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歲衛生院院長采購20萬片退燒藥,疫情高峰免費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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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丨楊宙李婷婷 張月崔一凡 邢逸帆 荊欣雨 編輯丨張瑞 出品丨騰訊新聞穀雨工作室

2023年已經到來,除夕也要近了。在與病毒三年拉鋸之後,在防疫政策大轉向和疫情海嘯的夾擊下,這個冬天,許多人的生活,也在發生著巨大,甚至可說是劇烈的改變。

所謂辭舊迎新,就是說隻有回望過去,才能展望將來。在這層意義上,穀雨選擇回訪過去一年,我們記錄的疫情故事裏的主人公,他們有的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都市,有的四海為家;有孩子,也有老人;有的正處於一生最好的年紀,也有的麵臨重重難關。過去一年,對他們每個人,都稱得上辛辛苦苦,疫情當然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但也不止於此,生活自有其獠牙,如果你看過他們的故事,就明白所說何意。過去一年,我們選擇記錄下他們的故事,是因為他們都有著在逆境中堅持的勇氣,在艱難中飽有對生活的熱情,更重要的,是他們不僅關心自己,也關懷他人——在當下,這自然尤為重要。

就像對你我每一個人一樣,生活既有挑戰和困苦,也總是會有新的希望。我們請他們講述現在,回望過去,也展望將來。講述的目的在於記錄,回望的目的在於不忘記,而所謂將來,正是建基其上的一縷希望。在生活的劇本裏,他們都有堅持下去的原因,每一個人都做到了盡力而為。重重難關重重過,他們期盼好的生活到來。

基層衛生院老院長:現在終於回歸到我們的本專業,給病人治病了

疫情下的鄉鎮農村:全村半年全員核酸近40次,有護士連上25小時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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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的這天早上,老院長在其所在的衛生院的微信公眾號上寫下長長的一段話,提到社區居民購買藥的困難,提到衛生院免費發放退燒藥的決定。

“我們把免費發藥的想法連夜告知了辦事處的領導,領導非常支持我們這一做法,由辦事處通知到居民,今天一大早就有群眾來中心排隊領藥。多名護士共同服務,一個包藥,一個發藥,一個講解退燒藥的用法和副作用。一位居民親切地說,咱社區醫院真是為百姓服務的好醫院。”

這是這位70多歲的老院長抗擊疫情的第三個年頭。過去一年密集的常態化核酸檢測進行時,他每天忙於應對上頭的指令,調配醫護人員,完成各種檢測任務。去年大年初一的晚上,他還帶著兩個醫護給九百多個居民做完了核酸檢測。

過去一個月,防疫措施二十條和新十條陸續發布之後,他的日常工作發生了巨大的轉向。常態核酸檢測停止了,他在電話那頭說,“現在終於回歸到我們的本專業,給病人治病了。”

老院長說,他在疫情高峰到來的幾周前就提前做好了準備,采購好了退燒藥,大約二十多萬片,如今庫存還剩一半以上。醫院裏的發熱病人最多的時候一天有上百個人。好在院裏140多個醫護人員,如今除了其中一兩個發燒在家休息,其他全部都正常到崗工作。至於他自己,他說自己還沒被感染,目前還是按照往常一樣去工作。他們一年到頭幾乎從未停歇。眼下最要緊的任務是,排查社區裏的老人,把感染的老人接到醫院裏,輸液,開藥,住院。

卡車司機趙峰:車子一開,又上路了,“窮開心。”

困在上海的卡車司機:一條馬路住100人,有人曾3天沒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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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日子在12月中旬終於到來。全國各地不再查驗核酸,卡車司機趙峰覺得日子總算熬出頭了,“哎呀,我的心裏特別敞亮,下高速再也沒有人擺著手讓我們靠邊靠邊,檢查核酸,做抗原,再也沒了。”

但隻暢快了一星期,新的問題又來了。趙峰的大部分同行都得了新冠,有人發著燒拿命在開車,有人在家躺了9天還陽著,隻剩趙峰還膽戰心驚地陰著。他哪也不敢去,誰也不接觸,飯在車上吃,澡也不敢洗——大澡堂是不敢去了,服務區雖然能洗澡,但水溫隻有30多度,怕一著涼,病毒趁虛而入。

