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過年回家時，一個多月前買給爸媽的製氧機還擱在院子裏。（南方周末記者 龐礴/圖）
下動車，出站，我一眼看見我媽——卷卷的短發從橘黃色羽絨服的帽兜裏露出來，熱情地往出站口大步走。實際上，跟我擦肩而過的時候，她根本沒認出哪個是女兒。
我大聲叫住她，她一張口，就吭吭地幹咳，於是我們不得不進行這段已經在視頻聊天裏重複過好幾次的對話。
“是不是新冠後遺症？你去看看醫生買點止咳藥，家裏有霧化機，正好用上。”
“哪是後遺症，每年冬天都這樣。”
“好幾年了不更得去醫院嗎？”
“一直都這樣，看啥看。”
每一次我提出關於健康的建議，都會這樣輕飄飄地被爸媽帶過去。跨越代際的交流之難，往往在於“聽你的還是聽我的”。試圖就事論事的人遇上想講等級製和老規矩的人，簡直就是秀才遇上兵。
隻勝了一粒泰諾
臘月二十八晚上到家，第二天早上往窗外一看，我一個月多前買了寄到家的製氧機、霧化機和電動吸痰器，全部都在院子角落裏。貓回家的時候要從柵欄上往下跳，這些紙箱好歹能給它墊個腳。
我挨個看了一眼，製氧機的箱子打開過，又貼好膠帶放了回去，吸痰器和霧化器幹脆沒有拆開。“咋就晾在院裏了？”我媽沒接茬：“你看這個花開挺好。”
過一會，我看她在下唇上塗了白白的一層牙膏，才知道她長了口唇皰疹，牙膏能帶來清涼。我說我從外賣軟件上買個阿昔洛韋軟膏。“你淨瞎花錢，家裏啥藥膏沒有？”牙膏、紅狗營養膏都有，阿昔洛韋就沒有。
在新冠以前，我一直以為在健康這個領域裏，我家是在經曆一場用藥的大戰。家裏時不時地出現一些來路不明的棕黑色藥丸，我媽夏天會到社區診所裏貼“三伏貼”，還在我爸“上火”的時候給他拔罐、刮痧。她用硬幣刮痧，銀色的棱在背上劃過，背上就浮現隱隱的紅色，過一會變成紫黑色，他倆越看越覺得療效過關，特能下火。
在無數次互相指責和互相原諒之後，新冠大流行來了。以往的大戰也就變成了我和爸媽之間的話語權之爭：第一回合在2022年11月底，我要他們買退燒藥，我爸嘴上答應，可到了藥店連花清瘟都售罄了才坦白自己沒買藥，我馬上寄回一盒泰諾；第二回合在2022年12月初，我買的血氧儀送到了，在紙盒裏放了三四天，才在我聲淚俱下的動情科普裏被拆出來，夾在我爸的手指上；第三回合在幾天之後，製氧機、吸痰器和霧化器紛紛到貨，並開始了冷宮生活。
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困擾。室友八十多歲的姥姥發著燒，可就是不肯吃降壓藥和降血糖藥，負責照料的女兒們一籌莫展，幾乎每天都要為母親的服藥問題掉一次眼淚；一位好朋友人在海外，母親覺得胸悶，一測血氧水平隻有93％，她讓母親去做個CT，但怎麽都勸不動；一位朋友的幾位長輩發燒，但一次抗體檢測都不願意做，他們喝著她買的小柴胡顆粒退了燒，在持續不斷的爭論裏捱過了這一波“重感冒”。
在這一場持續了半個月的鬥爭裏，我唯一的勝利就是一粒泰諾。2022年12月上旬的一次視頻電話裏，我媽說她吃了一粒泰諾——在持續整晚39度多的高燒之後。
但她隨即拒絕了隔離的建議，我爸拿著手機站在床邊，拍下了這一次新冠大流行裏唯一的受益者——貓。它快樂地在我媽的脖子和胸口蹭來蹭去，欣喜地發出第一次睡火炕的咕嚕聲。
貓在窗外圍觀我寫稿。（南方周末記者 龐礴/圖）
“我還年輕”
說服爸媽不算易事，我過去幾年在這個戰場上摸爬滾打，終於在職業規劃、婚戀等話題上以“每個人是自己人生的第一責任人”的態度和爸媽達成共識：我不勸你們離婚，你們也別來勸我結婚。但在新舊年之交的這場流行病裏，急的反而是我們這群90後——我們開始試圖在父母和其他長輩的健康問題上“指手畫腳”。
朋友和我試過“易母而勸”——那位血氧含量低於93%的阿姨，由我打電話給她，不是作為她女兒的朋友，而是作為記者，講“沉默型缺氧”，講醫院中越來越嚴重的收治情況，請她盡早做個CT以防萬一。
阿姨客氣地聽了我的建議，可是第二天、第三天依然沒有去醫院。於是朋友在亞歐大陸的另一邊無奈承認，健康依然是個人自由的一部分，並暫時接受自己母親的判斷：“沒那麽嚴重。”
但這樣的遊說隻會一次又一次重複。過年回家第一天，我試圖把製氧機從院子搬回屋，但人還沒出家門，就被我爸阻止了：“你拿回來我也不用。”
那以後萬一有用呢？“萬一的時候再說。”他終結了這個話題。
作為父親，他並不習慣解釋自己行為的動機，但禁不住我三番五次地問，於是說：“那個製氧機，戴上就摘不下來了。”言外之意，隻有脆弱的老年人才有必要使用這種輔助設備。
這讓我想起一個月以前在勸說他使用血氧儀時的爭執：“朋友，請你用一下血氧夾。”
“我還年輕。”他回答。
吸痰器也都得到了類似的點評：“吸痰器是癱瘓了才要用的”。
事實上，他們對健康知識並不完全抗拒，我甚至會感到他們隻是抗拒我轉發的文章、提出的意見和買回家的保健品。我媽一邊吃著軟骨素，表示它緩解了她的膝痛，但同時拒絕吃我買的魚油、鈣片，也拒絕做骨質疏鬆的檢查。“沒到那麽嚴重。”她終結了這段對話。
我意識到，在這種“秀才遇上兵”的場合裏，疊加了另一重因素：“兵”對“秀才”的恐懼。來自女兒的關心成了歲月耀武揚威的催逼，在家裏的這些天，我時時刻刻能體會到爸媽這種微妙的恐懼——他們一個掩飾著自己的咳嗽，另一個和我搶著搬重物；時而感慨自己“老了”，時而又覺得自己能幹；向我炫耀自己在短視頻平台上看到的保健知識，但是拒絕我給出的健康建議。
我隻能承認，自己無從知道爸媽對新冠及一切健康問題的真正態度——這似乎是某種程度上的“觀測者效應”，我的關注本身就在提醒他們歲月與健康的流逝。
這樣的爭論暫時無法結束，直到爸媽能夠看清自己健康受到的挑戰，並接受我的幫助。於是現在，製氧機隻能凍在零下20℃的院子裏，而關於它的討論，會在我回家過年的日子裏不斷重複：
“你拿進來學一下怎麽用。”
“用了就拔不下來，人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