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學者項飆:在海外“講解中國” 拆解中國年輕人的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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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飆喜歡談論細節,因為細節中才有真實的“common worries(共同的焦慮)”。他的一生都致力於研究那些具體而微的問題,並願意為此承擔挫折和風險。過去三年,我們要為搖晃的生活重新建立秩序。對普通人來說,一個核心的焦慮是如何應對不確定,或許由人類學家來回答再合適不過了。我們準備了兩篇文章。一篇是對人類學家項飆的伴隨式觀察,一篇是對話。以下是第一篇,作者王競是一個來自中國的作家,在德國工作和生活。今年6月,她跟隨項飆去德國城市哈勒(Halle)上班。見識到在一個喧鬧的世界,一個人類學家是如何工作的。

撰文丨王競 編輯丨金赫 出品丨騰訊新聞 穀雨工作室

我和項飆坐在馬普所的院子裏,計算了一下,他在這裏將幹多久。項飆是2021年9月1日到哈勒(Halle)來上任的,在這座前東德城市,大名鼎鼎的馬克斯·普朗克協會(簡稱馬普)於1999年建立了社會人類學研究所。前任所長從建所幹到退休,項飆出任第二屆所長。他不會德語,還搞不清男性在德國的具體退休年齡,大概是66歲吧?他問。我說,1964年後出生的人要工作到67歲,你是1972年生人,也就是說,從現在起,你要奮鬥17年。

項飆覺得時間很緊。

24小時前,我剛剛認識了這位目前在中國頻頻出鏡的明星學者。五月中旬,他給我發了一個十分“人類學”的建議,說,既然我想了解他,可以在約定的周一上午11點去他柏林的家,跟他和妻子女兒見見麵,再到家附近散個步,周二早上跟他一起坐7: 37分從柏林中央火車站開出的火車,去位於哈勒的馬普所參觀。從柏林到哈勒170公裏,德國高鐵運行一個小時13分鍾。在研究所裏,我可以找任何人聊天,並旁聽他對一位在肯尼亞做田野調查的德國博士後的線上輔導。
坐在馬普所的院子裏與項飆聊天
我第一次注意到項飆的名字,是讀了他關於內卷的訪談。他說內卷是人類曆史上的一個例外,在中國也就這十年來才出現,在一個目標、價值評價和競爭方式都高度單一的環境裏,內卷指無意義的高度耗能的過度競爭,且沒有退出機製,誰不想繼續卷了,不僅錢會少掙,環境還要你在道德上低頭。他沒有使用絕望這個詞,而是用了“陀螺”作比喻,形容內卷的死循環為“我們要不斷抽打自己,讓自己這麽空轉”。

項飆1990年進北大讀社會學,碩士論文題為《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已經在國際上成為一部人類學的現代經典。他寫了北京木樨園附近的浙江村,也就是他那些在1990年代來北京做生意的浙江老鄉。他因為此書受關注,免考去牛津讀博士,之後被牛津留下任教。前不久,他又被國際頂級科研機構——有百年曆史的德國馬普研究所爭取到德國來了。

項飆這樣一位搞人類學的學者,按中國的老話,應該一輩子“坐冷板凳、吃冷豬頭肉”,在冷寂中專注地完成自己的學術生涯。其實,絕大部分歐美的學者至今走的仍是這條路,他們也許在學術圈子內威望無限,但一般不進入熱鬧喧囂的大眾視野。而項飆很醒目地在走另一條路。他告訴我,這也是他舍棄牛津、奔向馬普的原因之一,他已經踏上了另一條學術道路,義無反顧——都社交媒體時代了,社會科學怎麽還能延續19世紀以來的傳統,隻為圈內的幾百人生產文獻和理論呢?他說,對話才是21世紀的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

