來到新世紀，雙方再次發生交鋒。

2001年1月，吳敬璉接受央視記者采訪時公開批評股市像一個“沒有規則的賭場”。2月，厲以寧、蕭灼基、董輔礽、吳曉求、韓誌國五位經濟學家在北京召開記者懇談會，與吳敬璉公開辯論。厲以寧說：“首先必須肯定這幾年投資基金業取得了很大的發展，主流是好的，不像某些人所說的一團漆黑。”五人一致認為，中國股票市場還是一個隻有10歲的孩子，在孩子生了一些病的時候，不是應該打壓它，而是應當診斷病因後對症下藥，使他健康地成長。

3月，在參加“兩會”時，吳敬璉也專門召開記者招待會，回答了對他圍追堵截的記者們的提問。他說：“人們常常用兩分法來看待中國轉軌時期的社會矛盾，就是保守派和改革派，這個問題沒有那麽簡單。在改革的戰友之間，一部分人在改革的過程中會發生分化。這裏有認識的問題，也有利益上的問題。”

1992年，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裏的建議下，厲以寧被任命為《證券法》起草小組組長。此後，他又主持了《證券投資基金法》的起草，親眼看到自己執著一生的股份製改革終於一步步落地。

平新喬部分認同吳敬璉的說法，認為當初設計方案時有一些環節的確考慮不周。他回憶，設計股份製改革方案時，大家都是邊做邊學。厲以寧學養深厚，但是現代企業和證券市場如何運作，他也需要學習。

厲以寧曾談到，自己對改革的評價標準是，是否具有不可逆轉性。因此，他認為最成功的改革有三：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國有企業股份製改革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證券市場、民營經濟的興起。同時他也認為，改革尚待深化。

2014年，他在《談談產權改革的若幹問題》一文中寫道，產權改革到現在尚未完成。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相當有成就，但還不徹底；農村的產權至今沒有明確界定。繼續改革的方向，就是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麵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健全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製度”。

2018年12月，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厲以寧入選100名“改革先鋒”，被稱為“經濟體製改革的積極倡導者”。

“厲旋風”

厲以寧經常提起自己的老師、北京大學經濟係老主任陳岱孫說過的一句話：“我一生隻做了一件事，教書。”他和陳岱孫一樣，也在北大教了一輩子書。

1983年秋，平新喬考入北大經濟係讀碩士研究生，師從陳岱孫，有時也跟著厲以寧上課。他和厲以寧的四位研究生一起上《劍橋歐洲經濟史》課，厲以寧規定平新喬讀《劍橋歐洲經濟史》第四卷、維納的《國際貿易理論研究》和熊彼特的《經濟分析史》等五部英文原著。

厲以寧當時參加國家體改委的研究工作，住在中南海，每周回北大上三天課。他開列好書單後要求五名弟子先自己讀兩個月，最後六周每周定一個晚上，討論三小時，每人輪流講，他再補充自己的觀點。

厲以寧告訴平新喬，選的課分量要重，學起來要覺得累，才會有收獲。平新喬將《劍橋歐洲經濟史》第四卷一句一句譯成中文，在厲以寧指導下反複揣摩，這對他影響至深。

那期間，國家正在推行“利改稅”，厲以寧就讓平新喬側重研究財政和稅收。平新喬開了一門財政學，講了三年，形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四十多萬字的專業著述。1985年物價快速上漲，厲以寧建議平新喬讀《國際貿易理論研究》，研究19世紀英國金本位下的通貨膨脹，並以此為題撰寫碩士論文。平新喬改變了以前隻從書本裏找題目做論文的辦法，開始直麵經濟現實，從經濟現象裏提煉問題。

平新喬1985年畢業留校，擔任厲以寧的科研助理兼經濟管理係講師。在厲以寧身邊工作的日子，平新喬常能感受到他處於觀點交鋒之中的壓力，但印象中厲以寧隻有過兩次明顯的心情低落。

