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深很累，她想住進精神病醫院，但找不到合適的。
雙相情感障礙的病越來越嚴重，躁狂的興奮和抑鬱的低落交替挑動著敏感的神經，在大學臨近畢業的這幾個月，李深不得不終止畢業實習。每一段從高峰跌落至低穀的旅途，都像一場場筋疲力盡、做不完的夢魘。
李深想自救，最直接的辦法就是去住院。
但她也有個執念：要住精神科的開放式病房。
在國內，絕大多數的精神類病房是封閉式的——不允許探視、沒收手機、出行和活動也受限製；而開放式意味著，她既能在醫院裏進行規律治療，還能有退休的家人陪護，家屬朋友也能來探視。
二者還有個最重要的區別：封閉式病房代表著“特殊”、“約束”、“控製”，而在開放式病房，可以像治其他疾病一樣，而非成為一個人們刻板印象中的“精神病人”。
但在國內的設有精神科的醫院裏，設有開放式病房的醫院不多。而近三年，因各種原因，許多開放式病房，在不同程度上也關閉了曾經敞開的大門。
給無數家醫院打電話後，李深頻繁得到碰壁的消息。
開放式病房消失了，變成了寓言中的住所，“能看到，但觸不可及”。
在李深找醫院的那半年裏，國內的一些精神專科醫生也注意到：這三年，精神科的開放式病房、開放式服務正在“倒退”。
一位醫生接到家長投訴說：住在病房裏的孩子，沒有手機，沒有探視，就像失聯了一樣。
難 尋
半年都在“找住院”。
等待治療的日子裏，李深總會想著自殺或者“得一場重病就好了”，進而擺脫複雜的現實世界。她將最近的煩惱歸結於病情，“一時腦熱覺得自己很行就重新投入實習，躁了；現在又掉入沒有動力的漩渦，鬱了。”
躁鬱症是雙相情感障礙的另一個名字。患者既有躁狂發作，也會有抑鬱發作。躁狂發作時，他們情感高漲、言語增多、精力充沛；而抑鬱發作時，他們又會表現出情緒低落、疲勞遲鈍、快感喪失的症狀。兩種症狀反複交替、不規則地出現。
今年23歲的李深，在12歲時第一次自殘。那時，她不知道什麽是“雙相情感障礙”，隻是知道自己情緒波動很大。16歲開始，李深的情況越來越嚴重；直到19歲，李深因為自殺未遂正式確診雙相情感障礙。沒有休學治療的日子，在她眼裏就像趕路：“一邊上學，一邊治療，效果也不好。”
此前，李深一直在一家二甲專科醫院看病。醫院小，藥物種類更少，很多精神類藥物都沒有，李深後來覺得，某種程度上限製了治療。那段時間，她把醫院裏能開到的藥都試了一遍，藥量也加到最大，但都沒有很好的效果，最後甚至還發生了耐藥。
無論如何，李深這一次都想住院。
但現實是，一些醫院仍然在嚴格的管控之下。
武漢一家精神病專科醫院的醫生說，因為疫情的影響，全國精神專科醫院，甚至包括綜合醫院的精神科、心理科的開放式服務基本都關閉了。家屬探視也改成了線上視頻探視。
此外，在他所在的醫院，新病人入院後，需要在隔離病區觀察3~7天不等，才能進入普通病房。“隔離觀察這3到7天，對患者來說是非常難受的，因為工作人員都是二級防護，基本上很難交流，”他說。
李深所在的二甲專科醫院也是如此。醫院告訴李深，想住院，就必須隔離14天才能入住，而且“進去了就不能再出去，是封閉式管理。”李深看見過住在封閉式病房裏的人，覺得他們“就像行屍走肉一樣”。
找不到醫院的李深，並不是個例。
疫情期間，本應增加的開放式病房不僅停滯，而且原有的開放式病房，也陸續因為封院和防止交叉感染，病人自由出入產生了限製。有些也改為了“半開放式”病房：拒絕探視、病人非醫療需要盡量不離開病房。
更有些醫院直接關閉了開放式病房。
八點健聞在一月初發現，一些官網顯示有開放式病房的醫院，在致電谘詢時都表示，開放式病房在疫情期間已經關閉了。如果現在想入院，隻能住封閉式病房。
在“想治好自己”的執念下，是李深為尋找合適醫生和醫院的、難熬而坎坷的半年，也是許多與她相同的患者們在尋找中渡過的三年。在過完22歲生日後不久，李深終於住進了廣州某三甲醫院的開放式病房，並在那裏待了半個月。
