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前半生就像“開了掛”：

出生於中國香港，14歲移民美國，就讀於世界頂級名校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

畢業後進入華爾街從事金融工作，混得風生水起；

27歲，已是瑞士某銀行聯席董事；

29歲，榮膺法國某銀行副總裁，年薪百萬美金；

他的照片掛在巴黎銀行總部的大廳，是國際金融界最傑出的華人精英之一；

上下班豪車接送，出差配備私人飛機，出入各種高端名利場，生活體麵且精致……

但就是這樣一位金融天才，如今卻因艾滋病，在中國農村“淪落”得一貧如洗。


● 杜聰在哥倫比亞大學取得學士學位

他的名字，叫杜聰。

從炙手可熱的銀行家，到一文不掙、為了幾十塊捐款東奔西走，他的身上究竟發生了什麽？



1968年，杜聰出生於中國香港的一個富裕家庭，14歲隨父母移民到美國舊金山。

作為黃色皮膚的亞裔，他初到美國學校，便受到了一些種族主義者的歧視。

但他從未自怨自艾，每天刻苦讀書，用成績給予那些人有力的還擊。

他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績，考入哥倫比亞大學金融係，本科畢業後又到哈佛大學深造，獲得碩士學位。



● 杜聰在哈佛

手持名校學曆，他如願進入華爾街工作，理想是成為“華爾街最出色的銀行家”。

憑著過人的數字和語言天賦，他的事業一路高歌猛進，不到30歲，便晉升為法國一家銀行的副總裁。

那個年代，國內存款上萬就叫“萬元戶”，算得上是有錢人。他年紀輕輕，已是年薪百萬美金。



所接觸的人也是非富即貴：

跟亞洲首富李兆基談事業，與電影明星林青霞聽昆曲，和白崇禧之子白先勇結成忘年交，邀石油大亨洛克菲勒的曾孫女喝下午茶……

名譽，財富，地位，他得到了絕大多數人一輩子夢寐以求的東西。

照此發展，前途必然一片光明。

甚至有業內人士認為，杜聰很可能會在40歲之前，成為國際呼風喚雨的金融大鱷。

然而，一次中國行，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由於銀行的融資項目常常涉及到高速公路和發電廠等大型工程，杜聰常有機會到內地洽談業務。

一次，他遇到了一對身患艾滋病、到北京求醫的父子。

這對父子告訴他，在他們老家河南上蔡的幾個村子裏，很多人都感染了艾滋病，最嚴重的一個村子，10戶家庭裏7戶都有艾滋病人。

這番話，讓杜聰心驚不已。



他對艾滋病並不陌生，當年在舊金山讀高中時，正趕上艾滋病在美國爆發，他的一位老師便因該病去世。

可是，中國的農村為什麽會出現艾滋病？那些村子相對閉塞，也不存在什麽亂七八糟的交易，怎麽會有如此大麵積的感染？

帶著一連串的疑問和擔憂，杜聰聯係上了有“中國民間防艾第一人”之稱的高耀潔，並在高耀潔的帶領下，走訪了河南上蔡、新蔡的十幾個村莊。



● 杜聰和高耀潔

而這次走訪，成了他心中永遠揮之不去的噩夢：

破敗的村子裏，到處蔓延著陰暗絕望的氣息；

發燒、潰瘍、咳血、皰疹……床上病人骨瘦如柴，痛苦呻吟；

一個很瘦的孩子，吃力地推著木頭車，從一條顛簸的泥路上慢慢走過，車上躺著奄奄一息的父親；

一位絕望的母親，坐在屋子裏無助哭泣，地上鋪著幾個破麻袋幾件破衣服，蜷縮著瀕臨死亡的孩子；



一個五六歲的女孩，在紙上畫下了病床上的媽媽，她對媽媽說：“媽媽，你賣了我吧！賣了我，就有錢來買藥吃。”

一位滿頭白發的奶奶，獨自拉扯著兩個患病的孩子，孩子的父母都因艾滋病去世了，奶奶告訴他：“等兩個孩子都走了，我也該走了……”



一幕幕觸目驚心的慘狀，帶給杜聰極大的震撼，讓他痛苦不堪：

“我從未見過一個小村莊裏集中著這麽多的苦難，白發人送黑發人俯拾即是。”

他問，艾滋病為何會在這裏橫行無阻？

有人告訴他：

“當地很多人由於貧窮，常常靠賣血掙錢。而一些地下血站非法經營，缺乏最基本的醫療常識，不僅共用針頭，甚至在提取血漿後，把被汙染過的血液重新注回到賣血者體內。”

“就這樣，艾滋病毒在賣血人群中隱秘傳播，經過較長的潛伏期後，如今開始進入高發期。”

杜聰的心被狠狠地揪了一下。

賣一袋血40到50元，就為了這四五十塊錢，很多窮人搭上了一家子的命。



那天夜裏，杜聰失眠了。

他倚在窗旁，凝望著夜空的點點繁星，腦子裏反複閃現著艾滋病人們茫然無助的眼神。

十幾年的海外生活，他切身經曆了美國艾滋病從初發到高發、從醫學疾患演變成社會病毒的整個過程，無數人被這種可怕的疾病折磨得家破人亡。

中國是否會重蹈美國的覆轍？杜聰非常擔心。

他決定去做些什麽。

於是，從艾滋村回來不久，杜聰辭去了銀行副總裁的工作，自己出資在香港成立“智行基金會”，致力於幫助貧困地區的艾滋病人。



叱吒金融界十幾年，說辭職就辭職，很多人都認為他瘋了。

親朋好友無法理解，父母也極力反對。

母親苦口婆心地一遍遍勸他：“你如果想做慈善，完全可以業餘去做。我們花錢供你讀書，是讓你出人頭地，不是讓你去做義工！”

