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兒園教師宋佳決定進廠。
在廣東東莞市郊，農民房圍繞工廠，一圈一圈生長出來，一些小作坊又埋伏其間，抬頭看比比皆是。相比宋佳工作過五年的幼兒園，工廠是枯燥、無聊的。
她是個貴州的幼師中專畢業生，實習就往東莞來，留了下來。雖然喜歡這份工作，但她很快發現，在這邊密層層的各種樓房裏，縫隙裏幾乎所有角色都掙得比她多，包括普通工人、銷售、文員、小飯館的服務員。
她二十出頭，在中專學過教育學、心理學，會彈鋼琴、會跳舞、會畫畫，來東莞的時候，想的是到外麵的世界好好看一看、闖一闖。她的氣性起來：“我什麽都會，為什麽去當服務員呢？”
這份不甘抵不住經濟壓力。宋佳在東莞找著一個男朋友，想要結婚，深感當幼師沒法在當地落腳。她先進廠投入流水線，婚後轉去和丈夫一起做小生意。
近年來，隨著學前教育受到重視，幼兒園如雨後春筍般一家家開出。據教育部數據，2021年全國幼兒園數達到29.5萬所，較十年前增加了76.8%；2021年，全國開設學前教育專業的本專科高校共計1095所，畢業生達到26.5萬人。
可是，幼師們卻為收入所困，在多個社交平台上，“當幼師還是進廠”成了一個被熱烈討論的話題。
外麵的世界
原先，宋佳很高興自己不用去當廠妹，她感激讀過的中專還給她安排東莞當地幼兒園的實習。如果她讀的是汽修、機床，很可能實習被送進廠當沒有技術含量的普工。
她回憶從前中考時候，考不進好的高中，想讀中專，對各個專業的就業前景都沒什麽了解，就報了幼師專業。畢業到了東莞，周末可以和朋友們出去逛逛，比老家熱鬧許多。不過，宿舍是在一棟老舊的二層小樓，幼師們六人一間，整層樓隻有一個廁所，管道時不時堵住，如廁隻能去樓下。新員工每月到手工資近兩千元，宋佳花了四五百塊，租了一個小房子。
她很快發現，這份工作漲薪幅度有限——考出教師資格證加三百元，在幼兒園做滿三年再加三百元，未完成各種工作將有各種扣罰。如果是大專畢業生，起薪會抬高一些，有三千多塊。當時鎮上的新房一平方米要三四萬元。
除了同事們，她最初接觸當地社會的渠道是孩子們的家長，一些是流水線上的工人們，一些是小生意人。晚托班五點半結束。有些寶媽纏著她，對自家孩子的事問長問短。其中一些家長是全職主婦，宋佳覺得，她們可能平時少人說話，也不是本地人，生活單調寂寞。
幼兒園裏有過一些古詩欣賞活動，會留家庭作業。遇到不太明白的家長，宋佳得線上教他們如何用手機App“打卡”，有時晚上八九點也不得閑；雖然這些額外的工作很麻煩，但宋佳還情願家長們上心一些、問多一些。她的感受是，家長願意配合老師的，孩子在園裏也會配合，否則，他們不聽老師的話，就變成“小霸王”了。
她規定孩子必須在家中完成古詩打卡。她說，小朋友是有攀比心理的，要是有的孩子表現很好，被獎勵很多朵小紅花，有的孩子因為家長不參與，沒有小紅花，他們會傷心。
“古詩打卡”本身不難。宋佳會編排一套動作，比如：“春眠不覺曉。”她讓孩子們一起做醒來的動作。“處處聞啼鳥。”她又讓孩子們模仿聽到鳥叫聲。
她剛去實習的時候，一見園長，就被指派當上了主班老師，“大概是我話多，我願意去學”。另一方麵，幼兒園這一年要新開設一個班。總之，她覺得被認可的快樂把住六人間的鬱悶全驅散了。
可是，五年後，她已經當上了年級組組長。在較大的幼兒園，一個班三十個孩子，一個年級有五六個班。她手下有十幾個同事，到手還是隻有四千元出頭。
