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7歲開始，單身女性黃黎就想去凍卵。在國內屢次碰壁後，她把目光轉向海外。如今她34歲，先是在美國冷凍了12顆卵子。在疫情下與凍卵機構失聯後，她又借著到韓國讀博的機會，再次凍卵。

黃黎的選擇不是個例。十年前，明星徐靜蕾凍卵還是一件新鮮事。十年後，隨著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婚姻、家庭、生育觀念的改變，凍卵卻成了中國很多單身女性的切實需求。“不想走入婚姻，但想有個自己的孩子”成了一部分單身女性的想法，更多的人希望保存生育能力，不給人生設限，可以根據自己的時間表求學業、奔事業。

但是，目前國內有關規範卻將大多數單身女性擋在輔助生殖技術門外。為此，有人隻能遠赴海外、高價凍卵。今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複旦大學附屬婦產科醫院院長徐叢劍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建議適度放開未婚女性進行凍卵等輔助生殖技術。他認為，關於輔助生殖技術的規定需要與時俱進地修訂，“過去我們傾向於控製人口增長，現在傾向於鼓勵生育，這種情況下，關於生育技術的規定可能要適當修改。”

何時能把凍卵的決定權交給單身女性自己？她們一直期待著。

黃黎從小就恐懼生育，這很大程度上來自於上一代的經曆。她媽媽是醫生，生育之前，一直代表學校、醫院去各地參加運動會，但在23歲生育以後，她很長時間身體無法恢複，再也沒有參加過任何比賽。除此以外，媽媽在生育後痛經變得愈發嚴重，到了無法正常行走的地步。她肚子上留下的妊娠紋和剖腹產手術留下的刀痕，都提醒黃黎，生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長大後，她對婚姻和生育都有了新的認識。在一次聚會上，一個男生喝著酒，悲痛交加，說妻子查出來多囊卵巢綜合症，自己被欺詐了：“她在騙婚”，男生們都紛紛附和。“他們覺得好像天賦人權一樣，我和這個女孩子結婚，這個女孩子就是要給我生小孩，她欠我的” 。而這位妻子也是黃黎的朋友，陳晨。

後來這對夫妻試管生下一對雙胞胎，全程都是陳晨一個人去醫院，小孩出生後，他們最終還是離婚了，男生始終都覺得女生在騙他。“她已經讓她的老公得到生育價值了，但她老公還是覺得這價值是打了折的，因為自己花錢了，額外付費了。”

黃黎決定暫時丁克，35歲以後再討論要不要小孩的事情。在這之前，她需要凍卵，留個保險。在查資料的過程中，她看到過吉林省人大常委曾經出台相關條例，明確規定決定不婚的婦女可以通過人類輔助生殖技術進行生育。這讓她看到了在國內凍卵的希望。

2016年，27歲的她到山東省某生殖醫院谘詢凍卵事宜。醫生問她身體有什麽特殊情況嗎？她說沒有，單純想凍卵。醫生聽了很遲疑，讓她去試試建檔，隻要能建檔，就可以做取卵手術，但建檔那邊的醫生很直接地說不行，隻有醫學原因才可以給單身女性凍卵。接下來的兩年，她每年到這家醫院，都得到相同的答案。

國內關於單身女性凍卵嚴格區分醫學凍卵和非醫學凍卵。2001年2月，原衛生部所發布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應用應當在醫療機構中進行，以醫療為目的，並符合國家計劃 生育 政策、倫理原則和有關法律規定。”

基於醫學原因的凍卵，往往是患者接受特定的醫學治療、可能嚴重影響生育能力的情況下，為了保持生育能力以便日後能夠生育而做的凍卵。

同年5月，該部發布了《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範》，其第十三條規定，“禁止給不符合國家人口和計劃 生育法規和條例規定的夫婦和單身婦女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

正是以上兩個規範，將黃黎和像她一樣的萬千健康單身女性拒在使用凍卵技術的大門之外。

“我知道國內遲早有一天會放開，但那個時候我的年齡可能就很大了，我想在30歲之前把年輕健康的卵子留好”，黃黎說。

2018年，29歲的黃黎決定不再等待。此時，她有鄰居去美國凍卵了，還有熟人去美國代孕的，當媽媽像八卦一樣把這些事情告訴她的時候，她說自己也想去美國凍卵。媽媽一直都希望黃黎能有小孩，於是支持了她這趟十幾萬的凍卵旅行，此後每年黃黎隻需要交納4000元保管費給凍卵機構。