1

項飆的家在柏林偏西南的位置,周圍沒有地鐵,隻有公交車抵達。巷子很短,約一百米長,兩邊的房子都是一戰前後的建築風格,樹也有年頭。他的公寓在一棟1910年建成的淺綠色小樓的三層。給我開門的是他的妻子Mika。去之前我就聽說,項飆娶的是日本太太,看見Mika,立刻有種得到印證的感覺。Mika穿一條黑白圖案的連衣裙,黑色長筒襪,圓潤的臉龐,彎眉細目。特別是她的神態,總是恬靜安寧的,很有西方人憧憬中的東方感覺。第二天,項飆在去哈勒的路上告訴我,Mika的童年過得十分快樂,所以她的安全感很強,自帶一種低調的自信。這是他自己沒有的東西。

我一進門,項飆立刻就從左邊的廚房走了出來,滿臉是笑地歡迎我。他正在準備午飯,兩隻手濕淋淋的,有點不好意思跟我握。我已經在眾多視頻上見過他,當大活人出現在麵前時,還是有點吃驚,吃驚於他的樸素和熱情。我們腦子裏關於學者/教授/所長的想象,都套用不上眼前這位,他更像一個大男孩。隻有進入話題討論時,學者的思辨之態才把那個普通得有點局促的男生完全蓋住。他的熱情一派天然,讓陌生人馬上忘掉陌生。

項飆知道自己造成的效果嗎?一方麵,他是頭頂光環的人,除了北大——牛津——馬普,國內媒體還熱衷於強調,他獲過兩次全球人類學學界的至高獎項。另一方麵,他又是以甚至比你我更普通的麵貌出現,在待人熱情坦率上也更勝我們一籌。這個落差勢必造成明顯的效果。“效果”是項飆在接下來的談話裏用得相當頻繁的一個詞。

Mika領我走進客廳。20多平米的空間,兩扇對街的玻璃窗保證了室內充足的采光,一張實木長條桌是房間裏最大件的家具,擠一擠圍桌能坐下八個人。項飆把對話和討論看成重要的研究方法,這裏無疑是他的主場。Mika指著一隻古色古香的歐式圈椅對我說,這是她拿到博士學位後買給自己的禮物,從牛津帶過來了。椅子有些低矮,Mika坐進圈椅裏演示給我看,英國人隻要一長胖,就裝不進這把椅子了。我們都哈哈笑起來。

項飆又回到廚房忙碌,我和Mika聊。她的英語和項飆的一樣好,沒什麽口音。跟項飆比,她出國更早,在東京上完本科就去了英國,讀的也是人類學。2003年,他倆同時在新加坡做博士後,結下了姻緣。項飆後來透露給我Mika對男女關係的一個觀點,那就是,如果女生被追習慣了,就會等著被追,如果以後不幸福,則隻會抱怨,因為決定不是自己做的,自己跟自己解釋不了這件事。所以,Mika認為女生一定要主動追人,自己做的決定,出了問題就容易化解,能走出來。我不失時機地問:是Mika追的你嗎?是,項飆馬上招了。但他倆的婚禮是項飆父母式的,這兩位中學教師當年在宿舍裏請同事們吃喜糖,項飆和Mika也是在宿舍裏給教授同學們點了越南外賣。

客廳裏的東西泄露了兩個人類學學者的人生站點,牆上掛著中國的仕女圖,立式木鏡來自新加坡,花瓶是日本的,還有泰國雕塑,Mika在泰國做了多年的移民研究。小擺設裏最多的是鏡框,主角都是一個——他們的女兒。Mika告訴我,女兒11歲了,還在上學,要下午才回家。下午四點,我準時認識了這個瘦瘦高高的女孩,她成了家裏唯一能用德語跟我交流的人,還為我表演拉小提琴,給我看她在花樣滑冰賽拿冠軍的視頻。小姑娘長得長胳膊長腿的,一副比誰都輕鬆的可愛模樣。

客廳裏的泰國雕塑及夫妻二人和女兒的合影
午餐開始前,我誇這個家布置得很舒適,Mika笑眯眯地說,這是她和項飆安的第一個家,自從兩人2005年結婚,一直分居到2020年。

15年分居的婚姻生活?難道因為他們二人都做跨國流動和遷移的課題,就把自己也活成了研究對象的一部分?廚房對著客廳,項飆從那裏發來解釋,實際情況要比聽上去好些,他可以利用大學假期去日本,每年團聚的時間加起來差不多小半年。