幼兒園附近都是廠，想去個大賣場、買些衣服，得往外去三四公裏。宋佳寧願花十二塊錢周末打車來回，也不願買一輛千把塊錢的代步電瓶車，想著要是不在幼兒園幹了，車就沒用了。
她身邊的幼師基本是二十幾歲的女孩子，都在尋找出路。有一個比她大幾歲的同事之前念叨著這裏的工資與四川老家的差不多，最後在這裏堅持了八年才回老家，聽說還是在當幼師。
宋佳在出租屋裏刷短視頻，看到附近的人曬工資，她心焦不已，但她不敢輕易地離開。每當看到有同事離職：“我都覺得她們好有勇氣。”宋佳羨慕有的網友在培訓機構當舞蹈老師，可是估計她們都是考過級、有證書的。她終究對於去幼兒園之外的世界沒有自信。
苗欣從銀川的大專畢業後當了幼師，她說，就讀的師範學校一年畢業約一千個學前教育專業的學生，她去幼兒園實習，主班老師隻比她大幾歲。轉正後從保育員做起，會幹一些髒活兒，比如給拉在褲子裏的孩子收拾。苗欣喜歡音樂、舞蹈，但派不上用場。偶爾小朋友們分成小組畫畫的時候，老師不夠用，她才可以去從事一些教學，陪他們一起畫。
實習的時候就知道幼兒園教師流失率高，前一波離職，她們才能頂上。她一直拿每月不到三千元的工資，而生活成本並不低，比如跟朋友吃頓火鍋人均得百八十塊。她說，有的同事甚至要靠網貸生活。
苗欣想要離職，不僅因為收入低，而且在幼兒園工作，難以滿足年輕女孩“走上社會”的願望，她畢業後上了三年班，對成人世界還是無所了解。
後來，她很努力地考了舞蹈教師資格證。雖然不想再當幼師，但臨到再擇業，苗欣也不想去舞蹈培訓機構，一度想改行當空姐。
應接不暇的教務與瑣事
苗欣選這個專業，一部分原因是聽父母的話，都說當個幼師穩定，好找對象；她去實習才知道，孩子並不是想象中那種嬌嫩的花朵。比如幾個小男孩排隊上廁所，一個非要推另一個一把，擠到前麵去。
她遇到過百口莫辯的狀況。有個孩子或許是家裏嬌慣，“畫畫的筆不會轉開”，多說幾句，孩子又向家長告狀，家長反怪到她頭上，說她給孩子留下心理陰影。
類似的批評多聽幾回，孩子們在她眼中變得和定時炸彈一樣，不知道會發生什麽事故。又有一回，帶一群孩子到室外活動，一個孩子推了另外一個孩子一把，摔倒的孩子臉上磕開了一個口，鮮血直往下流。苗欣嚇壞了，拉著孩子就往醫務室跑，後來送到醫院縫合傷口。她為這件事做了幾夜噩夢。
幼兒園為這個摔傷的孩子付了所有錢，原本這些孩子都有保險，一筆錢打到了家長卡裏，領導又讓苗欣給家長發消息，希望家長返給幼兒園一部分。苗欣感到過於惶恐，轉達了意思，就決定離職了。
究竟要不要讓孩子們自由跑動？徐薇也是內地院校送去東莞實習的一員，她去的是東莞市區一家條件較好的幼兒園，每周的幾個下午，她把一大群孩子領到一個沙地裏，讓他們自由地玩沙子，沙地還能挖出水來；邊上有一小片土地，可以自己種菜。徐薇自己也玩得很開心。
她想一直從事這份工作，所以決定回老家進公立幼兒園，同時考編。按她的理解，為了招生，私立幼兒園的老師要花更多時間給家長反饋，公立幼兒園不僅穩定，而且輕鬆一些。可另一方麵，按她的理解：“公立幼兒園害怕學生受傷害，一定要把他們關起來。”
她回到家鄉的縣城，住進新單位提供的宿舍。公立園裏也有一半是沒有編製的老師。她們總是在寢室裏複習。有的老師會監督幾個沒有編製的年輕人複習。考上編製，她的收入能從每月兩千多元漲到三千多元。