在美國凍卵期間，她一邊旅遊，一邊給自己打促排針。針像頭發絲一樣細長，稍有痛感，程度是“擠痘痘疼痛度的十分之一”。離取卵日還有三天，她感到身體浮腫和疲憊，也有些焦慮，害怕取卵不成功。事實上過程很順利，打麻醉針後還沒數到三，她就已經睡著了。十幾分鍾後，手術完成，她睡了這輩子最沉的覺，擁有了12顆健康的備用卵子。

這之後，她如釋重負，放手學習和工作。

黃黎不是個例，在中國，隨著教育水平的提高，婚姻和生育觀念的改變，單身女性對凍卵的需求逐漸增長。這些人往往都有著相似的背景，有性別平等意識，對自己有清晰的思考和規劃，牢牢掌握每一寸關乎自己的權利，同生理的時間警鍾對抗。一位在凍卵行業工作的女士粗略估算，每年通過機構去國外凍卵的單身女性人數在兩三千左右，大家30 多歲，沒有結婚，比較有錢。

研究表明，女性在正常情況下一生隻能排出400多顆卵子，排卵期大概隻有30年。女性的生育高峰年齡是25歲~35歲，從35歲開始，生育力每年呈階梯式急速下降，等到 40歲時，下降頻率會被縮短到半年，甚至3個月左右。

在女性的生命體驗裏，時間常常表現出更加苛刻的要求，女性不斷被外界和自己的身體提醒，再過不久，就沒時間了，這種對時間的焦慮，很多時候都跟生育有關。

另一位從事輔助生殖行業的女士，觀察到自己的凍卵客戶群體普遍年紀偏大，都是35到40歲，相當於最後不得已必須來凍卵。她本人今年35歲，是不婚主義者，但也決定去凍卵。“我覺得如果凍了卵，人生就沒有後顧之憂了，沒有什麽能限製我了。唯一能限製女性的隻有生育，隻有不可逆的卵巢功能。不然還有什麽能限製我？我想不到。”


■ 2011年4月，荷蘭阿姆斯特丹，技術人員打開裝著女性冷凍卵子的容器。

跟黃黎一樣，王悠悠也是29歲那年凍卵。她一路順遂，畢業進入外企，27歲升經理，29歲做到高級經理。她以前對30歲抱有非常圓滿的想象，認為家庭和事業都會有所成就，但30歲來了，自己的人生還在奮鬥的路上。

她並不十分追求進入一個美滿的婚姻，但篤定要有自己的小孩。爸媽一直催王悠悠找男朋友，讓她“工作不要太拚，趕緊去戀愛”，但她清晰知道，自己絕對要把握好事業，不能因為任何事情做退讓，尤其不能讓另一個人完全改變自己的人生。她決定用凍卵去延遲自己的生育年齡，這樣她未來不用倉促決定任何事情。

她當時在廣州工作，谘詢了一個在香港的朋友，趁著周末去香港凍卵，一共花了12萬港幣。整個凍卵過程，王悠悠一直都很平靜，唯一稱得上有波動的時刻，是最後促排卵泡的時候，卵泡全部長大了，肚子也變大了，她做b超，醫生給她看屏幕，裏麵有一顆顆的小球，她突然就被觸動了。她想，那可能就是她未來的小孩，她要對自己的人生和小孩的人生負責了，那趨近於當媽媽的感覺。

31歲，王悠悠開始創業，她覺得自己擁有更多的自由，不需要一邊創業，一邊擔心自己的卵巢是否等得急。這給她一種對自己人生的掌控感。她不能接受被動的處境，沒錢，依靠別人。在她看來，媽媽就是過著這樣的生活，過度依賴男性，曾一度過上富太太的生活，但後來丈夫生意失敗，一蹶不振，媽媽變成負債、養家、祥林嫂一樣抱怨的人。

“你回想她的人生，這個男人給她帶來了什麽？除了帶了一個孩子什麽也沒帶來。”

兩年前，黃黎跟她的卵子失聯了。凍卵機構不停給她發收費賬單，卻不再回複任何消息。她赴美凍卵時的中介在疫情期間已經轉行做了月子中心，她無法了解凍卵機構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情。她很焦慮，“辛辛苦苦做好的，我又看不見摸不著。那邊失聯了，我就不知道我的寶寶們去哪了。”

這一年，她已結婚，結婚對象是之前的男朋友，也是丁克一族。丈夫認為，應該飛過去找凍卵機構問個究竟，黃黎卻覺得沒有這個必要。“感覺自己被殺豬盤騙了，認栽了，不想再繼續投入沉沒成本，也不想耗費精力核實具體的情況了”。

