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前半生就像“開了掛”:
出生於中國香港,14歲移民美國,就讀於世界頂級名校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
畢業後進入華爾街從事金融工作,混得風生水起;
27歲,已是瑞士某銀行聯席董事;
29歲,榮膺法國某銀行副總裁,年薪百萬美金;
他的照片掛在巴黎銀行總部的大廳,是國際金融界最傑出的華人精英之一;
上下班豪車接送,出差配備私人飛機,出入各種高端名利場,生活體麵且精致……
但就是這樣一位金融天才,如今卻因艾滋病,在中國農村“淪落”得一貧如洗。
● 杜聰在哥倫比亞大學取得學士學位
他的名字,叫杜聰。
從炙手可熱的銀行家,到一文不掙、為了幾十塊捐款東奔西走,他的身上究竟發生了什麽?
1968年,杜聰出生於中國香港的一個富裕家庭,14歲隨父母移民到美國舊金山。
作為黃色皮膚的亞裔,他初到美國學校,便受到了一些種族主義者的歧視。
但他從未自怨自艾,每天刻苦讀書,用成績給予那些人有力的還擊。
他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績,考入哥倫比亞大學金融係,本科畢業後又到哈佛大學深造,獲得碩士學位。
● 杜聰在哈佛
手持名校學曆,他如願進入華爾街工作,理想是成為“華爾街最出色的銀行家”。
憑著過人的數字和語言天賦,他的事業一路高歌猛進,不到30歲,便晉升為法國一家銀行的副總裁。
那個年代,國內存款上萬就叫“萬元戶”,算得上是有錢人。他年紀輕輕,已是年薪百萬美金。
所接觸的人也是非富即貴:
跟亞洲首富李兆基談事業,與電影明星林青霞聽昆曲,和白崇禧之子白先勇結成忘年交,邀石油大亨洛克菲勒的曾孫女喝下午茶……
名譽,財富,地位,他得到了絕大多數人一輩子夢寐以求的東西。
照此發展,前途必然一片光明。
甚至有業內人士認為,杜聰很可能會在40歲之前,成為國際呼風喚雨的金融大鱷。
然而,一次中國行,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由於銀行的融資項目常常涉及到高速公路和發電廠等大型工程,杜聰常有機會到內地洽談業務。
一次,他遇到了一對身患艾滋病、到北京求醫的父子。
這對父子告訴他,在他們老家河南上蔡的幾個村子裏,很多人都感染了艾滋病,最嚴重的一個村子,10戶家庭裏7戶都有艾滋病人。
這番話,讓杜聰心驚不已。
他對艾滋病並不陌生,當年在舊金山讀高中時,正趕上艾滋病在美國爆發,他的一位老師便因該病去世。
可是,中國的農村為什麽會出現艾滋病?那些村子相對閉塞,也不存在什麽亂七八糟的交易,怎麽會有如此大麵積的感染?
帶著一連串的疑問和擔憂,杜聰聯係上了有“中國民間防艾第一人”之稱的高耀潔,並在高耀潔的帶領下,走訪了河南上蔡、新蔡的十幾個村莊。
● 杜聰和高耀潔
而這次走訪,成了他心中永遠揮之不去的噩夢:
破敗的村子裏,到處蔓延著陰暗絕望的氣息;
發燒、潰瘍、咳血、皰疹……床上病人骨瘦如柴,痛苦呻吟;
一個很瘦的孩子,吃力地推著木頭車,從一條顛簸的泥路上慢慢走過,車上躺著奄奄一息的父親;
一位絕望的母親,坐在屋子裏無助哭泣,地上鋪著幾個破麻袋幾件破衣服,蜷縮著瀕臨死亡的孩子;
一個五六歲的女孩,在紙上畫下了病床上的媽媽,她對媽媽說:“媽媽,你賣了我吧!賣了我,就有錢來買藥吃。”
一位滿頭白發的奶奶,獨自拉扯著兩個患病的孩子,孩子的父母都因艾滋病去世了,奶奶告訴他:“等兩個孩子都走了,我也該走了……”
一幕幕觸目驚心的慘狀,帶給杜聰極大的震撼,讓他痛苦不堪:
“我從未見過一個小村莊裏集中著這麽多的苦難,白發人送黑發人俯拾即是。”
他問,艾滋病為何會在這裏橫行無阻?
有人告訴他:
“當地很多人由於貧窮,常常靠賣血掙錢。而一些地下血站非法經營,缺乏最基本的醫療常識,不僅共用針頭,甚至在提取血漿後,把被汙染過的血液重新注回到賣血者體內。”
“就這樣,艾滋病毒在賣血人群中隱秘傳播,經過較長的潛伏期後,如今開始進入高發期。”
杜聰的心被狠狠地揪了一下。
賣一袋血40到50元,就為了這四五十塊錢,很多窮人搭上了一家子的命。
那天夜裏,杜聰失眠了。
他倚在窗旁,凝望著夜空的點點繁星,腦子裏反複閃現著艾滋病人們茫然無助的眼神。
十幾年的海外生活,他切身經曆了美國艾滋病從初發到高發、從醫學疾患演變成社會病毒的整個過程,無數人被這種可怕的疾病折磨得家破人亡。
中國是否會重蹈美國的覆轍?杜聰非常擔心。
他決定去做些什麽。
於是,從艾滋村回來不久,杜聰辭去了銀行副總裁的工作,自己出資在香港成立“智行基金會”,致力於幫助貧困地區的艾滋病人。
叱吒金融界十幾年,說辭職就辭職,很多人都認為他瘋了。
親朋好友無法理解,父母也極力反對。
母親苦口婆心地一遍遍勸他:“你如果想做慈善,完全可以業餘去做。我們花錢供你讀書,是讓你出人頭地,不是讓你去做義工!”