曾有一個孩子家長對記者說，她介意幼師的學曆，不喜歡沒讀過高中的年輕姑娘帶自己的孩子。一些大專生是中專升上來的，也沒經曆過高中。在她眼裏，職業院校的女孩化妝、有“江湖氣”，把自己的娃交給她們，她心裏會打鼓。
如果你去問這些職業教育出身的女孩，她們會告訴你，如果隻是照顧孩子，問題可能簡單一些。
即便已經辭職不幹，徐薇也還會說，孩子是可愛的、能講通道理的；孩子的世界裏沒有大而無當的概念，與他們聊天都是關注眼前，聊一個玩具、一個水杯；孩子會熱烈地表達他們的快樂，如果帶他們去一個好地方玩，那一定是：“好棒啊！”孩子要是喜歡她，會送她一顆糖、一個手工課作品，給她捶背。徐薇最喜歡快離園的時候，來接的家長還在路上，小朋友們在教室裏自由活動。她可以和他們一起做手工。
可是，“跟成年人的交流方麵，我確實比較弱。”徐薇記得，剛上班的時候二十二歲，下了班，吃過晚飯，還有家長發微信問各種事，她不知道怎麽拒絕。
徐薇因此不喜歡幼兒園裏搞活動。一些家長會給她發微信，推薦自己孩子表演節目，她應付不來。
幼師需要花精力操心的瑣事也很多。苗欣說，幼兒園每個月要重做“環創”（環境創造），意思是用手工藝品布置教室。領導會挨個班級查看，看到漂亮的會誇獎。宋佳回憶，基層政府會把一些幼兒相關的信息收集工作都攤派給幼兒園，包括孩子有沒有坐電動車的頭盔；電動車有沒有上牌；孩子家附近有沒有危險水域。
“學會了帶孩子，將來結婚也好”
徐薇說，她日常愛買些化妝品和奶茶，一年到頭錢不夠用，過年沒法給家裏買禮品。她心裏不好受，長輩也會說她幾句。
但是，他們又不支持她換一個收入高點的工作，而是催促她考編。“現在學會了帶孩子，將來結婚也好。”父母親覺得幼師就是帶孩子的人，不是徐薇從前眼裏的自己，有知識、懂教育，會琢磨不同幼兒園的優劣。
她的家在江西的一個小鎮上。徐薇從小就知道，想掙一筆錢可以進廠當臨時工，全家都時不時地進去掙一點。徐薇讀高中到考上大專，有幾個夏天都在廠裏度過，做六休一，每天在流水線邊上坐十小時。她並不覺得辛苦，隻是覺得要被人看管著，上個廁所也要打報告，不自由。
六七年前，這樣幹一個月，在家鄉就能掙四千塊錢。但是，當東莞的幼兒園到她學校招實習生，一個月才給2200元，徐薇還是要去，想到處看看。
進了公立幼兒園工作以後，徐薇感到，結了婚的同事好像更待得住一些，有些人直接把自己的孩子放在園裏，晚上下了班，帶孩子一起在教工飯堂裏吃飯。
她辦好離職之後，鬆了一大口氣：再也不用夜裏回複家長的消息、打電話、發孩子的視頻。她把考編的書都扔了。徐薇之前一直幻想著離開幼兒園到處旅遊，她並不追星，這時卻跟著一個追星的朋友跑去橫店玩，回來就進了廠，後來又當網店客服。徐薇說，當客服上午十點才上班是多麽幸福，而且去年行情不太好的情況下，每月還到手近四千元。
她依然很年輕，夢想是未來做個小生意，“做自己”。
同在江西小縣城的幼兒園工作過的王楠有兩個孩子。她三十多歲，從前也去廣東闖過，當了幾年白領，但家裏老人身體不好，沒法接著為她帶娃，她才回老家，撿起自己大專讀的專業。幼兒園距離孩子讀的學校很近，王楠就一直幹著，方便接送。她說，能在這裏當幼教的人，都是和自己一樣有所羈絆的“寶媽”，新畢業的女孩留不下來，幹個半年一年，就去了大城市。