項飆又插進話來,講了他和Mika合編的一本書,叫《回歸》,講的是跨國人口流動,問題起點卻是中國的灶王爺。每到年末,灶王爺離家,年初再回來,這個神也屬於流動人口。人們在對他送迎的過程當中提高了對這位神的意識,也通過“賦予意義”增強了彼此的聯係感。聽人類學家這麽一講,無論神或人的流動,都好處多多。

就著“賦予意義”這個點,我掏出小本子,把國內媒體劃重點的那兩個獎念給他聽,人類學畢竟是門冷僻的學科,我還沒能把獎項的名稱背下來。我請項飆介紹一下他是怎麽獲獎的,這兩個獎對他的學術曆程有什麽重大意義。

“沒有意義啊,你為什麽問這個?”他有些糊塗。

我也糊塗了。這是個沒料到的回答。

他在牛津寫的博士論文《全球獵身:世界信息產業和印度的技術勞工》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不知當年是誰把這部著作推薦給了美國人類學學會的評委會,他獲了獎。項飆說,他自己現在也進了該獎的評委會。總之,這類獎最大的功用是鼓勵年輕學者,除此之外,連評教授都幫不上忙。

他就這麽輕鬆地消解掉了自己頭上的光環。是他故意輕描淡寫,還是我們的媒體過於濃墨重彩?

“盡管如此,評委會還是把獎頒給了你。他們看重你研究裏的什麽東西?”我又問。

項飆坐下來聚精會神想了幾秒鍾
項飆此時把沙拉和水果都擺上了桌,讓我們先往盤子裏盛菜,他坐下來,聚精會神想了幾秒鍾,“這個博士論文,講的是IT領域裏的跨國流動,題目本身可能就給社會人類學界帶來一股新風。當時的研究風氣偏文化的意義闡釋,忽視現象背後最基本的資源分配問題,比如嫁妝在印度,就不僅是錢和土地,而是關乎家族聲譽及利益權力資源等問題。我提出了一個好問題:在資本流動變得那麽快速,信息變化那麽劇烈的情況下,勞動力怎樣被管理,才能應對資本和信息帶來的不確定性。我用比較簡單的政治經濟學眼光,去看一個比較複雜的變動的全球性現象,解釋當時為什麽有個新的全球獵身配置係統,即勞動力管理,不僅被當作勞動要素來管理,而是當作人被管理,如小時候的教育,IT行業特殊的培訓,怎麽拿簽證、怎麽解決婚戀。總之都是非常常識性的問題。其實,直到今天,讓我動心的,還是常識人類學的東西,所謂人的common worries(共同的焦慮/苦悶/煩惱)。”

2

他一開口,學者本色就露出來,變得滔滔不絕。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在幾個小時內修完人類學的概念,就打斷他,提出我十分好奇的一個問題:“你在哈勒上班,為什麽把家安在柏林?”

“這裏好啊,”項飆和Mika相視一笑,“女兒上學走路十分鍾就到了,Mika去上班也隻需步行十幾分鍾。哈勒沒有國際學校,如果女兒上德國學校,她的學習我們就幫不上忙了。”這話很符合亞洲父母的思量。

Mika的工作單位是柏林的馬普研究所(馬普在德國各個城市共建有86個研究所),研究課題是日本老人的孤獨死。她給我們倒好檸檬水,坐下來說,日本是老人社會,為老年人設計的各個環節都非常到位,一個人活到八九十歲,依然可以十分方便地獨自生活,沒有問題。問題出在死亡上。活著的時候是一個人,死的時候也是一個人,通常在死後很多天才被發現,屍體已經腐爛。Mika研究的是為什麽處理腐屍的收殮師最近在日本媒體廣受關注。

