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舉行的全國兩會，持續吸引世界目光。幾天前，外交部長秦剛在記者會上回答了有關中國外交、俄烏衝突、中美關係等14個熱點問題，被外界直呼為中國外交重大轉向的標誌之一。不過也有評論指出，中國外交自有其特點和方向，言者所謂的重大轉向，未免嘩眾取寵，或者是不了解21世紀以來的中國外交發展規律。那麽，究竟如何看待今日中國的外交戰略？或許可以拉長視野來看。
本文發表於2000年，作者葉自成教授當時對中國外交走向的分析和預判，雖與今日情境不完全相符，但某些方麵卻與近二十餘年來的現實軌跡頗有契合之處。他當時指出，輿論對中國外交存在誤解，例如認為中國隻有成為一個真正發達的世界大國，才能推行大國外交戰略。然而事實上，中國推行大國外交戰略已勢在必行。
葉自成當時認為，這種大國外交戰略體現在：（1）以大國姿態對待美國，確定既反對美強權政治又在世界事務中與美合作的雙向戰略。（2）中國應堅定不移推動多極化新戰略，抵製單極化企圖，關鍵是爭取歐洲與轉化美國（編者注：讓美國主動轉變立場恐不現實，未來客觀形勢變化能否促其轉變，也不確定）。（3）中國在國際體係中，不是以單一的挑戰者或夥伴者、旁觀者或領導者來局限自己，而是幾種角色都要選擇，並且結合實際發揮不同作用。（4）相比不結盟戰略，或以結盟反對結盟的做法，靈活的準結盟策略，是一種進退自如、有較大餘地的選擇。這意味著中國一方麵要妥善處理中俄關係，另一方麵要進一步發展與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視情況采取臨時性、階段性的合作措施，以應對一旦中美關係惡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包圍和封鎖的情況。（5）沒有一個真正的世界大國不是先從自己所在地區的事務中逐漸占主導地位而發展起來的。中國作為東亞地區最大、最重要的國家，應當也有能力逐漸在這一地區的事務中起更大作用。
本文節選自《世界經濟與政治》2000年第1期，原題為《中國實行大國外交戰略勢在必行——關於中國外交戰略的幾點思考》，文章發表已23年，僅代表作者當時觀點，供讀者參考。
中國實行大國外交戰略勢在必行
——關於中國外交戰略的幾點思考
▍中國外交麵臨著諸多挑戰，實行大國外交戰略勢在必行
有些人可能會認為，中國隻有成為一個真正發達的世界大國才能推行大國外交戰略，我以為這是一種誤解。中國成為一個世界大國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並非某一天某個指標（如綜合國力超過美國，或人均國民產值達到多少）實現才是一個世界大國，在此之後才能實行大國外交。國民生產總值和國防開支指標很重要，是一個大國的根本和基礎，但這隻是其中的因素之一，並不是惟一的因素。而如果按人均產值作為惟一標準，恐怕中國永遠也成不了世界大國。中國現在的綜合國力並不很強，不必過高估計中國國力，但也不必過低估計中國。外交戰略和外交意識如何，也是決定一國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同等國力的情況下，一個好的外交戰略，可以提升本國在世界事務中的作用和地位，而一個不好的外交戰略，可能削弱本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
第一，中國是否是一個世界大國，不僅要看經濟實力、人均水平，而且也要看其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和影響。也可以說，在中國成為一個世界大國的過程中，也包含了外交上的指標，中國如果在國際事務中不能發揮重大作用，以一種孤立主義的角色來定位自己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就不會是一個世界大國。同時，實行大國外交戰略的一個重要目標恰恰是增加中國的綜合國力，是為加速實現中國的現代化發展的總目標，為中國盡快成長為一個世界經濟大國的總目標服務的，它要為中國成為世界大國提供良好的國際環境。
第二，中國現在是一個已經具備一定綜合實力基礎的國家，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的市場，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是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已經具備成為世界大國的一定條件，並已經在一些國際事務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第三，連法國、英國這樣的綜合國力並不算很強的國家都能以世界大國身份發揮重要作用，連俄羅斯這樣的處於人類曆史上罕見的大衰退中的國家都能實行大國外交，為什麽中國不能？