她為了孩子不想換工作，於是忍受了一些委屈，包括當主班老師，每月到手三千元錢；一個小朋友欺負同學，要代替真正的“肇事者”向受害方家長承認錯誤、賠禮道歉；做各種瑣碎的事，要看家長臉色，可能還不被感謝和認可。她所在的縣城裏，幾家私立幼兒園競爭得狠，一到招生季，領導就組織老師們去人群密集處搞活動、發傳單，這讓她感到很不好意思。
王楠記得，縣城裏的私立幼兒園前些年收費是一學期三千元，她們在縣城裏拉客戶，講“以老帶新”，但其實私立幼兒園的收費差不多，打不起價格戰，最多送些生活用品。
要是學期中途轉學的孩子一年超過總人數的10%，主班老師還要挨批評，取消千把塊錢的年終獎。
即便是按王楠形容“遭到綁架”的“寶媽”們，要是孩子讀了寄宿製的高中，或者家裏老人身體好了，可以幫著帶娃，有的人也不幹了。
王楠讀大專的時候，就知道自己不喜歡帶孩子，不想進幼兒園，結果，還是幹了七八年。她覺得自己幹得還不錯，又喜歡彈鋼琴，在幼兒園可以給孩子們彈。現在她改當文員，工資比原來高一點。
苗欣從幼兒園離職的時候，發了一條短視頻，意外地獲得幾萬點讚。很多同行給她發私信，傾吐自己的苦惱，問她幼師轉行能幹什麽。苗欣後來輾轉去了一個住建公司當白領。
由於需求減少，宏觀地看，她在幼兒園期待過的漲薪前景不容樂觀。據《中國新聞周刊》，由21世紀教育研究院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共同發布的《教育藍皮書：中國教育發展報告（2019）》指出，中國出生人口自2018年開始下降，新生人口數比上年減少200萬人，2017年在園總人數為4600.14萬人，按照人口出生趨勢，從2021年開始，即使全國適齡幼兒百分之百入園，總在園人數也不會超過4500萬人。《中國新聞周刊》提到，在北京地區走訪發現，多數民辦幼兒園2021年、2022年開始麵臨招生難，少部分公辦幼兒園也存在招不滿的情況。
生源下跌的情況下，托幼園所的主辦方除了負擔原有的人力成本，可能還要投入更多錢用於營銷。
多名受訪者都對記者“訴苦”，稱前領導為了挽留生源，讓她們為不負責任的事賠禮道歉。廣證恒生也曾在研報裏拆解師生比更高、約1:5（意即平均一個老師照顧五個孩子）的0至3歲兒童托育行業——假設在廣州市開一個托育機構，月收5000元，且招生較滿，那麽，可以實現園長收入稅後一萬元、老師根據級別收入在稅後3000元到7000元之間。
報告顯示，在人力成本及地租、水電煤等等之外，這家托育機構還要聘用兩個月薪6000元的招聘專員，並設置每月三萬的銷售預算，才能實現一年超過10%的淨利潤。
被重視的，被忽略的
在2017年前後，營利性幼兒園一度是資本追逐的對象，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2017年9月“幼教第一股”紅黃藍赴美上市，但一年後，隨著“營利性幼兒園不準上市”的文件下發，相關教育板塊股價應聲下跌。
而後，一些開辦托幼園所的老板遇上了疫情和新生兒數量下跌。去年8月，一波疫情剛結束的時候，經營一家中高端托育機構的劉櫻對記者說，她發愁得很；疫情裏托育機構停工，沒有收入，也沒有給幼師發工資，但是，要繼續給她們交社保。她經過數月虧空，毫不敢漲價，不然“就更沒有生源了”。
生源流失也是她的噩夢。劉櫻的托育機構藏在大城市的一個小型商圈裏，門麵不大，但很“高調”。尤其剛重開的那幾日，每天早晨，門口總有一大片不願離開家長的孩子們的哭嚎——在大城市，不少的托育機構藏在商圈或商廈裏，劉櫻知道，對麵的寫字樓裏也有一家。那些想把孩子送托的家長也總是“貨比三家”，也許離開這邊，就會轉進那個店的門臉。有一些是打了擦邊球，都知道沒有辦學許可證，但能比她的托育機構便宜一半。