“說個不好聽的話,全家人都指望我一個人掙錢呢,萬一我倒下了,又再個十多天掙不到錢,那不敢想。”他每個月有1萬5的車貸和房貸要還,去年10月車貸還完了,氣還沒喘勻,轉眼又到年底了,修車錢,保險錢,之前跟別人借的錢,兩個孩子未來上大學的錢,車子按規定要從國五換到國六的錢——沒錢,沒錢,沒錢。

最苦的日子在去年四月。幾乎整一個月,他和他的卡車都被封控在上海一條馬路上。在馬路邊上,他搭了一個土灶,喝著消防栓水,吃著河裏捕來的魚,澡也是在河裏洗的。日子過成了極限生存模式。

好不容易挨到上海解封,車輪飛轉起來,結果車到西安,又被封控了,在當地靜止了三天。整個2022年,趙峰就是從一個疫情高風險區,開往另一個疫情高風險區,每一趟都前途未卜。

最多的時候,他一天要做6次抗原,即便拿著24小時核酸證明,每下一個高速口都要落地檢,“到處設卡,一堵五六個小時、六七個小時,真的頭皮發麻。”有的地方不光落地檢,還要把他拉到一個大停車場做消殺,再通知工廠的人來接走,沒人接就得原路返回。但哪裏有疫情,趙峰就往哪兒開。“別人不去,害怕,運價就會稍微高一點點。”

趙峰開了二十年卡車,什麽苦都嚐過,他信奉多勞多得,事實也如此,他有車,有房,有兩個成績優異的娃,直到去年,他一年就熬白了頭發,41歲看起來像50歲,錢卻沒掙著,“去年那個錢也不知道叫誰給掙去了。”

沒有任何值得開心的事,但電話那頭,剛跑了一天車、正在車裏吃晚飯的趙峰時不時發出大笑聲,甚至還能調侃自己,“窮開心。”大半年來,他路過無數次家,但隻回過一趟。那天早上到家,他舒舒服服洗了一個澡,攢的一堆臭衣服扔進洗衣機,吃上妻子做的熱騰騰的飯,到了下午,車子一開,又上路了。“我跟老婆講,沒事,我能跑到80歲。”

張強醫生:對於未來,既不樂觀也不悲觀

年度最佳老板!騎自行車40公裏跨上海3個區,隻為給員工發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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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中旬,張強醫生拎著一籃黃白相間的菊花去陵園拜祭了父親,三年的疫情告一段落,他想找父親聊聊天。

父親於2001年因為尿毒症去世,墓碑上的他依然年輕,有很大的笑容。張強說:“如果父親在世,大概想象不到這三年發生的事情。”去年4月,張強去公司給員工發工資,那條20多公裏路平時開車半個小時就能到,但在彼時嚴密封控的上海,56歲的他騎自行車加走路,每個路口都有大白守著的關卡,他花了四個多小時才抵達。他所創辦的張強醫生集團關閉了國內將近一半的診所,他把自己的工資降到了幾千塊錢,但在巨大的困難之中,他組織員工(包括他自己)開設了空中門診,免費幫助了幾百位靜脈病患者,他當時告訴我,“在任何情境下,都要對得起這份工作。”

他想那種頑強的意誌也許就是來自於父親。父親早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的哲學係,因為諸種原因,最後成了浙江一個小縣城裏的拖拉機廠工人。但在他印象裏,父親從不為命運的波折沮喪,他自學各種電機技術,最後成了當地有名的電機修理師傅,他很手巧,還為家裏打過一隻沙發,鄰居沒見過,有很多人想來坐坐體驗。後來父親患上了尿毒症,家裏經濟條件不好,為了省錢,正常應該每周做三次血透,但父親隻做兩次,他和疾病搏鬥了十多年。後來的張強很少為生活中的瑣事煩惱,他總是想:大概沒有什麽苦難能比得起父親的十多年的病毒煎熬。