但杜聰態度決然。

在他看來，這個世界少了一個銀行家照樣運轉，但對艾滋病人的救助已經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光捐款不行，得有人真正去做一些實事。

“艾滋病就是一場森林大火，四處蔓延，我就是一名救火隊員。我不可能把這場火給滅掉，但火裏有人，我就得一個個把他們從火裏拉出來，能救一個是一個。”



從此，杜聰走上了一條救助艾滋病人的艱難之路，這條路一走，就是20多年。



從1998年開始，杜聰自掏腰包，奔波在香港和內地之間。

除了在艾滋病高發區宣傳防艾、救助病人外，另一個更重要的目標，是幫助那些父母已經患病離世的“艾滋孤兒”。



艾滋病一般不會通過生活接觸傳播，所以大部分孩子並沒有被感染，但他們仍不免遭受周圍人的歧視。

“他們已經沒有家庭的溫暖，如果再沒有道德的教化、沒有社會的關愛，長大後很可能會步入歧途。我甚至親眼看到有的孩子把‘仇’字刻在手臂上，立誌長大後要去找血站的‘血頭’報殺父之仇。”

為了幫助這些孩子，杜聰一個村一個村地調查走訪，資助他們免費上學，希望用教育去改變他們的命運。



● 杜聰與被資助的孩子們合影

第一年，他資助了127個孩子，第二年又資助了392個，第三年數字繼續增加，達到600個……

20多年來，杜聰和他的“智行基金會”，一共資助了3萬多名艾滋遺孤和貧困兒童，遍布河南、安徽、山東、雲南等十多個省，100多個縣。

這些孩子大部分都考上了大學，其中不乏清華、北大等國內名校，專業涵蓋醫護、化工、計算機等各行各業。



而對於那些無意求學的孩子，杜聰也會盡力給他們尋找養家糊口的出路，他四處奔走，與不少技校合作，讓這些孩子能在初中畢業後學習一技之長。

同時，杜聰還聯係了不同的企業，與他們達成協議，在不暴露打工者身份的前提下，接納一批年滿18歲的艾滋遺孤前去工作。



多年的慈善，早已掏光了杜聰的錢袋。

為了籌集善款，他每年要在高校、企業、公益組織中進行四五十場演講，還經常飛往世界各地募捐。

這個曾經身價百萬的富豪，如今更像是一個風塵仆仆的農民，擠長途汽車，住招待所，吃路邊攤，有時也會為了孩子的幾百塊學費輾轉難眠。

工作之餘，他還要參加孩子們的活動，並堅持麵試每一個需要資助的大學生，常常一忙就到了深夜。

他幽默地總結自己辭職後的變化：“比以前更忙，一文不掙，全年無休。”



在幫助艾滋病人的同時，杜聰也在有意識地維護受助者的尊嚴。

他在河南農村創辦了一個環保袋工廠，為當地一些感染艾滋病的婦女們提供就業機會。



● 環保袋工廠的婦女們正在工作

有來訪者到廠參觀，杜聰會提前提醒：“不要當場買環保袋，家訪的時候也不要給錢，否則會讓她們很沒有尊嚴。”

對她們而言，能夠憑自己的努力擁有一份體麵的工作，是最有力量的活法。

此外，杜聰還在上海開了一家法式麵包坊，店裏的麵包師基本全是受過資助的孩子，盈利則全部用於公益慈善事業。



● 被資助的孩子在2016年法式麵包世界杯上獲得第四名

按他的理念，讓一個人每天捐20塊錢比較難，但讓一個人每天來買一杯咖啡、一片麵包，會相對容易。

通過這種“企業—慈善”模式，不僅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善款來源問題，還創造了就業崗位，提高了公眾參與度。

“一石三鳥”，這也是杜聰的一個大膽嚐試。



在杜聰20多年的努力下，3萬多貧困孩子的人生煥然一新。

然而，他自己的人生卻被徹底“耽擱”了。

他沒有結婚，沒有生子。



● 杜聰參加被救助孩子的婚禮

可他毫不在乎，隻笑著說，這3萬多個孩子，都管我叫“杜爸爸”。

孩子們結婚的時候，都會喊杜聰到場；生子之後，杜聰也便有了一個新的身份——“杜爺爺”。



● “杜爺爺”抱著一對健康的龍鳳胎寶寶

年齡的增長和終日的操勞，讓杜聰的身體大不如前，有人勸他，都是當“爺爺”的人了，可以歇歇了。

他卻搖了搖頭，忍不住倒“苦水”：

當你有幾千個孩子要養，並且大部分還在讀初中讀小學，你就知道，路還很長，什麽都缺。



如今，經杜聰和“智行基金會”資助的孩子還在逐年增加，這些孩子統一有一個稱呼，叫“小海星”。

當問起為什麽要用這個稱呼時，杜聰講了一個故事：



爺爺帶著孫女在沙灘散步，看到成千上萬的海星被潮水衝到岸上。暴曬之下，不少海星危在旦夕。

爺爺拾起一隻海星拋回大海，孫女困惑地問：“成千上萬的海星，你都能扔回去嗎？”

爺爺答：“我救的隻是萬分之一，但對於這隻回歸大海的海星來說，就是它的全部。”



● 孩子們參加智行基金會夏令營

● 參考資料

[1] 界麵新聞｜杜聰和他的三萬個孩子

[2] 中國網｜杜聰：艾滋病就在我們身邊 要學會關心艾滋病人

[3] 錢江晚報｜杜聰：從華爾街到抗艾明星

[4] 南方周末｜艾滋孤兒 民間救助路徑五年審視

[5] 遼寧衛視｜中國好人：杜聰的第二種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