一次是1986年底胡耀邦去職後，那時厲以寧正跟著胡啟立在四川調研股份製試點，從電視中看到了新聞，回京後一直很沉默，一個月沒有讓學生去看他。第二次是八九十年代之交，老校長丁石孫卸任。新任校長是經濟學家吳樹青，他到北大就任的第二天就去拜訪厲以寧，希望他將自己的研究繼續做下去。厲以寧就這樣一直站在北大的講台上，直到2016年。

北大校園內經常刮起“厲旋風”，一教、二教兩間最大的教室總是人山人海，還有很多外校學生來旁聽“追星”。

厲以寧連續多年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和全國政協常委，社會活動頻繁，但他對每堂課都認真備課，總是提前15分鍾到教室。

他講課從不念講義，隻在幾張卡片上列出提綱，理論和案例信手拈來。講經濟學時，他用左右兩手食指比劃出一個十字叉，說經濟學很簡單，就是兩條線一個點，一條線是供給，一條線是需求，中間是供求均衡。

他的學術觀點十分犀利，經常語出驚人，如：“教育的不平等引起就業不平等，就業不平等引起收入不平等，收入不平等引起生活不平等，導致下一代又不平等。”“減員增效從宏觀來說，是根本錯誤的。”“改革開放30年最遺憾的事情之一就是社會保障製度推進太慢。”

他的詩詞講座也是一道風景線。他自小就喜好詩詞，十來歲開始作詩填詞，每年都堅持為剛入學的新生舉辦一場中國古典詩詞欣賞講座。

他曾在為陳岱孫賀壽時作了一首《秋波媚》：“弦歌不絕風騷在，道德並文章。最堪欣慰，三春桃李，輝映門牆。”這也是他自己的寫照。他生日時，總是高朋滿座，幾代學生環繞身邊，賀壽者中不乏黨和國家領導人。

每次師生相聚，厲以寧總是攜夫人何玉春一同出席。他在給學生題贈書籍時也總是並排簽上自己和夫人的名字。在他的詩詞選中，開篇就是一張結婚照。

很多學生都認為，厲以寧的過人之處是總能敏銳地把握住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進程中最前沿和重要的問題。他每到一個地方調研，總會找來一些大學生和研究生座談，聊天、吃飯。他陪同領導人出訪，回來後也會和學生分享見聞。

從2003年開始，他的工作重點轉為民營經濟的發展、農村土地的確權和扶貧。那年10月，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以促進非公經濟發展為主題組織調研組，73歲的厲以寧帶隊到廣東、遼寧、四川等多個省市調研，用了將近一年時間征求了有關部門和100多位民營企業家的意見。2004年，17頁的《關於促進非公有製經濟發展的建議》連同厲以寧的信一同被送呈國務院。2005年，《國務院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製經濟發展的若幹意見》問世，即著名的“非公經濟36條”。厲以寧笑稱，自己現在應該叫“厲民營”。

2017年，他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12講”中談到，中國經濟一直麵臨著雙重轉型的任務——發展轉型和體製轉型，其中體製轉型是重點。工業化的發展轉型是不可能走回頭路的，但體製轉型是可能倒退的，這也是為什麽一定要解放思想。走混合所有製道路，把國有資本搞活，不是“國進民退”，而應當是“國進民也進”。

他的習慣是每天清早用400字格北京大學稿紙寫作3頁左右，中間鋪藍色的複寫紙，寫完寄出一份自己留一份底稿。一年下來，就是一部30多萬字的書稿。他的文稿多一氣嗬成，不用謄抄，字跡清秀，少有改動。

2019年之後，他的身體每況愈下，已無法繼續寫作，但學生們還在不斷幫他整理出版已完成的稿件，他依然在發聲。

他去世後，平新喬為他點了一炷香。他覺得，厲以寧是一位常在思想前沿的人，也常是一位孤單的少數派，他長期參與國家經濟決策谘詢和立法，對他的經濟觀點有爭議很正常，但不影響他的曆史地位和影響力。他遇到了最好的改革開放時代，也盡了自己所能，應該說沒多少遺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