我們一邊吃著項飆做的沙拉,一邊聊Mika的研究,無人感覺異樣。項飆接過話來,講到人的再生產。他說,這是從恩格斯那裏來的概念,人除了物的生產,還花大量時間撫育後代,進行各種維持生命的活動,所謂再生產。日本就存在很大問題,他們原來是通過嚴格的性別分工,很大程度靠犧牲女性的利益和平等機會來實現人的再生產。今天的中國,生產發展得很高,但再生產還沒有走出一條路來。以養老為例,這是人類共同麵臨的一個大問題。教育比較容易受到全社會的認可,給教育投資是為了下一代,可是給快死的人,你願意投多少錢?養老就很難在資源分配上形成共識。Mika研究的跨國流動不是打工人群,而是人在退休後的流動,比如日本人去東南亞,退休金在那裏夠花,但他們死後的問題變得複雜。生命的基本需求如健康,養老,一旦被商品化後,就變得無上限。中國以前的農村醫療合作社,因為缺少資金,就格外重視疾病預防,也強調治療的覆蓋麵要廣。醫療商品化後,醫院不強調覆蓋了,而是要抓住有錢人,買進極其昂貴的醫療設備。這些錢如果花在農村做預防,能救多少人!

項飆做的午餐
項飆說得有些激動。他在國內名聲鵲起後,也成了有爭議的人物。有人批判他的“鄉紳”立場,他從溫州精神出發,強調把小地方的事情講清楚,不要講空洞的大道理。有人批評他的“反精英”立場,他自己就是精英,有什麽資格反精英?但項飆又實在看不慣精英那種居高臨下的態度。他隻承認自己在資源掌握上占著精英的客觀位置而已。

我趁機問,怎麽看國內網友對他的批評?“我很興奮!”這是我曾經讀到過的一個項飆式回答。

“為什麽興奮?被人批評,被人誤讀,難道不會讓你受傷?”

“真的興奮,能量一下子被調動起來的感覺,我生來就是喜歡辯論的人,”他堅持道,“不同聲音的出現,說明我提出的問題引起了公共討論,產生了效果,這就是我要的。”

客廳裏來自新加坡的立式木鏡映出飯桌上的三人
聽起來,不斷闖進公共領域發聲,也是他的研究方法之一。“的確是這樣,”他說,“頻繁地到公共空間裏發言,於我有兩個重要性,一是尋找新的問題感,我對中國年輕人的焦慮比較敏感,這隻能是在互動當中了解,這個東西是他心頭的痛處,我要做到把他們的想法讀出來。二,的確是探索一種新的研究方法,怎樣界定研究問題,怎樣把研究結果反饋社會。當然啦,”他笑了一下,“如果絕大部分聲音都是罵我的,我的感覺可能也會很糟糕,現在的情況是相反的。再說,有的批評非常尖銳,可是有道理,點到了我的盲區。”

“哪些盲區?”

“我們都喜歡思辨,直接刺激我們的,是邏輯思辨,這都是些大範疇,比如公正、戰爭、改革。年紀增長後,範疇這類東西會鬆下來,你會更注意看經驗本身,但這個時候,你必須已經有了大量的理論積累,才能從經驗本身看出東西來。公共空間裏多元聲音的討論是十分必要的,刺激我看見以前自己不覺的盲區。”

他坐在桌首,完全停止了吃飯,雙手比劃著,細長的手指根根都崩得很緊,弓成不同的彎度,把他思考的張力可視化。Mika講得少,如果沒人打斷項飆,他可以一直講下去,把午餐講成一堂課。跟我認識的德國學者相比,他有個極大的不同,德國人傾向於在深思熟慮後,把結論言簡意賅地講出來。項飆是曬大腦,他邊思考邊述說,把聽者拉進他的思想河流。

3

簡餐後,Mika第一次走進廚房,給我們每人做了一杯真正意義上的手磨咖啡,就回柏林馬普所上班去了。項飆說,Mika的單位叫人類發展研究所,他們在教育改革和情緒史研究上做得十分成功後,就被要求徹底轉向了,現在轉到以腦科學為重點。馬普不能忍受一家研究所在成功的路上繼續前進。項飆對此十分讚賞,複製成功就意味著停滯。