李深依舊在社交媒體上記錄著自己的住院日常和用藥情況。她會細心地把每天吃的藥分裝在盒子裏，擺放整齊地拍照；她會寫日記、小說、會被催更；她也會給吃過的藥畫擬人形象，每種藥根據作用都有不同的相貌特點：昏睡的藥、變瘦的藥、會掉發的禿頭藥……
李深也發了一句話鼓勵自己：“悲傷不會相伴一生的。”這句話寫在了她入院前夕。
斷 裂
對於住在開放式病房裏的患者來說，“開放式”三個字更大的意味是：自己和社會的連接。
風頌住過3次精神病醫院，其中1次封閉式、2次開放式。但在她眼裏，這幾年，精神科開放病房的開放度越來越低，種種約束變多，那條“與社會連接的紐帶”似乎也在暗處要斷了。
17歲的風頌，患有雙相情感障礙。最近的一次住院在2022年10月底，住進開放病房的第一天，就被告知要封院。第二天醫院封控，風頌不能下樓，也不能有家屬在身邊陪護。開放病房，瞬間隨著醫院的封閉，變成了“封閉病房”。
封閉後的開放病房裏，微妙的變化不斷發生。以前開放式病房裏氣氛友好，醫患也親密。但封閉後，病房裏有個女孩過生日，當大家坐在周圍時，風頌發現，病友們還是“各玩各的”，有幾個男孩子像被護士喊來湊數的，“他們坐在後麵玩手機，覺得差不多了就走了”。
患者間的溝通越來越少。
風頌的病房裏，與她年齡相仿或再小一點的孩子，有10個左右。其餘都是四五十歲的阿姨、六十多歲的奶奶、和五六十歲的“大爺”。風頌覺得“大爺”們的存在感很高，走到哪都很難不去注意到他們：“大爺們永遠都在活動室看電視、永遠在茶水間抽煙、永遠在走廊裏溜達。”
如果說“大爺”們存在感高，那麽像風頌這樣大的孩子們，就是人們眼中的“小透明”，病房裏存在感最弱的一批人。風頌平時看不到這些孩子，從住院一直到出院，她也不知道病區裏的其他孩子們都是誰，“大家都不出病房。”
對於輕精神類疾病的患者而言，“開放式”最直接的含義是自我選擇、家屬探視，各方麵與社會生活和活動的互動。而一旦變為“封閉式”，其背後意味著被管製、被約束，甚至被視為自我意識和控製力差的人，再進一步的含義或許是：你很難再回到社會化的生活中。
可以說，開放式病房就像一個沒有蓋子的精致盒子，這份開放維係著他們與社會化生活的脆弱紐帶，而一旦這個蓋子被封閉，這條紐帶也就徹底宣告斷裂，病人們也由此進一步與社會生活脫節。
這是需要住在開放式病房裏的大部分焦慮、抑鬱、雙向情感障礙等精神類患者，最不願接受的一幕之一。
上海某精神衛生中心封閉式病房醫生表示，對患者行動越精細化的管理，越使其喪失應有的權利，這樣不利於患者的康複和治療。除此之外，他認為，如果切斷患者與社會的聯係，反而會對一些患者的康複形成阻礙。
挽 救
精神類的開放式病房，在中國起步，其實並不算早。
20世紀之前，國外已經有過許多嚐試。19世紀的美國，治療精神病人的場所已經從瘋人院到州立醫院，又重新回到了社區和家中。1988年的牙買加，一半以上的急性精神病患者住在綜合醫院的開放式內科病房裏，他們和其他患有心髒病、糖尿病等非精神類患者接受一樣的管理，同樣允許家人陪護。
而在牙買加的大多數精神患者已經住進了開放式病房時，大洋彼岸的中國也開始了這場迷霧中的探索。1984年，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心理衛生中心創建了國內首個精神科開放式病房。
穿過迷霧，這場探索雖然緩慢，但是未曾停止。
1988年，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在急性治療病房內對部分病人實施全開放型管理開放式病房，此時，半開放管理已在多數醫院實施，全開放管理亦在慢性康複病房中試行探索。
1993年，吉林省神經精神病醫院對部分患者進行開放管理。2002年，湖北省十堰市東風汽車公司醫院精神科專門設立了開放式病房。2004年，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實行全開放管理......