第四，中國實行大國外交戰略並不意味著中國關注全世界所有地區和國家的事情。中國的大國外交戰略將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以東亞地區為重點，更多關注東亞地區的國際事務；第二階段，以東亞為支持，在世界事務和其他區域的事務上發揮相應的作用。中國在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中表現出來的能力和作用，表明中國作為東亞區域大國發揮更大作用的時機已經開始成熟。
第五，實行大國外交戰略並不意味著要與美國進行對抗。其實，無論中國是否實行大國外交，都要反對美國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尤其是當這種霸權和強權涉及到中國直接的國家利益的時候，但反霸不是中國的外交戰略，而隻是實現中國外交目標的一個手段和方法，中國實行大國外交也並不把反對美國的霸權主義作為主要目標。大國外交戰略既不是當頭與美國對抗的外交，也不是需要中國作出巨大的民族犧牲，以對外國進行大量援助來換取大國的影響力。
大國外交戰略首先就是要調整外交心態，使中國從一種近代列強強加給中國的“屈辱外交”的陰影和“受害者心態”中走出來，從中國在西方主導的國際社會中產生的“孤獨”與“憤怒”的心態中走出來，對之以一個大國的自信、理智和平常的心態；大國外交戰略服務於中國的大國化進程，以調整大國關係為主要內容，以大國方式處理自己的國際事務和國內事務，承擔起大國在國際社會中應負的責任，爭取自己在國際社會中的大國地位，發揮自己的大國作用。
▍以大國姿態對待美國，確定既反對美國的強權政治又在世界事務中與美國進行合作的雙向戰略
在外交戰略的大討論中，首先存在一個如何認識美國，如何處理中美關係的問題。
我認為，美國在世界事務中起的作用是複雜的，很難單用霸權和單極世界來說明。在美國的所謂領導作用中，首先包括了美國的霸權和強權政治的傾向，美國把西方國家拉在一起，把自己的意誌強加於發展中國家，幹了許多壞事，是造成當今世界許多問題的根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外交強調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反對單極世界，建立多極世界，的確帶有鮮明的反美色彩。
但另一方麵，“領導”的含義也是多重的，不單是對別的國家發號施令，強加意誌於別國，也有帶頭就某些國際大事與他國進行協商的含義，具有主導、牽頭的含義，實際上任何一種國際秩序的建立、維護和更新，都需要某些大國出來起引導作用，任何體係都不可能是自發建立的，即使中國倡導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也需要大國出來牽頭，不會是自然建立的過程。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實際上就是在世界事務中起主導作用並擁有一定特權的國家。聯合國機製本來就建立在大小國平等與大國特權基礎上的。所以，美國的所作所為實際上包括了兩個方麵，既有強權政治的表現，也有大國在國際事務中必然要體現的正常作用。在中美關係上，中國要從中美關係對中國所具有的三個戰略性意義來認識：一是中美關係是涉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大局能否維持這樣具有全球性戰略意義的問題。中國作為一個正在興起的對維護世界和平負有一定責任的大國，必然會在國際事務中與美國發生越來越多的聯係；維護中美兩國的正常關係，不光是對維護中國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外部環境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整個國際局勢的和平與穩定都具有重要意義；不管世界各個地區局勢多麽動蕩，隻要維護住大國之間的正常關係，和平與發展的大局就有基本保障；二是中美關係對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中國所需要的外部市場、資金、技術、管理人才、信息來源及管理經驗，有相當大一部分來自美國；三是中美關係直接涉及中國國家統一和國家安全的重大利益。這些利益對中國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正因為如此，從毛澤東時期起始至今，都把建立、維護、發展中美的正常關係放在中國外交的第一位，是帶有全局性的關係。
