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高發期間，
老年人成為了首當其衝的高危人群。
而其中又有一小群情況特殊的老人，
同時遭受著身體上的
病痛和心理上的煎熬。
他們是一群與孩子
遠隔重洋的“留守老人”，
他們的子女常年定居海外，
無法親自在病床前悉心照料。
遙遠的時空距離，
成為老人和子女心頭
難以跨越的一道坎。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你來救我，我要回家。”
95 歲的老父親感染住院，93 歲的老母親一個人在家焦慮不安，遠在大洋彼岸的女兒該如何應對？以下是 Jennifer
的自述，她的這段經曆可以給其他“洋留守”家庭帶來一些思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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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杭州人，畢業於浙江大學，讀的是技術管理，畢業後找到了一份很不錯的工作。到了1990
年，在當時的出國浪潮中，我決定去加拿大。
父母陪我從杭州坐火車到上海的機場，記得母親哭了一路，但他們從沒阻止、抱怨過什麽。我那時年紀小，一心想飛出去，還不知道離別意味著什麽。
幾年後，我在加拿大成家立業，特別想念父母，就勸他們過來玩一玩，就當是旅遊。後來我的兩個孩子接連出生，他們來回往返幾次之後，因為實在舍不得外孫，就跟著我們住了下來。
將近30年的時間裏，他們在異國他鄉幫我帶孩子，見證了他們的成長，但從不幹涉我們教育孩子。一家三代同堂，其樂融融。
到了2019
年，我父親萌生出“落葉歸根”的想法，執意要回杭州。他們都九十多歲高齡了，我們一開始當然不放心不同意，但實在拗不過父親，最後還是尊重了他的想法。
杭州的老房子早已拆除，好在拆遷後分到的房子鄰居也都是老單位的人，他們住進去之後還是有一種“回家”的感覺，平時鄰裏互相也有個照應。
我們每天都會視頻聊天，父親越來越喜歡回憶往昔，常常拿出我小時候的照片，講過去的事情；母親聽力不好，視頻時經常聽不清，我會反複講好幾遍，直到她聽清為止。
我很少跟父母講工作上的事情，他們不懂，聽了反而為我擔心。我會主動尋找他們感興趣、參與度高的話題，比如兩個孩子的近況，我們共同認識的老朋友等等，其實大部分情況下都是有一搭沒一搭瞎聊。
父母回國後不久，新冠疫情就暴發了。我整理了一些新冠的科普發給他們，教他們如何科學防範。有些人可能覺得，老人這麽大年紀了看不懂的，但我父母不排斥接收新知識，這可以幫他們遠離謠言，減少焦慮。
到了2021年，父親的身體急轉直下，因普通肺炎和腎髒衰竭住進醫院，我隻能通過護工了解他的病情。最嚴重的那幾天，我整夜不睡覺，視頻通話不掛斷，隨時和國內保持聯係。期間他稍有好轉，有一次衝著手機鏡頭向我哭訴，“你來救我，我要回家。”短短一句話瞬間擊垮了我，我第一次感到如此無力和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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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一個人住在家裏，承受了巨大的壓力，焦慮萬分。視頻裏的她，臉色日漸憔悴，走路也顫顫巍巍，狀態大不如前。我實在心疼，勸說了好幾次她才同意請一個住家保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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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一直住院的父親果不其然感染了，出現了一係列症狀：肺炎、腎衰、心力衰竭、腸胃出血、皮疹……家裏的保姆也陽了，母親又變回獨居狀態。我申請了緊急人道主義事由簽證，回國後完成隔離，終於回到他們身邊。