黃黎想如果國內能開放女性凍卵，她就不會碰到這些事情了。

她決定重新凍卵。這些年，她感覺醫院對於單身女性凍卵的態度在變化。2016年她去問省裏的生殖醫院，醫生很絕對地說，單身不可能。

2019年，黃黎也問過同一家醫院。那時，她覺得自己在美國凍12顆卵子有些少，想在國內再凍一次。醫院說要開倫理討論會，半個小時後對方回電說不行。

2020年，她陪已婚好友陳晨去這家醫院凍卵。醫生不同意陳晨凍卵，說醫院規定需要夫妻雙方一同來建檔，男方要簽知情同意書，才能給女方凍卵。

“你不是有小孩了嗎？幹嘛還要凍卵？”

陳晨說，“跟丈夫婚姻要破裂了，不是很穩定” 。

“而且你已婚，一定是凍胚胎，不會給你單獨凍卵”，醫生說。

陳晨哭著說，她就是為了以後再婚考慮。醫生無奈地笑了，她重複了四次，“不行，你得叫你對象一起來。”陳晨把情況說得很糟糕，分居了，不聯係了，她哭著纏著醫生說了十多分鍾，後麵長長的隊伍不停在催促，最後醫生像是煩了，默許了，給她開了檢查單，讓她做檢查，並順利凍卵。

“她竟然說通了，我當時去問的時候鐵板一塊，是不是醫院是有變化、有進步了？”醫生的默許給她一種錯覺，是不是自己應該豁出去纏上半小時，就能凍卵了？


■ 2015年7月，廣州荔灣區廣醫三院，醫護人員展示卵子解凍過程。

2021年，黃黎聯係醫院，試圖以疫情作為借口。她跟醫生說：“我已婚，但我對象不方便來我們這裏，我可不可以先做？我怕耽誤生育年齡。”醫生沒有同意，說要等夫妻兩個人一起，醫生勸她，“最好叫你對象一起來建檔，凍胚胎，到時候成功率最高，現在凍卵意義不大。”

但黃黎不想帶著丈夫去醫院凍卵。“我不太認同‘凍卵需要男方同意’這個規定，因為男方凍精是完全不需要任何理由任何限製的，更不需要太太簽字”，“丈夫簽字後我才能凍卵，我感覺比較屈辱”。

黃黎在國內凍卵的計劃再次流產。她動過念頭去海南私立醫院凍卵，她問過中介，8萬塊，“有點灰色，但還好，總比美國天高皇帝遠的好”。

她也一直在關注徐棗棗的案子。徐棗棗是中國首例“單身女性凍卵案”當事人。她在2018年，30歲的時候考慮凍卵。她一開始去北醫三院生殖科，對方說你必須要證明你是已婚人士，這一條規定讓她甚至都沒法掛號。問了好幾家醫院後，她去了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婦產醫院，排隊的全都是夫妻，隊伍非常長，在等候室，突然有人從人群裏出來，扔了一把小卡片就消失了，上麵寫著：有償捐卵，赴美生子，性別選擇。“你會感覺那個世界特別魔幻，這些消息在公立醫院滿天飛。”

排了很久的隊，徐棗棗才見到醫生。醫生問了她很多通用問題，直到問到是否已婚，徐棗棗說不是，對方才認真打量她。醫生甚至開始勸說她：“你要去結婚，你要去領證。對於你這個年紀來說，最重要的就是要生育，因為你早晚都得生。”

徐棗棗記得她最後問醫生未來政策會開放嗎？醫生說，“現在二胎都開了，以後三胎肯定也得開，單身凍卵應該也能開，但是你就等不起。”

徐棗棗也想過要不要去國外凍卵，她谘詢過中介，問了在美國和東南亞各國凍卵情況，花費小10萬到20多萬不等，“你讓我一下拿出 10 萬塊錢投在這個事情裏，我沒有辦法那麽快地去做決定。”

徐棗棗也了解到在國內凍卵花費也就兩萬多，“這個數字我印象特別深，這是2萬比 20 萬的一個差距，差距真的很大”，她沒法不被這個數字打動。

徐棗棗將醫院告上法庭，那年她30歲。官司打了三年半，2022年7月，徐棗棗一審敗訴。朝陽法院的一審判決認為：原告作為單身女性，在本人身體健康的情況下申請凍卵，並非基於醫療目的，因此被告方有權拒絕。