她介紹，自己從前很有主張，按照做企業的辦法製定了一批托育流程，細致到規定門口換鞋的筐裏要放好十雙孩子的襪子；有孩子尿床的處理規範；有遇到孩子在門口大哭的話語規範：“想奶奶了是嗎？我們給奶奶畫一幅畫好不？”而不是恐嚇他們：“再哭就不喜歡你了。”劉櫻自己篤信，“大人的情緒暴力會深深埋入孩子的潛意識”，她自己當媽，以前業餘搞過一個線上父母課堂，認識一些朋友；又遇上了鼓勵社會資本舉辦托育機構的政策，“下場”自己來辦。
那正是學前教育很熱的幾年。劉櫻考察過市場，也很有自信。她認為，這一套複雜的流程規範，是要幼教們“人盯人”指導、培訓的，被熱錢攪合著迅速膨脹的連鎖店，不可能做到像她們這樣細致入微。
政策允諾開辦者，附近一定距離以內，不再批準其他人辦類似機構，保障他們的生源。
但這幾年，周遭“黑店”若隱若現。
想要正規地做生意，拿各種證，“要有七個公章的。”按照規定，托育機構不能在孩子能摸到的地方有任何電，電路要特別設計。她們的廚房也“改了n多次”，裝修到一半，又推倒重來。一些地方規定托育機構的生活老師有中級保育員的證，也很難辦，因為特定的培訓全是工作日的，小機構裏協調不過來。
劉櫻細致想過的工作流程反而淪為“孤芳自賞”。政府不作硬性要求，在家長麵前，也解釋不清，家長們看來看去，好像更關注托育機構有沒有外教、裝修得怎麽樣。
入讀她開辦的托育園，每月的費用是大約8000塊。她介紹，給主班老師開到手一萬元的工資，助教6000元，生活老師5000元，在大城市的托育圈子裏，這屬於開得高的，“有些別的機構用實習生當助教”。
收入有限的情況下，托幼園所的園長若提出更多要求，可能更不受員工的歡迎。
王國涵從前是個嚴格的小學校長。聊起招聘情況，不滿的情緒幾乎從電話裏洋溢出來：“就說最簡單的，這個‘字’！都當老師了，總要寫漢字吧。沒法說啦。”
他接著說，來應聘的姑娘們簡曆寫得不通順，說是會彈琴，但彈得不好，休息時間都在玩手機，不學習，看不過眼。
可是，這不是小學。幼兒園在一些地區還是新興事物，王國涵無暇琢磨教務，隻想著從泥淖中生長出來。他辦幼兒園的地方在東南地區某城市城鄉接合部，流動人口偏多。他去之前，孩子們也隻能去一些無證的園，有的幾乎隻有一間屋子，沒任何戶外活動空間。
王國涵租了一塊地皮，室外活動麵積很大，他重新建造裝修，花了大幾百萬。
他並不埋怨當地不查那些半地下的托幼場所。他想，有的流動人口收入低，孩子總要有人看管，是不是？
這一片有了一個像樣的幼兒園，相關領導來看過，算默許了他們沒有辦學許可證就收孩子，但是提出，盡快完成辦證手續，希望他們能達到較高的辦園標準。省級的辦園標準不斷變化，幾年間，王國涵一直氣喘籲籲地跟在它後麵，改造自己的園。
他印象較深的是，有一回，省級標準突然調大了對活動室大小的要求，教學場所吃緊，王國涵隻能臨時遣散了一個已收好的班。
隻有招聘，從來沒遇到過麻煩。王國涵也去附近的大專院校幼師專業招人，供給充沛——據教育部數據，經過多年擴招，2021年本專科高校幼師專業畢業生人數是2011年同期的6.7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