每次來到這裏的時候,他總感覺父親仿佛就在身邊,蹲在墓碑前,他說著家裏人和公司的現狀,80多歲的母親依然身體健康,在院子種了很多菜。公司也熬過了最艱難的時期,讓他感動的是很多患者對他們的信任,一直在等待他們的診所複工,上海6月1號解封,張強醫生的診所業務在八月份創下了曆史新高,他自己也做了幾台手術。他現在的目標是,以輕資產的方式再多開幾家診所,爭取讓每個省份都有,為更多的靜脈病患者提供更方便的治療。

12月下旬,他陽了,但還是頂著低燒和咳嗽開了全體員工會,另外還做了一次直播。聖誕節後轉陰,他越發意識到健康的重要性,最近他打算升級一下家裏的健身設備,換一張更大的瑜伽墊,加幾組啞鈴,帶著家人一起健身,他有打拳的習慣,打算拜一個專業的拳擊師父,認真學習拳擊。他覺得,疫情平等地展現了人性中最好和最壞的部分,對於未來,他既不樂觀也不悲觀,但要像磨礪自己身體的肌肉一樣,為一切的不確定做好準備。

病房學校:患病的孩子們需要血

穀雨 | 白血病師生共抗病魔:老師病房講課,學生不願離校



©崔一凡

病房學校的秋莉老師最近陽了。她自己也不知道怎麽陽的。一年半前,她做了骨髓移植,恢複得不錯,每天早上還在小區裏跑步鍛煉。疫情擴散之後,她和病房學校的孩子一樣,把自己關在家裏十幾天,不敢出門。但還是陽了。幸好症狀不嚴重,燒了三天,最高到38.1度。

與此同時,病房學校的孩子們不少也陽了。這所“學校”在燕達陸道培醫院的病房裏,上課的孩子大多是來此治療的白血病患兒,老師們都是誌願者。最近,孩子們隻能待在家裏,上秋莉老師安排的網課。孩子們恢複得挺快,連作業也沒舍得落下。“可能因為這個病(白血病),平時吃藥打針的,抵抗力還行。”秋莉老師想。

雖然疾病本身影響不大,但它帶來的次生災害,正讓以治療血液病著稱的陸道培醫院,以及生活在周邊的白血病家庭經曆艱難時刻。最近這個月,因為疫情影響,獻血量急劇下降——血是血液病人生存和治療的根本。舉個例子,如果一位白血病人血小板數量低,那麽打個噴嚏都有可能無法止血,引起生命危險。現在,需要輸血的病人隻能預約,醫生和護士盡力幫忙調配,但大多數時候隻能等待。一些患者的血小板指標降到個位數,放在往常肯定需要及時輸血,但現在,也隻能先把血供給給更急需的人。

病房學校的老師和家長們不斷發朋友圈,呼籲大家獻血,哪怕有償的也行。在病友群裏,白血病家庭開展互助,家屬的血型,哪怕自己用不上,也能獻給別人用。秋莉老師發現,現在醫院裏的醫生護士們也在組織獻血,發朋友圈求血,這在往常很少見到。

即便現狀艱難,秋莉老師還是忍不住想到接下來的生活。已經三年了,正常的日子看起來近在眼前。她期望著,醫院裏的病房教室應該也快要回來了。自從三年前疫情開始,因為要避免聚集,陸道培醫院裏那間教室就不再有孩子上課了。它先後被改成病房,實驗室,或者做核酸的地方。前年,有個孩子來北京做複查,站在教室門口不肯離開,而教室大門緊鎖。“老師呢?老師都去哪了?”那個8歲的孩子說,“就讓我看一眼也行”。他在病房學校學習了兩三年,那間教室裏有他最快樂的記憶和最好的夥伴。

秋莉老師希望他再回來的時候,一切都和原來一樣。她會帶著這些畢業的孩子爬長城,逛故宮,去動物園看猩猩。至於還在病房學校的孩子們,早就上網課上得不耐煩了。他們希望早一點見到老師和同學。他們可以像往常一樣,一起做手工,麵對麵下圍棋,放學了還能一起回家,聊隻有他們知道的小秘密。就像所有孩子一樣,把生活填滿對未來的期許。

注:

有意願獻血的朋友可以聯係陸道培醫院社會服務部,電話:0316-3306331

簋街老板:顧客們就要回來了

簋街難複當年輝煌?報複性消費沒盼來,一天生意八百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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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底,簋街老徐老板吳業文陽了,之後店裏的員工也都陽了,店關了十幾天。這是疫情三年,簋街老徐最長的閉店時間。開張之後,生意似乎也沒好轉,延續了2022下半年的慘淡。“主要最近(顧客)還不太敢出門”,他說。

但他看見簋街上的行人多了一些,摞在桌子上的椅子少了一些。這是勇氣的來源。延宕了三年的裝修計劃終於要開始了。這些天,他忙著聯係設計公司、裝修公司,“新中式”的裝修風格已經確定下來。他設想,年前把裝修搞完,等春節一過,簋街老徐龍蝦館“重新開業”。就像長期臥病在床的人,一朝康複,就要把衣服和床褥全部換新。無論如何,新生活都要開始了。

然而,一些疤痕,或者人們設計未來時絲毫的閃躲,會提醒我們,過去三年切切實實存在過。吳業文兩年前還設想,要把分店布局在北京城東西南北,鎖住五環內的客戶,之後快速向外擴張。但現在計劃變了。“那種太理想了”,他說,“現在要實事求是”。現在他想的是,穩住簋街總店,不說恢複到疫情前,至少小賺一點。分店當然要開,但東西南北無所謂了。可能是郊區,租金便宜,人流量也還行。總之,“不能求快了,隻能求穩”。

簋街老板們對於周遭的變化甚至有些遲鈍。2022年末,二十條發布,新十條也發布,再然後是解除堂食禁令。吳業文在手機上看到這些新聞,內心毫無波瀾,“說句實話,都已經沒有感覺了”。

2022年下半年,對吳業文來說,基本上是“跟疫情做鬥爭的階段(笑)”。當一個餐飲老板說出這句話的時候,你就不太好意思問他總共賠多少了。這半年的狀態是,來一個客人做一頓飯,外賣能送就送,十塊八塊也是賺。之前在望京投資的米粉店,去年夏天就不幹了,算是及時止損。四位合夥人加起來賠了一百多萬。

這些故事終究是過去了。全員變陽推遲了裝修計劃,1月中旬開始,最晚年後會全部竣工。吳業文盤算著,到了春暖花開的時候,就是小龍蝦旺季開始的季節,店麵整飭一新,顧客們就要回來了。這應該就是黎明了吧,他想。

馬拉鬆跑者劉強:期待明年

我在上海方艙住了14天:有人著急轉陰,有人無處可去不願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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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四月份,馬拉鬆跑者劉強在上海方艙一條隻有100多米的走廊上,用折返跑完成了一個半馬,當時他是無症狀感染者,他就是有這麽熱愛跑步。

時間來到這個冬天,現在劉強的跑步隊友接二連三地陽了,日常的集體訓練也不得不被取消,在四月份感染過新冠的劉強又顯得不合群了。“我是無症狀感染者,核酸陽性後,我真的很想找一點不舒服的地方出來,但除了腰酸想不出任何其他的症狀,”劉強說,“從頭到尾沒有喉嚨疼,也沒有發燒。”對他來說,肌肉酸痛是家常便飯,“陽了”的時候,他甚至沒法分辨那種酸困是怪訓練還是怪病毒。

馬拉鬆是一項痛苦的耐力運動,在持續不斷的奔跑中,人的肌肉纖維斷裂又重組,一旦停止訓練身體狀態就退步明顯。劉強從2016年開始跑馬拉鬆,每天四點起來訓練,一個月至少積累500公裏的跑量,然而過去三年裏,他一次又一次地在馬拉鬆比賽中經曆報名、中簽、比賽取消的三件套。無錫馬拉鬆,取消了,廈門馬拉鬆,取消了,上海馬拉鬆,也變成線上賽了。劉強告訴自己,不挑,隻要是個馬拉鬆比賽就參加,但他的上次比賽也已經是19年11月17日的上海馬拉鬆了。

好在一切都在越變越好。上海解封後,停滯的時間又開始重新流動了,劉強的生活發生了很多變化:加入了耐克讚助的黑馬跑團,恢複了係統訓練,周二在火車頭體育場跑步,周六世紀公園團隊合練,周日在耐克總部做力量訓練,跑步的感覺一點一點恢複了;辭掉了現在的工作,打算“放一個長長的假”,帶上女兒去四處旅遊,拎包就走那種。