■ 2021年9月17日，北京，國內首例單身女性爭取凍卵權利案在朝陽區人民法院一審第二次開庭審理，當事人徐棗棗（化名）在法院外。

一審敗訴後，徐棗棗已經再次上訴，她又開始了新一輪的等待，等待二審開庭。她說凍卵就像一把鑰匙，她得緊緊攥住，不做任何妥協。

黃黎挺佩服徐棗棗，“我覺得在國內維權成本好高，感覺好辛苦好費力才把這件事情做成。剛一點的女孩子多一點，我覺得會很快地推動。”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石佳友認為，目前國內單身女性凍卵，《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範》是最大的阻礙。“這個甚至稱不上是法律，僅僅是一個部門技術規範。該技術規範雖然不是法律，但是實踐中，醫院又被迫遵守，不然會受到衛健委的處罰，後果會很嚴重。”

他提醒這個技術性文件製定於20多年前，而今天中國的社會經濟環境、醫學技術、人口相關政策等與當時相比，已經發生了顯著的深刻變化。在這樣的情況下，法院仍然刻舟求劍式地去引用二十多年前的部門規章及技術規範，顯然不合時宜。

石佳友說，國內那麽多單身女性赴海外凍卵，說明實際上國內禁令是無效力的。“這也促使我們要反思，這種禁令真的合理，真的有必要嗎？你把她推向國外，也不利於國民合法權益保障。”

“我認為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應該完全向單身女性開放。這一次四川生育登記改革，自然分娩單身女性的生育之權早就被承認了。為什麽輔助生殖就不承認單身女性有生育的權利呢？我認為是沒有道理的。自然分娩和輔助生殖都是生育的一種方式而已，更不要說這幾年來法院司法實踐中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已經對喪偶的單身女性放開了，對單身女性這一塊，你幹嘛要這麽頑固和封閉呢？我從法律的角度看不到有任何正當性的理由。”

很多人擔心單身女性凍卵涉及的倫理問題，諸如對單親家庭的擔憂，會導致更多人不結婚，或是擔心高齡產婦生下孩子的健康。“對於這樣一群高淨值人群，不用擔心她基於一時衝動，未來不能給孩子好的條件。我們就是一種父愛主義思想作祟，替人家操心，最後剝奪了人家自己的權利。還有很多人擔心說你這樣就會導致更多人不結婚，擔心男的找不到老婆，我覺得這個邏輯很荒謬，這是一種赤裸裸的男權話語，人家不願意結婚怎麽了？天塌下來了？強行把生育和婚姻捆綁，我認為這是不道德的。”

他強調要把生育的決定權真正交給女性自己，“每個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好法官，她自己不會判斷嗎？認為她們自己會做出錯誤的選擇，你就告訴他我替你決策，你就別選了，你沒得選。我覺得這是以為別人利益好的名義行剝奪選擇權之實。說白了這是對個體的不尊重，不信任。”

石佳友呼籲立即廢除不合時宜的法律規範，建立積極的生育支持政策體係，創造生育友好型社會，他在多個場合呼籲啟動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法的製定。他希望徐棗棗的單身凍卵案件二審作出正確的判決，“首先在司法上要撤銷一審，然後立法上跟進，相關的主管部門，特別是國家衛健委要采取積極的政策相應措施。它是一個係統工程，立法、司法、行政，多個部門聯動的問題，你靠單兵突破打破不了僵局。”

黃黎仍然沒能在國內凍卵。2022年，她決定去韓國讀博，順便再次凍卵。她仔細考慮過，韓國離家近，醫院和冷凍艙在一起，她的卵子不會那麽輕易失聯，如果有萬一，她也可以隨時飛過去找人。醫院給了她很多資料，以及一張類似銀行卡一樣的卵子儲蓄卡，她比在美國凍卵時擁有了更多安全感。這次凍卵很便宜，隻需要3.5萬，前五年還能免費儲存。

在韓國凍卵這件事黃黎沒有告訴丈夫，仍然以單身的身份進行。“我也說不上什麽感覺，我不是很希望他知道，因為我覺得這是我自己的身體，我自己的事情。我們是結婚了，但是並不代表他擁有我所有的生育能力。”

凍卵給黃黎帶來了安全感，她覺得卵子不一定要給對象用，她有權利跟任何人生小孩，哪怕年紀大了一樣可以離婚、再婚。她現在博士一年級，和她年齡相近的女生很焦慮，她有朋友把自己的人生卡得很緊，必須要在今年下半年結婚、生育。

時間逐漸對黃黎顯現出寬宥，她不再焦慮生育，不再被生物鍾的倒計時催促，不用因為害怕錯過，而不斷趕deadline似的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