根據醫院的規定，我不能進入病房探視父親，隻能在他出來做檢查時陪一下他。其餘時間，我就陪母親散步、聊天，她已經很久沒有出門活動，適當的散步讓她的腦力和體力都恢複了不少。
一個半月後，父親終於戰勝新冠，抗原轉陰了。我特別感謝杭州朋友的幫助，醫院醫生護士的努力，也為父親堅強的意誌感到驕傲。
這幾年，我明顯感到父母越來越像孩子，我得像他們曾經哄我一樣哄著他們。小時候，他們讓我不愁吃穿、自由自在地長大，現在我為他們做什麽都是應該的。在我看來，這不是孝順，我不是被傳統道德綁架著去做這些，而是我的心和父母連在一起，我能切身感受到他們的喜怒哀樂，這大概就是子女和父母的緣分吧。
我自己也是一位母親，兒子在美國，女兒也不在身邊。我們的下一代更注重自我，中國傳統“養兒防老”的觀念已經不現實了。我能做的，就是做好身體和心理的準備，同時也在物質上為自己的老年生活創造更好的條件。
專家建議：
留守老人離不開四“老”：
老本、老窩、老伴、老友
聽完Jennifer的講述，浙大一院精神衛生中心副主任心理師胡健波和浙江省立同德醫院醫務部副主任、浙江省精神衛生中心醫療辦公室主任陳正昕都為她豎起了大拇指，雖然她沒有專業的心理學背景，但在安排父母
生活、與父母溝通的過程中，處處凸顯著心理學的智慧，簡直是教科書般的處理。
胡健波說，Jennifer
具有良好的傾聽和交流意識，比如她一遍遍會重複母親聽不清的話，聽父親回憶往昔，和父母聊他們感興趣的話題等等，“有些人出國後覺得和父母疏遠，沒什麽好聊的，其實要反思一下自己的交流方式。比如你問一句，‘最近好嗎，有沒有什麽事？’父母可能一句‘沒事’就結束對話了，這樣自然是聊不下去。”
他強調，交流不僅僅是語言溝通，還應該學會察言觀色。現在都是視頻通話，子女可以透過鏡頭觀察老人的氣色、眼神、肢體，捕捉到語言之外的內容，這也能幫助雙方進行高質量的交流。
通過Jennifer 的分享，胡健波總結出
“留守老人”的晚年生活離不開四“老”：老本、老窩、老伴和老友。老本即 Jennifer
所說的，盡可能在物質上做好養老準備；老窩不一定是什麽豪華的房子，而是一
處熟悉親切，固定可靠的居所；老伴和老友都能為老人提供精神支持和情緒價值。
陳正昕留意到，Jennifer
與父母這種心靈相通的聯結其實是相互的，可以一直追溯到她的青少年時代，比如父母工作再忙也會在節假日陪她玩，舍不得她出國也不勸阻，後來不幹涉她教育後代……“人際互動需要持之以恒，親子之間的交流模式可能在孩子兒時就奠定了基礎。”
他提醒，遠在海外的子女，除了關心父母的身體，也要留意他們的心理健康。如果發現老人的認知、情緒和行為習慣發生明顯變化，或者出現了全身遊走型的軀體症狀，多次檢查又查不出毛病，持續兩周以上就建議到專業機構進行評估和排查。
兩位專家表示，隨著老齡化時代的到來，“留守老人”這個議題將會更加嚴峻。不管是子女還是社會，都應該為老人提供更多的支持，畢竟我們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新冠陽康了
獨居留守老人卻產生輕生念頭
韓大爺（化名）是杭州的一位獨居老人，老伴幾年前去世，兒子定居美國。
這些年，他一直保持著簡單而規律的生活：早上和兒子一家打越洋電話，下午到菜場買點菜，其餘時間就一個人待在家裏，活動半徑僅限於小區周邊。
日子雖略顯單調，倒也還算怡然自得。但去年突如其來的新冠感染高峰，一下子打破了這位老人平靜的晚年生活。盡管很少與外人接觸，韓大爺還是像大多數一樣感染了新冠，出現了一係列不適症狀。遠在大洋彼岸的兒子愛莫能助，隻能拜托社區的工作人員多多關照。
好在韓大爺沒有進展為重症，大約兩周後症狀慢慢減輕，抗原檢測顯示已經轉陰。然而，雖然病毒不再襲擊他的身體，卻在他心底埋下了更深的隱患。
陽康後，韓大爺出現了嚴重的失眠，經常整晚睡不著。和兒子通話時，他時不時表現出厭世情緒，覺得自己命不久矣，活著也是個累贅，不如早點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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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聽得焦急萬分，生怕老爸真的做出傷害自己的行為，就提議給他找個住家保姆，或者多去和社區的工作人員交流，但都被一口拒絕。