另一方麵，中美兩國的意識形態的對立，國內政治製度的不同，國家利益的矛盾，又決定了中美兩國不可能建立起很好的類似於中俄那樣的國家關係，矛盾衝突和摩擦是難以避免的。
中國在製定對美國的戰略時，應當充分考慮美國國內政治的複雜性、社會輿論的多樣性和變化性。美國對華戰略的搖擺性和矛盾性也決定了中國對美國戰略的矛盾性，必須以矛盾的兩麵來對付美國的對華戰略的兩麵，單純強調與美國合作或與美國對抗，都是不可行的。現在（編者注：指2000年）的中美關係還沒有建立起一種明確的正常發展關係的機製，但也沒有遲早一戰的必然性。中美關係現在處於非敵非友的十字路口，兩種可能性都有。國內學人常引用美國人的一個說法，就是如果美國把中國當敵人，那麽中國遲早會成為這樣的敵人，意思是中美關係的主動權在美國那裏，美國應當對改善中美關係采取主動措施。其實，這對中國來說也是同樣的：如果中國把美國當敵人看，美國也必然會成為中國的敵人；中美兩國的政府和人民對中美關係向何處去的態度和立場都同樣重要。
▍中國多極化新戰略：關鍵是爭取歐洲與轉化美國
國內外交戰略大討論中的另一個重要的議題就是多極化。
科索沃戰爭表明，現在的世界既不是多極化，也不是單極化，而是一個多極化和單極化這兩種矛盾的趨勢同時並存的世界，這種矛盾的趨勢還會存在一個時期，出現了一種雙重結構。一方麵，多極化的趨勢在發展；另一方麵，美國試圖推行單極世界的意圖也時有表現。在這樣一個矛盾的雙重結構中，中國的大國外交戰略應著眼於堅定不移地推進多極化，抵製和反對單極化的企圖。
中國與俄羅斯在多極化問題上達成一致是多極化進程發展的一個重要進展，是中國多極化戰略取得的階段性成果。中俄兩國已經成為推動世界多極化的主要動力。隻要中俄兩國在這一方麵堅持自己的立場，美國要實行單極世界戰略就會遭遇重大障礙。中國要進一步鞏固與俄羅斯在這些問題上達成的共識。
但光有中俄兩國合作，多極化進程還是難以實現。因為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綜合實力不夠強大，俄羅斯則是一個實力大大削弱的國家，難以在國際事務中發揮其與大國地位相稱的作用。短期內這兩種情況難以有重大改變。因此，中國實行多極化戰略的第二階段，應當聯合俄羅斯一起做爭取歐洲的工作，並以此作為今後一個時期內的重點。
歐洲國家在科索沃戰爭中的表現是在歐洲獨立和多極化進程中的一個重大的動搖和倒退，但這並不意味著歐洲已經完全放棄了多極化主張，放棄了歐洲成為獨立一極的想法。法國人在北約新戰略製定中堅決反對繞過聯合國的企圖，法國領導人曾經表示，北大西洋組織不是北太平洋組織，不能把北約擴展到亞洲地區去。法國總統希拉克在1998年還曾說：“歐洲能夠而且應該成為明天多極世界的頭號大國”。1999年6月4日歐洲聯盟首腦會議也把加強歐洲一體化放在重要位置上。在歐洲有影響的德國前總理科爾也指出，北約歐洲國家在科索沃戰爭上與美國一致，但不是承認美國的領導，世界還是要走向多極化。應當說，中國與俄羅斯和歐洲國家在多極化方麵是有共同利益的，中國與歐洲國家也沒有什麽重大的利益衝突，在建立多極化的進程中可以尋找到更多的共同語言。
多極化最重要的問題還是要放在爭取美國轉變立場上來。多極化進程與美國的關係是一個矛盾的關係：一方麵，美國的確有獨霸世界的企圖和傾向，多極化進程當然要反對美國一國領導、一國說了算的局麵，因此，有些學者認為多極化不是反美，這是不準確的，多極化進程首先是一個反對美國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反對所謂美國領導世界的進程；另一方麵，僅反美也難以建立多極化，因為美國作為惟一的超級大國，影響是很大的。所以，要實現多極化，關鍵還是要讓美國參加到多極化進程中來。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多極化符合所有大國的利益也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可以減少因美國試圖獨霸世界而多管閑事，使美國承擔許多不必要的重擔。美國政府和領導人雖然一再宣稱美國要承擔在世界的領導責任，但在實際的國際事務中也沒有排除與歐洲、俄羅斯和中國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的合作。美國國內有不少人宣揚和鼓吹建立美國的單極世界，但這並沒有成為美國國內的共識。近來也有不少美國學者主張多極化。