Mika在廚房裏做手磨咖啡
我們決定不去散步,而是轉移到他家的陽台上繼續聊。巷子裏開過的汽車,有時會粗魯地摁喇叭,好像柏林人的耐心都用完了。項飆比較了一下他對三個地方的體會,在東京和牛津,人們的行為舉止講究克製,一板一眼的,柏林可以說粗野,夏天有光大膀子上街的。他在東京會有緊張感,大家都對你非常友好,但看不透。牛津的人也要字裏行間去理會,不會直接說什麽。這一比,柏林就顯得生硬,話都直突突講,但讓人很放鬆。他說,一個有效的社會不是要把所有人都變成認同它的同一群體的一份子,他就不覺得自己是柏林社會的一份子,也沒有認同感,但可以運行得很好,也會做貢獻,比如給樓下的花園澆水,跟鄰居溝通。柏林是個讓人比較自然進入的地方。沒人期待你一定要融入社會,但魅力就在這兒,你反而願意進去。

就像紐約不是美國,柏林也不是典型的德國,很國際化的,我說。

“那是,”項飆答,“連我去小店買肉,他們都能說英文。”

“你學德語嗎?”

“Mika和女兒在學,可我很快就放棄了,要給研究所開個全新的方向,心裏都是事兒。”

“買肉你可以說英文,可是你讀不了這裏的報紙,看不懂電視裏的辯論。”

“我邊做早飯邊聽BBC廣播,還讀《衛報》。”

他說在新加坡時,一位叫杜讚奇的印度籍美國學者對他影響很大,杜讚奇住他家樓上,每天都讀《金融時報》,可他是位曆史學家。項飆從杜讚奇那裏學到,無論你做什麽研究,“看人世”是學者必修的日課。

轉移到項飆家的陽台上繼續聊天
與其說關心項飆的學術研究,不如說我對他這個人更感興趣。一個在牛津待了二十年的中國學者,怎麽被馬普選中來德國當所長的?馬普牛氣衝天,迄今有29位科學家獲過諾貝爾獎。他們從不公開招聘所長,寧可花幾年時間從全球頂級學者中謹慎遴選。項飆除了在中小學當過班長,沒有任何領導經驗,他靠什麽在這個頂尖的學術平台上玩得轉?

跟項飆聊他自己,是件既容易又困難的事。容易是因為他有問必答,掏心窩子,既不粉飾也不遮掩什麽。你怎麽這麽坦率?我問。項飆反對我把他描述成性格坦率,因為Mika就要比他率真得多。他之所以如此,是在把自己作為方法來觀照。這也是跟他聊天的困難,因為他徹頭徹尾地把自己作為方法,我們聊到的任何話題,都會被他納進社會人類學框架,進行圖景敘述和理論闡述。耐心等他講完,我才能提出下一個問題。

我問了好幾次,他從英國搬到德國來,有哪些不適應。可他總是否認,還笑著向我保證,他不過是從一個“泡泡”換到了另一個“泡泡”。也對,如果我們這麽去理解他:從前,牛津是他的泡泡,項飆並沒有在“英國”生活過;現在,哈勒的馬普所和柏林的家是他的泡泡,他並沒有真正生活在“德國”。當一切進入他的研究視野時,比如他樓下的鄰居成為他的“附近”,這是他獨立構建的一個社會修補法,他就能自如地跟他們交流。沒有成為研究對象的那部分日常生活,於他就是疏離的。比如,不知去了多少趟哈勒,他仍不曉得哈勒是德國古典城市的一個罕見建築樣本,因為它在二戰中免遭轟炸,被難得地完整保存下來。對這位人類學家來說,去哈勒上班僅是點對點,路程是抽象的。

第二天一早,坐在去哈勒的火車上,我把對他的一個觀察講給他聽。網上有些項飆出席線下線上國際論壇的視頻。在歐美語境下的討論中,他常常被放在“講解中國”的位置上,聊社交媒體上的公眾情緒和疫情下的社會流動等話題。他每次出場都是本色而自在的,這不多見。我認識不少外語很棒的中國學人,尤其是男性,在國際交往中多少帶些局促,回到跟自己人的場合,他們才變得自然起來。這怎麽解釋?