“人總有不順利的時候、疲倦的時候,那種時候,就把它當成是命運賜給我們的很長很長的假期,不必勉強衝刺,不必努力加油,一切順其自然,”劉強說,“保持健康,保持訓練。”

還有,去年11月底,上海馬拉鬆終於在跌跌撞撞中成功舉辦了,時隔三年,劉強又跑上了全馬,實在百感交集,“上馬終究是回來了,期待明年”。

失業的年輕人:對生活還有一種自己都沒意識到的鬥誌

畢業月薪8千如今麵試開5千,公司:“抓緊回複後麵還有14個人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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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夏天恐怖的高溫中經曆了二十幾次失敗的麵試後,失業五個月的千米終於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家服務於國企的廣告公司做設計師。選擇那份工作的原因很簡單,“因為隻有這個要我。”

年景不好的時候,人們能找到的工作總是各方麵都令人失望的。她的工資一年算下來比上一份工作少了將近5萬,通勤單程要1小時20分鍾,已經是《全國主要城市通勤時耗監測報告》裏定義的“極端”通勤了,她一天要“極端”兩次。招聘軟件上寫著公司有六七十位員工,入職後發現隻有十幾個人。她跟交接工作的人聊天,得知公司之前裁掉孕婦,一分錢沒賠——聽說這件事後,她每天都保存自己的打卡錄屏。沒有寬敞明亮的辦公室,隻是一層樓中的一個房間,三排凳子。

工作內容被她稱為“low”,且工作量巨大,招一個組來完成都不過分。之前的公司裏,她一周畫兩三張圖,精心打磨,現在一周要做十幾張圖,但“就是拿素材改吧改吧。”八月的那次聊天中,我問她,覺得自己以前的工作是狗屁工作嗎?她堅定地否認了,她愛設計,也堅信自己的設計有意義。但現在,她說,對,就是狗屁工作。

入職後,她午休時去附近的超市裏溜達,給男朋友打電話,說著說著就哭了,“從小到大上班沒這麽難受過。”第一周,她幾乎每天都要哭一次。晚上,她睡不踏實,夜裏會醒好幾次,還會夢見HR找她談話。

一個月後,公司通知她,她被裁了,理由是她幹得不夠好。後來,她發現招聘軟件上再次出現了她的職位,但薪資降了2K左右。她有個失業設計師群,群裏的下半年的日子都不好過,有工作三四年的人找到份單休的工作,稅後到手5700元。單休。

被通知裁掉的那一刻,千米反而感覺解脫了。緊接著,一股新的鬥誌燃起來,公司開除她是非法的,她要仲裁,“我不可能咽下這口氣的......多碰上幾個我這種人他準不敢這麽幹,就憑什麽他想招就招想開就開啊,就你哪想那麽美呢。”

仲裁的材料剛準備好,北京陷入了新一輪的封控,然後放開,她得了新冠,康複,也就這麽拖住了。舊的一年即將結束了。她打算年後再找工作。

聽起來,這是在不斷的失望和沮喪中度過的一年,對於2023年,她也沒抱多大好起來的希望。但當我聽到她提到仲裁時立刻變得亢奮的語氣,提到人的權利時,我感到她對生活還有一種她自己都沒意識到的鬥誌。

她還想辦法給自己找了不少事做。她用名為“禿頭設計養貓日記”的賬號分享寵物日常,最火的一條有一萬個點讚。這給她帶來了不少和寵物用品商家置換產品的機會,如今她不必再花錢購買貓砂和貓糧了——雖然遠比不上頭部博主,但也算是生活的微小成就;最近電影票溢價嚴重,她又做了點電影票務代理的活,賺個幾百塊錢;又搞了個手寫字的小號,免費幫粉絲寫需要的字,“沒有經濟價值,純屬閑的”,粉絲大都來自四五線城市的未成年人,倒也算打開了另一個世界。總之,她在做事,她沒有徹底沉淪下去。所有去年不那麽如意的人,希望你也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