▍中國在國際體係中的大國戰略：參與和挑戰並用，在東亞要爭主導權
我認為，向美國全麵挑戰，不符合中國當前的現實，再者中國也無意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中國不做超級大國是一個長期的基本國策，把中國在國際體係中的作用主要定位為挑戰是危險的；但認為中國應當承認美國的領導，采取所謂參與的夥伴戰略，也不是中國的最好的戰略選擇。
中國在國際體係中的作用和角色，應分別不同的區域和範圍來討論，籠統地講中國就是夥伴戰略，或就是挑戰戰略，都不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在國際政治體係中，中國既不是單一的選擇挑戰或夥伴，旁觀或領導，而是幾種角色都要選擇，在不同的問題、不同的時期、不同的領域起不同的作用：
作為世界上惟一的社會主義大國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要堅持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在意識形態領域中要鮮明地反對人權高於主權的主張，要堅持每個國家有權選擇自己發展道路的主張而不是以西方主張的西方式的民主模式為普世模式，這就形成對美國和西方的重大挑戰。
中國與美國和西方國家在核不擴散、反對國際恐怖主義、反對國際性走私販毒、在保護世界生態、維護世界局勢的和平與穩定方麵，又有重大的共同利益，可以進行合作，可以參與到美國和西方為主導的世界進程中去，這是夥伴參與戰略的適用；我讚成一些學者指出的，中國應參加到所有的重要的國際組織中去，融入其中、參與其中，參加各種國際規則的製定和修改進程，在體係內部維護中國的利益，維護國際和平，使中國成為國際體係中的主流國家，提高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
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尤其是作為東亞最有影響的國家之一，應當在建立國際政治經濟體係的進程中起一定的主導作用，如果領導也包括主導的意義，那麽中國在東亞事務中必須爭取自己在這一地區的主導權，可以合作，可以參與，也可以挑戰，甚至該出頭就要出頭，中國在東亞金融危機中的表現就是一種區域主導權的表現。
在世界其他地區和其他領域中，中國可以超脫一些，也可以扮演旁觀者的角色。特別是在一些與中國國家利益較遠又不違反國際事務重大準則的事情，或者可以與多數國家保持一致，或者完全不參與，以減少矛盾和摩擦。
所以，中國在國際體係中的角色和功能是多重的，不可以以單一的角色來局限自己。
▍獨立自主原則與中國大國外交戰略中的準結盟
獨立自主原則是中國外交的一個基本的指導思想，但它在不同的時期卻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在毛澤東時代，獨立自主原則是以結盟的外交戰略來體現的，在與大國的結盟中堅持中國的主權和獨立。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鄧小平對過去的結盟戰略進行了重大修改，提出了獨立自主的外交戰略，這一戰略的外交表現形式就是三不：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
今天，中國仍然要堅持獨立自主原則，但實行不結盟的戰略的條件麵臨前麵所述挑戰，繼續實行這一戰略對中國的國家利益不一定最有利。結盟還是不結盟都是以國家利益為標準的，以國際戰略力量的對比為轉移的，沒有什麽一定之規。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既不應當害怕結盟，也不應當害怕不結盟。
不結盟戰略是建立在緩和與裁軍和反對軍事集團、軍事聯盟的基礎之上的，而現在原來的華約已經解體，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仍然繼續擴大軍事集團和軍事聯盟，北約繼續東擴，美日安保條約西擴，軍事力量對比繼續朝著有利於西方的方向發展。
在這種變化的情況下，中國繼續堅持不結盟戰略無異於自束手腳，但現在也沒有到實行以結盟反對結盟的程度。以結盟反對結盟會立刻惡化處於微妙中的國際局勢，重現過去的冷戰時期兩大軍事集團對峙的局麵，結盟可能會使中國處在挑頭與美國對抗的境地，不符合中國的實力，中國將被拖入對中國極為不利的軍事對抗和軍備競賽中，是一種下下策。
