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經濟學家、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在采訪中稱，消費不是刺激出來的，消費是人的自然需要，吃穿旅遊、豐富文化生活等都不是靠刺激消費才出現的；把老百姓的切身問題解決好，住房、醫療、養老、孩子上學等等社保問題全覆蓋，消費自然會恢複。要讓老百姓敢消費，而不是刺激消費。
王小魯還提出，有很多方麵問題導致百姓不敢消費，不解決這些問題去刺激消費，這種刺激是沒有後勁的、起不了多大作用；沒有老百姓消費，經濟是沒有支撐的經濟，光靠房地產支撐、靠貨幣放水不是長久之計。
“如何提振消費”在疫情暴發以來已經幾番討論，那麽，消費，是靠刺激出來的嗎？怎麽花錢，還用專家教嗎？
疫下消費冷暖
10月24日發布的三季度經濟數據顯示，消費對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的貢獻依然較弱。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長3%，同期服務業增加值增長2.3%。
其中，三季度GDP同比增長3.9%，服務業同比增長3.2%；9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2.5%，增速比8月回落2.9個百分點。
今年國慶假期就是消費偏冷的最明顯體現。由於疫情麵廣量多，且管控強度升至三年來高位，賓館旅遊、交通運輸、會展演出等出行消費及服務業都降到了曆史同期最低水平。
出行方麵，交通運輸部的數據顯示，國慶七天假期內，旅客發送量較2020年、2021年同期分別下降41.4%和36.4%。
據文化和旅遊部數據中心測算，國內旅遊出遊4.22億人次，同比減少18.2%，按可比口徑恢複至2019年同期的60.7%；實現國內旅遊收入2872億元，同比減少26.2%，恢複至2019年同期的44.2%。
旅遊人次的降幅比旅客發送量降幅小，可能是因為計入了短途旅行和自駕遊等，而後者通常是跨省區的。
國慶期間，全國百度遷徙指數均值為527.29，和2020年、2021年的同期相比分別下降12.7%和23.8%。百度遷徙指數是利用百度地圖定位可視化展現人口的遷徙情況，樣本可能略有局限。
最典型的莫過於九寨溝景區，由於實行“預約、錯峰、限流”和落地“3天3檢”等防疫措施，今年黃金周七天入園遊客人數僅為211人，其中10月1日僅1人，出現了曆年未見的極值。
景區門票預訂係統顯示，10月8日至10日，入園人數記錄依舊隻有13人、28人和22人，而8月中旬入園人次曾達2萬左右，景區目前的每日限流人次為4.1萬。
文化娛樂方麵，國家電影專資辦數據顯示，國慶假期（10月1日至7日）全國票房總收入14.96億元，同比大跌65.84%，僅為疫情前2019年國慶檔票房的33.5%，是2015年以來同期成績的最低水平。
假期進入影院的觀眾大幅減少。貓眼電影專業版統計顯示，國慶檔放映總場次270.5萬場，同比增加10.36%，雖平均票價比2021年有所降低，但觀影人次還是下降61.47%，僅為3609.2萬。
燈塔專業版數據也顯示，今年國慶檔觀影人次為3326.1萬，遠低於2018年-2021年同期5408.6萬、1.18億、9994.8萬以及9368.1萬的人次。
與電影行業類似，會議、展覽、演出、大型體育賽事等大為減少，或延期舉辦，或轉移至線上。
住房成交可以看作裝修裝飾、家電、家具等居民消費的先行指標。9月底，樓市刺激政策集中出台，包括允許部分城市下調首套住房貸款利率，對賣房一年內再買房者給予退稅優惠，調降首套個人住房公積金貸款利率等。
這樣的“組合拳”終於給黃金周的樓市帶來些買氣，但中指研究院對企業的跟蹤顯示，雖然部分大城市商品房銷售略有恢複，不同城市、不同項目分化明顯，其重點監測的21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麵積較去年同期下降37.7%，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四個一線城市成交量均同比下降，其中北京降幅最大，達64%。
房地產市場的持續轉冷，導致新房銷售大幅減少，甚至出現較多存量房貸提前還清全部貸款的情況。中指研究院的數據顯示，今年前九個月百強房企銷售額均值為540.8億元，同比下降45.1%。
克而瑞研究中心的統計顯示類似結果，百強房企1月-9月累計銷售操盤金額46697.9億元，同比下降45.4%，居較高水平，雖然三季度以來降幅呈收窄狀。