坐火車去哈勒項飆說我太不了解他了,我還沒見到他也有緊張局促尷尬的一麵。“是不是中國語境對我影響不大,我的這條線是放在思考型的討論還是日常性的聊天,”他說。當他麵對跟學術無關的日常生活,哪怕是回到溫州老家跟親戚閑談,他都會比較緊張。泡泡之外的世界,好像隻是個“亞世界”,差不多就行。隻有在“泡泡”裏,他才是自由自在活蹦亂跳的。

馬普所的秘書們對這些他們稱為“科學家”的“泡泡人”摸得透透的。我和項飆進到研究所後,先是發現所有人都管所長叫飆,既尊敬又親近。兩位女秘書立刻出現了,和項飆年齡相仿,一位主要負責所長事務,兼管所裏的行政,另一位主要負責所裏的行政,兼管所長事務。我和她們單獨聊了一陣。二人都是元老級的員工,從一建所就先後入職,協助創始所長二十年之久。現在項飆來了,她們須做哪些調整?

“我們已經算好了,我們二人將跟飆一起幹到退休。”其中一位說,語氣堅定,聽起來頗有宿命感。另一位說,“他一來,就問我們想改變什麽,我們想換辦公室,他就讓人重新裝修辦公空間。”

項飆的辦公室坐落在一棟經典老別墅裏,老所長在波蘭匈牙利做田野調查時,買下了深色古典硬木家具,跟別墅在風格上很般配,隻是坐久了人就腰酸背痛。老所長是老派的領導,秘書被安排在他的辦公室前廳,這個前廳正對著樓梯口,終日沒有自然光,還灌風,兩位秘書既是保護神又是擋箭牌,護著坐在後麵寬敞明亮的大辦公室裏的所長。

老別墅樓梯古色古香
我來參觀的時候,裝修工程已進入尾聲,新家具是純白的簡潔風,苔蘚綠的會議椅很舒適,每位秘書都得到了自己的辦公室,不大,但都有窗戶。項飆從牛津帶來自己用了多年的台燈。他說,要把牛津的的好風尚帶到哈勒來,辦公家居化,工作朋友化。

“他不會德語,他連自己的工作合同都懶得讀完,覺得無意義,他也搞不清德國的法定帶薪休假有多少天。”我想試探一下秘書的口風。

“這都正常。這裏的工作語言是英語,其他科學家也不讀合同就簽字,也不在意休假的天數,因為他們反正總在工作。”秘書說。

“他的著裝也很隨意。”

“你以為他的前任就不隨意?做田野調查的人類學家都不注重穿著。隻有法律人類學那邊的人才西裝革履,像從律師事務所出來的。”

“他是中國人,來當德國研究所所長,你們覺得陌生嗎?”

“他待人處事挺歐化的,但有一點像中國人:隻喝茶。”

項飆剛在走廊的廚房裏給我和他自己各煮了一杯咖啡,我說。

一位秘書吐了吐舌頭,“我們之間還不夠了解。他太忙了,日程排得密不透風,沒多少時間跟我們打交道。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也可能因為他不喜歡行政管理工作,在牛津,他是一個天馬行空的教授,隻對自己負責。”

“科學家都反感事務性的工作,不過飆正在努力學習。我們也知道,德國的官僚體係極其複雜,不好弄。他需要時間,我們也需要他多給我們一些時間。等我們三個人結成了一個好團隊,就會越來越好。”

“除了換家具,還有什麽新氣象?”