中美關係存在兩種可能性，爭取使中美發展成為較正常的關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中美兩國之間有矛盾和摩擦，也有合作，中美兩國會有衝突，但還沒有發展成為敵對國家；另一方麵，西方國家的軍事同盟的擴大，既不能認定就是要發動侵略戰爭，不能作出太激烈的反應，但來者不善，我們也不能以君子之心度他人之腹，不能指望北約軍事同盟和美日軍事同盟的不穩定和自行削弱，還是要有所準備。同時，在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上，有許多國家和中國一樣，一方麵自身利益受到強權國家的損害，但另一方麵又與發達國家、強權國家存在巨大的經濟利益，這種情況決定了如果要結成反強權國家的正式聯盟，除了少數國家會比較堅決外，大多數國家會處於動搖不定和猶豫的狀態。
這三方麵的情況決定了中國不能實行不結盟戰略，也不能馬上結盟，因此實行靈活的準結盟戰略是一種中策，是一種進退自如的有較大餘地的較好的選擇。
就國家間關係的緊密親疏而言，大體上有五種關係：結盟、準結盟、正常、不正常、敵對。準結盟關係是在正常關係基礎上發展的更高層次，它使兩國關係在某些領域保持較高水平的合作，但彼此又不受結盟條約和義務的約束，不受時間的約束，不明確針對某個國家，不是一種正式的結盟，但在特殊情況下，當強權國家以結盟形式來包圍、遏製、封鎖甚至對中國發動戰爭的情況下，中國也有可能爭取與其中的一些國家從準結盟關係進一步發展為正式的結盟關係，至少會使它們保持對中國的善意的中立。
靈活的準結盟戰略的中心在於處理中俄兩國關係。在中美矛盾、美俄矛盾發展的情況下，國內出現了中俄結盟對抗美國的呼聲，但更多的人對此表示了反對的立場。我認為，中俄兩國關係已經超越了一般的正常的關係，兩國高層的相互訪問在大國間是最頻繁的，兩國關係在大國關係中也是最穩定的，兩國在許多雙邊問題和國際問題上達成了共識，兩國在軍事領域的合作也有較好的進展，隻要再做一些努力就可以使兩國關係發展成為準結盟關係。但在中美兩國關係尚不確定的情況下，使中俄兩國關係發展成為正式的結盟關係不符合兩國的利益。中俄兩國的合作關係可以在現有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框架上得到充分的發展，現在的問題是落實這種關係的內容，而不在於提升兩國合作的水平。
靈活的準結盟戰略將進一步發展中國與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其中尤其是把發展中國與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尼等東盟國家的關係放在重要位置上。靈活的準結盟戰略將視情況在某些重大問題上與意見相同的國家達成共識，采取具有臨時性、階段性的緊密合作的措施。靈活的準結盟戰略是一種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被迫采取的一種防禦性的措施，它旨在準備應付一旦中美關係惡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戰略包圍和封鎖，甚至對中國發動軍事打擊的最壞的情況，一旦出現此種情況，中國應采取結盟戰略。
▍中國大國外交戰略的中心舞台在東亞
沒有一個真正的世界大國不是先從自己所在地區的事務中逐漸占主導地位而發展起來的。中國成為一個世界大國的進程也將不能擺脫這一模式。中國作為東亞地區最大、最重要的國家，應當也有能力逐漸在這一地區的事務中起更大作用。以197年東亞金融危機為契機引發了中國成為東亞地區主導國家的進程。在這一危機中，中國作為本地區惟一沒有發生經濟大動蕩的國家，在日元貶值的情況下，堅定和勇敢地承擔起人民幣不貶值以防止危機進一步加劇的責任，並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對東亞一些國家的經濟給予了一定援助，為東亞經濟走出危機作出了一定的犧牲。這也表明，中國作為一個東亞大國，已經到了逐步在東亞事務中起主導作用的時候了。
其實，中國在現有國力的情況下，調整其外交戰略，也能在較大的程度上發揮中國東亞事務主導國的作用。從地緣政治的狀態來說，中國從來不是世界的中心，但卻天然處在東亞的中心，中國與中亞、南亞、東南亞、東北亞四個次區域都有著地緣的聯係，在曆史上也與這些地區的國家有著緊密的聯係。中國是東亞最大的市場，人口最多，經濟發展速度在近十幾年來一直處於東亞國家的前列，對東亞國家的經濟將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
1.