“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到底要怎麽樣？”情急之下，兒子的情緒也失控了，說出了幾句重話，事後又懊悔不已。後來他請朋友幫忙掛了胡健波醫生的專家號，好說歹說把老爸勸進了診室。
專家建議：
胡健波:
空間距離不能隔絕心理距離，
遠洋電話需要高質量交流
浙大一院精神衛生中心副主任心理師胡健波說，疫情期間留守老人/獨居老人出現心理問題的比例明顯上升，新冠病毒不僅會進攻他們的免疫係統，還可能擊垮他們脆弱的心理防線。
問診中，韓大爺一講起兒子就滔滔不絕，語氣裏充滿了自豪，尤其喜歡回憶兒子還在身邊的歲月。在胡健波的引導下，他才談起了自己，坦言這次生病讓他覺得自己老了、不中用了，不想成為兒子的負擔。
胡健波分析道：“這位老人多年來習慣了一個人生活，無法融入外界社會。當一切正常時，他還可以維持一個比較平穩的心理狀態，但一旦有意外打破了這種平衡，由於缺乏來自家庭成員的情感支持，就容易出現自我評價下降，甚至萌生輕生的念頭。”
他發現，韓大爺聊天的話題總是停留在兒子小時候，很少談他在美國的近況，從而撬開了父子溝通的症結所在。
兒子覺得老爸對國外的環境不了解，也就慢慢不再分享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每天通話內容極其有限。有時候韓大爺敞開心扉挑起某個話題，兒子沒說幾句就匆忙去加班、陪孩子了。
“本來他們在空間距離上就隔得遠，如果沒有高質量的有效交流，老人越來越沒有參與感，自然無法肯定自己的價值。”
胡健波事後建議兒子，不要讓空間距離隔絕了心理距離，嚐試改變和老人的溝通方式，多多分享生活中正向的事情，肯定老人對家庭的貢獻，可能比他飛回來陪老爸幾天更有用。
父親突然離世
沒趕上送別的兒子深度自責
事實上，不僅留守的父母，身處海外的子女也麵臨著心理考驗。
小軒（化名）是一名身處英國的留學生，之前受疫情影響已經3年沒有回過國。他60
多歲的父親患有冠心病、冠狀動脈粥樣硬化等基礎疾病，年前感染新冠後病情惡化，不幸離世。
他以最快的速度訂機票回國，但還是沒能趕上見父親最後一麵，自此陷入了深深的自責之中，甚至想追隨父親而去。
和典型的中國式父子關係不同，這對父子從小就親密無間、無話不談。小軒是在父親40多歲才出生的獨子，事業成功的父親是他崇敬的榜樣，他也品學兼優從不讓父親操心。
出國後，他每天都和父親視頻，但還是因為無法適應新環境、太想念家人出現了抑鬱情緒。當時他積極地谘詢了當地的心理醫生，但不僅沒有獲得幫助，還被暗示他和父親關係“太過親密”。
那次失敗的谘詢經曆之後，他心底就隱隱留下了一道傷疤，父親的突然去世又一次揭開了這道疤，刺痛感比之前更加強烈。
專家建議：
陳正昕：
正視正常的居喪反應，
給予正向的情感引導
小軒回國後，家人覺察到他異常悲傷，還發現有一些自殺的嚐試，經人推薦掛了浙江省立同德醫院醫務部副主任、浙江省精神衛生中心醫療辦公室主任陳正昕醫生的號子，隨後入院治療。
陳正昕了解病史後表示，患者是出現了典型的居喪反應，這是一種親人死亡後的悲傷反應，與死者關係越密切的人，產生悲傷反應也就越嚴重。親人如果是猝死或是意外死亡，引起的悲傷反應最重。
“一般而言，居喪反應會經曆四個階段：否認、憤怒、抑鬱、接納，他目前是處於抑鬱階段。由於父親去世時他人在國外，這個階段的自責、愧疚感就更加強烈，以至於產生了輕生的想法。”
陳正昕說，居喪反應是人類正常的情感反應，雖然他已經出現病理性的症狀，但仍要引導他正視自己的悲傷和哀痛，對一些極端情緒和行為保持中立態度，不要貿然評價對錯。
他一邊給小軒進行藥物治療，一邊通過心理谘詢疏導他的情緒，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傾聽小軒講述和父親相處的美好回憶，還有父親成功的經商經曆。
現在，小軒已經漸漸打消了輕生的念頭，但還沒有完全從悲傷中走出。經曆了父親的離世，他開始重新思考畢業後是否像原本計劃的那樣留在英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