汽車銷售似乎成了今年難得的消費亮點，特別是新能源車。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統計，1月-9月國內汽車銷量1947萬輛，同比增長4.4%。其中新能源汽車銷售456.7萬輛，同比增長1.1倍。
最新財新服務業采購經理指數（PMI）從企業端反映了整體消費的疲弱——9月財新通用服務業經營活動指數經曆了三個月的擴張之後，重現收縮態勢，降至49.3，比8月下滑了5.7個百分點，再次降落到榮枯線以下。
除了疫情，什麽阻礙人們花錢？
到九寨溝的遊客大幅減少，自然是當地嚴格防疫的結果，當前整體服務業和出行情況顯示人們消費縮減，也主要與疫情反複和防疫措施收緊相關。可能有些人認為，如果防疫政策放鬆、就業生活休閑等均恢複正常，消費也自然就恢複了。
實際上，多重因素損毀了部分居民家庭的資產負債表，使他們在背負房貸、子女教育和老人養老等壓力下還須麵對收入的不確定或減少，疫情隻是其中一個誘因。即使疫情過去，他們的消費複蘇仍將是緩慢的。
我們把時間拉長一點，觀察近十年來居民消費與收入的動態變化。
“十二五”期間（2011年-2015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從18.7萬億元上升到30.1萬億元，簡單地平均計算，年均增長12.2%；到“十三五”期間（2016年-2020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從31.2萬億元上升到39.2萬億元，年均增幅降到了5.1%。去年社零雖有恢複性增長，但2020年和2021年兩年平均增長率僅有4%。
消費增速的明顯下滑，與居民收入增速下滑相互映照。“十二五”期間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實際增速為8.9%，“十三五”期間為5.6%，2020年和2021年兩年平均為5.1%。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文魁認為，這裏所說的居民收入這個大盤子，實際還不能完全用於消費，其中還有買房子，這在統計數據中算到了投資中，還有真正的儲蓄和投資，因此，能用於消費的收入就更少了。
在2021年全國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組中，底層的兩個分組（低收入戶、中間偏下戶）的可支配收入都低於2萬元/年，即使是中等收入組，年可支配收入也僅為2.9萬元。
對於數量眾多的中低收入階層的消費不振問題，學者和決策智囊們存在著兩種解釋：一種認為這是收入問題，是因為他們收入不高帶來的消費水平低的問題，“想消費但沒錢”；另一種認為這是消費率（平均消費傾向）低導致的消費水平低的問題，“有錢不想消費”。
長期研究收入分配問題的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李實認為，對於中低收入人群來說，更大的問題是他們的收入問題。這與王小魯的觀點類似。
根據李實團隊的測算，2019年中國家庭人均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的，約有1億人，人均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約3.1億人，2000元以下的約7.1億人。
如果進一步考慮收入差別，這其中至少5億-6億人主要是收入低導致他們的消費水平低。“不是他們不願意消費，而是他們收入水平低，這些收入隻能滿足其基本的生活需要，不會有什麽結餘，怎麽去刺激他們的消費”？
與此相關聯的是，對於中低收入人群，用什麽政策來提高他們的消費水平。如果刺激消費的政策不是將重心放在提高收入上，而隻是想到家電下鄉、汽車下鄉之類，那這些政策很可能隻是改變了這部分人群的消費結構，總體上可以說是無效的。
這也是近幾年居民消費傾向持續下滑、需求收縮壓力更加明顯的原因所在。
解決這部分人“沒錢不敢消費”的問題，需要有機製調整和政策組合。所謂機製調整，就是確保居民部門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最近幾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占比有所提升，平均在60%左右，企業部門、政府部門占比大約各為20%左右。
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居民部門的占比還應該提高。此外，中國居民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重隻有40%上下，即使考慮測度偏差問題，也明顯低於發達國家百分之五六十以上的水平（張文魁）。