直到2013年，中國首部保障精神障礙患者權益的法律——《精神衛生法》頒布，明確了非自願醫療的概念、標準和程序，最重要的是患者自願入院的原則被寫入法律。
長久以來，由於缺少對於精神類疾病的認識，過於強調精神病的特殊性，精神病患者遭受了不少歧視和冷眼。《精神衛生法》的頒布，是對精神病患者的一次正名，至少是對其尊嚴的保護。“被精神病的終結”等字眼見諸報端，而傳統的高牆鐵網，阻止病人和社會接觸的治療模式似乎成為過去式。
陽光驅散眼前的迷霧，一條大道漸漸顯現，眾多醫院開始了開放式病房的嚐試。
《精神衛生法》頒布的當年，國內最早一批設立開放式病房的北京回龍觀醫院就增加了病房的設置，從心理科一個病區，增加到五個“開放式病房”；2015年，張家界市精神病醫院的開放式科室投入使用；2017年，珠海市慢性病防治中心住院部開設開放式病房；2019年，楊浦區精神衛生中心首個開放式病區正式使用；2022年，東營鴻港醫院心理科開放式病房正式開科......
精神類專科醫院開設開放式病房，也有越來越多的綜合醫院設立了精神科的開放式病房。而與專科醫院的病房從隻有封閉式病房到出現開放式病房不同，綜合醫院的開放式病房與生俱來。
山西白求恩醫院的精神科醫師楊程翔告訴八點健聞，隨著經濟的發展及患者需求等原因，綜合醫院也設立了精神科，“剛開始有門診，後來發現應該設立病房。這個時候設立開放式病房是自然而然的。因為綜合醫院的病房都是開放的，沒道理精神科要專門設立一個封閉式病房。”
但迷霧驅散之後，開放式病房的掣肘也顯露出來。
醫護人員沒有“安全感”、患者病情反複、經濟因素成為壓在開放式病房發展路上的三座大山。
入住開放式病房的病人在入院前會對其進行自傷自殺、暴力、出走風險評估，評估危險度為低度危險的患者才會允許入住。但精神病患者的病情反複，難以根治。
溫州醫科大學附屬康寧醫院精神科醫生蔡正茂說自己剛入行時，常有挫敗感。因為“在別的科，有些病治好了，就是治好了；在我們這裏，今天病人不發病了，看上去好了，過兩個月，他又來了。”經過了多年的調整，他才接受目前人類的醫學水平不能根治精神疾病的現實。“隻能在一定程度上控製住症狀”。
在開放式病房的管理當中，醫護人員最擔心的是病人的安全。楊程翔說，“在我們科（的開放式病房），時不時會有病人偷偷跑出去，家屬追也追不上”。
而且，並不是所有專科醫院都負擔得起開放式病房，它對於醫院的經濟實力有更高的要求。開放式病房既擴大了患者的活動範圍，同時也擴大了醫院的管理範圍，由此帶來更高人力物力成本。
在現有的精神科開放式病房裏，不同醫院的開放程度也有所參差。2017年，珠海市慢性病防治中心住院部開設開放式病房，預想精神障礙患者入院後可以有家屬陪護照料，患者的活動範圍不受限製，可自由活動。
但該院的工作人員楊羯告訴八點健聞，在實際管理過程中，由於接收的病人大多是青少年雙向、抑鬱患者，多為非自願入院，醫生評估後大多存在較高的自傷自殺、外逃等風險，所以隻開放了家屬陪護，未真正實現開放式的自由進出。
開放式病房的探索還處在走一步退半步的迂回前進中。楊羯說，相較於以往的精神類專科醫院而言，現有模式確實是開放了。對家屬開放，讓家屬可以參與到患者的治療中來。對外界開放，患者可以通過手機或者其他通訊工具跟外界保持聯絡，外界同行也可以進行參訪。但如果是去標簽化，將精神科的管理跟其他普通科室類同起來，可以自由進出的話，那確實還沒開放到那種程度。
驅散的大霧似有卷土重來之勢。近三年，許多開放式病房暫停接收病人。
在供需的天秤上，供給一端高高翹起，需求一端不斷加碼。據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數據，疫情的第一年，估算全球的焦慮症患者增加了七千萬到九千萬，抑鬱症患者增加了五千萬到六千萬，失眠障礙的患者增加了1億以上。
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的院長陸林曾告訴媒體，全球很多人可能在長達十年、二十年的時間裏，麵臨著應激後焦慮、應激後抑鬱、應激後社會交往問題。特別是青少年，因為長期缺少與同伴的交流，將來成人後有可能麵臨著社會交往的不協調甚至缺陷。
北京回龍觀醫院兒童心理病房主任楊興潔也告訴八點健聞，寒暑假期間，兒童病房的床位變得十分緊張，甚至需要提前預約。
供需的天秤失衡，那需要進入開放式病房的李深們要到哪裏去住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