在普遍改善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的基礎上，中國在東亞的大國外交應以日本、印度、印尼和俄羅斯等大國為主要對象，把中、俄、印度、印尼、日五國作為建立東亞地區秩序的主導國家，美國即使要插手，也隻能是其中的一員；中國在東亞的大國外交戰略應著力於發展與鞏固中俄關係，同時把改善與印尼、印度及日本的關係作為重點。正如毛澤東和鄧小平都一再強調的，中國與印度沒有根本的利益衝突，兩國關係不能因領土糾紛而長期處於不正常狀態，中國要采取主動措施改善中印關係，要在解決兩國邊界談判問題上取得進展；中印在50年代倡導亞非團結的進程中建立了良好關係，現在印度領導人也有亞洲團結的意識，中國可以與印度在這一方麵再次合作，並在促進東亞國家的合作進程中改善兩國關係；中日關係也要擺脫兩國關係因曆史問題而長期停滯不前的局麵，中日兩國的合作對主導東亞的經濟秩序促進東亞經濟增長具有關鍵意義；中國與印尼關係則要著眼於印尼在東盟這一組織的重要作用。
2.
積極參與建立東亞集體安全體係，改變在這一問題上較為消極的立場。東亞各國缺乏安全協調機製，導致各國安全上的互不信任和軍備競賽的升級；中國光自己裁減軍隊人員不夠，要有東亞國家的集體裁減軍備的協議，為維護和鞏固東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中國有必要改變長期以來在東亞集體安全事務上的反對和不參與的立場，調整過去擔心集體安全會被超級大國用來針對中國的心態，恢複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毛澤東和周恩來倡導過的亞洲國家要搞集體安全的立場上去，以大國姿態積極參加到這一進程中去。上海五國（中、俄、哈、吉、塔）協議是這方麵的一個好的開頭，中國要與俄羅斯合作，把這一機製從中亞地區推到東北亞、南亞和東南亞。中國要提出或參與建立東亞集體安全機製的倡議。
3.
把參與東亞地區衝突的解決作為塑造中國大國外交戰略形象的主要舞台，主要是在朝鮮半島和印巴的緊張局勢的緩和中起積極作用。中國應和美、俄、日一起，要防止朝鮮半島局勢演變為新的戰爭，尤其要防止任何企圖將朝鮮科索沃化的趨勢。在自明朝以來的400多年的曆史中，中國已經三次大規模地卷入過朝鮮半島的軍事衝突，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中國決不能讓這一曆史重演。
4.
最重要的是中國應當與日本等國一起，在建立東亞的地區經濟體係上發揮自己的建設性作用。經濟區域化與經濟全球化是同一進程，現在有歐盟與北美自由貿易區，而東亞作為世界經濟中一個快速成長的地區，仍然是各自為政，這在對付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和重大的經濟問題方麵是很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