政策組合則包括就業優先政策、公共教育支出保障、社保全覆蓋且提高標準、提升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以及必要的再分配政策等，比如以公共教育的免費和補助緩解居民剛性儲蓄趨向、確保農村居民看病實際報銷比例等等，這些都需要公共政策和公共財政提供強有力支持。
發錢發消費券有沒有作用
確實，有了錢，誰都知道要吃點營養更高的，娛樂休閑多一點，住得更寬暢些，每年再長途旅行一兩趟……怎麽花錢，哪需要別人來操心，需要專家來教？
因此，從上麵的分析中我們也對王小魯等學者的大部分觀點予以支持。這從學理上、從長期來講無疑是正確的。
我們應當檢討的是為什麽居民收入增速這十來年不斷下行；檢討在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門占比為何沒有明顯提高；檢討公共財政支出是否切實花在了刀刃上（以人為中心的民生、教育、醫療、保障房、發展事項等）；檢討社會保障覆蓋網是否完善、保障水平是否足夠，等等。
但在疫情持續將近三年的今天談論居民消費話題，我們絕不能脫離疫情這個特殊背景，脫離其持續時間，脫離其影響程度。為此我們對王小魯的觀點存有一點保留，給居民發錢發消費券真的沒用嗎？那為何中國香港特區、那麽多國家都這樣做了？
安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高善文不久前談到，今年以來中國住戶部門出現了廣泛的資產負債表收縮，其變化多年未見。一方麵住戶儲蓄率年內上升了超過3個百分點，這伴隨著消費減速和可選消費的明顯下降。另一方麵，住戶顯著降低了資產負債表的風險暴露，減少債務及風險資產並轉向存款及貨幣基金等。
居民資產負債表收縮，是其收入收縮的表現形式。疫情，疊加在此前後出台的對影視、互聯網、教培、房地產等行業的嚴格管控整肅，產生了合成謬誤和分解謬誤的效果共振，企業紛紛裁員或凍結、壓縮招聘，服務業雪上加霜。需求收縮、預期轉弱等多重壓力進一步製約了經濟活動。
麵對疫情衝擊，一些海外國家首先采取措施拯救居民消費。美國政府先後通過六輪針對普通民眾和企業的財政援助刺激法案。聯邦政府債務從2019年底的22.7萬億美元增至最近的31萬億美元，兩年間額外增加約8萬億美元債務，其中的最大頭是對居民部門的補助。
美國發錢主要針對年收入7.5萬美元以下的個人和15萬美元以下的家庭；過去兩年多，按照三口之家估算，每戶平均得到的現金補助至少3萬美元，就連離開美國已經20來年的李稻葵，還收到了美國政府開出的2000美元支票。
前不久，鑒於通脹居高，美國加州給2300萬符合條件的納稅人（不限於本地居民）退稅，預計麵向中產階級和低收入者的退稅合計補貼額為95億美元。
這類直接補助居民的疫情應對政策，在加拿大、日本、新西蘭、新加坡及歐洲各國普遍運用。
2020年以來的三年間，中國香港特區政府每年都向居民直接發錢，每個18歲以上永久居民分別獲得1萬港元現金、5000港元消費券和1萬港元消費券。
雖然有些國家補貼居民刺激過頭出現通脹，但整體上這類“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公共財政政策還是發揮了作用。
有人說，給每個人發錢容易滋生“養懶漢”的毛病，而且國家也發不起。筆者建議是否可以考慮，優先給疫情中受困地區、受困人員、失業人員及低收入家庭發錢。
還有人擔心發錢或消費券對提高消費作用不大。香港中文大學經濟係宋錚教授等的研究顯示，2021年香港特區政府推出的5000港元/人的數字消費券計劃，從總量上看，消費券用戶的額外支出達到消費券麵額的80%以上，近於世界各地以往財政刺激政策效果的上限，對香港經濟複蘇起了積極作用。
浙江省商務廳的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浙江發放各類消費券近20億元，截至3月底，平均兌付率達74%，消費拉動作用明顯。
這類消費券對改善商家運營狀況、增加服務業收入效用很直接。
曆年來，我們的決策機製和執行機製擅長審批基建投資項目，而對激勵消費並實現經濟增長動力結構的轉型欠缺方式，消費政策也常常似曾相識，缺乏新意和針對性。
麵對如此嚴重、如此長時間損壞居民收入和消費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們的公共財政如何化解民眾困難，政策創新勢在必行。
（作者為獨立學者，“長平投研”主持人；編輯：王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