但杜聰態度決然。
在他看來,這個世界少了一個銀行家照樣運轉,但對艾滋病人的救助已經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光捐款不行,得有人真正去做一些實事。
“艾滋病就是一場森林大火,四處蔓延,我就是一名救火隊員。我不可能把這場火給滅掉,但火裏有人,我就得一個個把他們從火裏拉出來,能救一個是一個。”
從此,杜聰走上了一條救助艾滋病人的艱難之路,這條路一走,就是20多年。
從1998年開始,杜聰自掏腰包,奔波在香港和內地之間。
除了在艾滋病高發區宣傳防艾、救助病人外,另一個更重要的目標,是幫助那些父母已經患病離世的“艾滋孤兒”。
艾滋病一般不會通過生活接觸傳播,所以大部分孩子並沒有被感染,但他們仍不免遭受周圍人的歧視。
“他們已經沒有家庭的溫暖,如果再沒有道德的教化、沒有社會的關愛,長大後很可能會步入歧途。我甚至親眼看到有的孩子把‘仇’字刻在手臂上,立誌長大後要去找血站的‘血頭’報殺父之仇。”
為了幫助這些孩子,杜聰一個村一個村地調查走訪,資助他們免費上學,希望用教育去改變他們的命運。
● 杜聰與被資助的孩子們合影
第一年,他資助了127個孩子,第二年又資助了392個,第三年數字繼續增加,達到600個……
20多年來,杜聰和他的“智行基金會”,一共資助了3萬多名艾滋遺孤和貧困兒童,遍布河南、安徽、山東、雲南等十多個省,100多個縣。
這些孩子大部分都考上了大學,其中不乏清華、北大等國內名校,專業涵蓋醫護、化工、計算機等各行各業。
而對於那些無意求學的孩子,杜聰也會盡力給他們尋找養家糊口的出路,他四處奔走,與不少技校合作,讓這些孩子能在初中畢業後學習一技之長。
同時,杜聰還聯係了不同的企業,與他們達成協議,在不暴露打工者身份的前提下,接納一批年滿18歲的艾滋遺孤前去工作。
多年的慈善,早已掏光了杜聰的錢袋。
為了籌集善款,他每年要在高校、企業、公益組織中進行四五十場演講,還經常飛往世界各地募捐。
這個曾經身價百萬的富豪,如今更像是一個風塵仆仆的農民,擠長途汽車,住招待所,吃路邊攤,有時也會為了孩子的幾百塊學費輾轉難眠。
工作之餘,他還要參加孩子們的活動,並堅持麵試每一個需要資助的大學生,常常一忙就到了深夜。
他幽默地總結自己辭職後的變化:“比以前更忙,一文不掙,全年無休。”
在幫助艾滋病人的同時,杜聰也在有意識地維護受助者的尊嚴。
他在河南農村創辦了一個環保袋工廠,為當地一些感染艾滋病的婦女們提供就業機會。
● 環保袋工廠的婦女們正在工作
有來訪者到廠參觀,杜聰會提前提醒:“不要當場買環保袋,家訪的時候也不要給錢,否則會讓她們很沒有尊嚴。”
對她們而言,能夠憑自己的努力擁有一份體麵的工作,是最有力量的活法。
此外,杜聰還在上海開了一家法式麵包坊,店裏的麵包師基本全是受過資助的孩子,盈利則全部用於公益慈善事業。
● 被資助的孩子在2016年法式麵包世界杯上獲得第四名
按他的理念,讓一個人每天捐20塊錢比較難,但讓一個人每天來買一杯咖啡、一片麵包,會相對容易。
通過這種“企業—慈善”模式,不僅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善款來源問題,還創造了就業崗位,提高了公眾參與度。
“一石三鳥”,這也是杜聰的一個大膽嚐試。
在杜聰20多年的努力下,3萬多貧困孩子的人生煥然一新。
然而,他自己的人生卻被徹底“耽擱”了。
他沒有結婚,沒有生子。
● 杜聰參加被救助孩子的婚禮
可他毫不在乎,隻笑著說,這3萬多個孩子,都管我叫“杜爸爸”。
孩子們結婚的時候,都會喊杜聰到場;生子之後,杜聰也便有了一個新的身份——“杜爺爺”。
● “杜爺爺”抱著一對健康的龍鳳胎寶寶
年齡的增長和終日的操勞,讓杜聰的身體大不如前,有人勸他,都是當“爺爺”的人了,可以歇歇了。
他卻搖了搖頭,忍不住倒“苦水”:
當你有幾千個孩子要養,並且大部分還在讀初中讀小學,你就知道,路還很長,什麽都缺。
如今,經杜聰和“智行基金會”資助的孩子還在逐年增加,這些孩子統一有一個稱呼,叫“小海星”。
當問起為什麽要用這個稱呼時,杜聰講了一個故事:
爺爺帶著孫女在沙灘散步,看到成千上萬的海星被潮水衝到岸上。暴曬之下,不少海星危在旦夕。
爺爺拾起一隻海星拋回大海,孫女困惑地問:“成千上萬的海星,你都能扔回去嗎?”
爺爺答:“我救的隻是萬分之一,但對於這隻回歸大海的海星來說,就是它的全部。”
● 孩子們參加智行基金會夏令營
● 參考資料
[1] 界麵新聞|杜聰和他的三萬個孩子
[2] 中國網|杜聰:艾滋病就在我們身邊 要學會關心艾滋病人
[3] 錢江晚報|杜聰:從華爾街到抗艾明星
[4] 南方周末|艾滋孤兒 民間救助路徑五年審視
[5] 遼寧衛視|中國好人:杜聰的第二種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