“我們正在擴建團隊。對了,他一來就建立了多媒體流動實驗室。”

對項飆在中國公共空間裏的名氣,她們一無所知,聽我介紹了幾句後,兩人臉上懵懂的表情變得豁然開朗,這的確能解釋,為什麽飆的日程上有一些來自中國的訪談和報告邀請。

聽說,馬普所的成功秘訣就在超級能幹的秘書了,她們要搞定各種古怪的科學家,把他們的大腦從科研拽回必須履行的行政職責上來。秘書才是研究所真正的管家。另一方麵,馬普所又堅決貫徹“所長為大”的傳統,一切圍繞所長,給他無條件的支持,支持他實現自己的學術理念。除此之外,這裏還是一個走馬燈的舞台,秘書稱之為科研跳板。除了所長、秘書和幾位科研帶頭人,其他來所裏工作的人主要是博士後,他們手裏攥著2-5年的工作合同,無延長之可能。

4

項飆帶我在馬普所院子裏參觀的時候,賽姆正在那裏抽煙,我就這麽認識了他。項飆告訴我,賽姆是澳大利亞人,研究土耳其市場上做黃金交易的人,有很強的文獻處理能力。他已經完成了博士後,在找新的工作。

項飆忙碌的時候,我就去敲了賽姆的門。他長得人高馬大,看樣子快40歲了,一開口就麵帶笑容。他說,他從讀本科起就往伊斯坦布爾跑,找市場上的黃金商販做實地調查,那時他還有西方人的優越感,商販們把他看得高高在上。接下來,他每隔幾年去一次,每次都矮一截,現在都快矮到地上了。他笑得前仰後合,我喜歡這個拿自己開玩笑的人。玩笑裏當然有點苦味,那就是商販們這些年發跡了,而學術工作在變得越來越不穩定。

換所長對你的研究有影響嗎?我問。

嗯,這兩位所長的確很不一樣。賽姆臉上認真起來。

項飆給我介紹過,老所長最初是研究冷戰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財產關係和財產私有化,他招的博士生和博士後都是分工協同做這個大課題。賽姆說,老所長在任時,他的研究被定位在歐亞之間的銜接角度上,飆來了以後,重新定位到地域本身,即伊斯坦布爾商販和當地社會結構的關係,研究的切入視角變了,而且要注入common worries這個點,他還得費心思琢磨。

我問他怎麽看兩位所長的不同風格。賽姆這時顯示出很強的分析能力,幾乎沒有思考就脫口而出:在研究風格上,老所長是學術型的,飆是智識型的。在管理方法上,老院長強勢,引領團隊下派任務,飆則是合作討論實驗型的。老所長目標明確,他指哪兒所有人就打哪兒,飆是開放的,你待在你的地盤兒上就好,他會走過來找你。

賽姆又說,飆的實驗性還表現在,他要求大家多涉足公共領域,去社交媒體露麵發聲,這很好,可問題是要花掉很多時間精力,但對在學術界晉升和求職是沒用的,學術界還是隻認發表論文和出版專著。

看來,中外學術界都有同樣的苦衷。項飆為什麽就那麽順利?

《把自己作為方法》的討論裏,有一派譏諷項飆的聲音:你是天生的幸運兒,大學保送北大,博士保送牛津,在英倫寬鬆的學術氛圍裏想怎麽做研究就怎麽做,你當然可以把自己作為方法。可我們今天充滿苦悶,看不到出路,你讓我們怎麽跟你學?我們憑什麽把自己當作方法?

連項飆本人都承認自己太順。他說他一輩子沒求過職,就連馬普所所長這個職位,也不是他去主動爭取的。2019年年初,他收到馬普學會邀請,來德國出席“人類學的未來”會議。邀請函上隻微妙地提了一句,現任社會人類學所的兩位創始所長即將退休,馬普將利用這個會議物色新的所長。項飆後來聽說,馬普學會通過全球網絡製定了一份160名人類學學者的長名單,從中選了八人來德國開會,他是其中之一。等他第二次受邀去慕尼黑開會時,之前的八人還剩四位。

轉眼到了2019年年底,馬普學會的一位副主席沃爾夫岡來牛津開會,提出想拜訪項飆全家。Mika那時正好從日本過來,在牛津休科研假。項飆拿出他一貫的“一個菜主義”, 烤了條大個頭的蔥油海鱸魚待客。跟我到項飆家做客一樣,沃爾夫岡也跟他全家聊了天。

2020年年初,他們雙方終於談好了。項飆說,沃爾夫岡的過人之處在於,他沒有讓項飆做一個人生的重大決定,而是讓這個決定慢慢來到他的腦子裏。“我在餘生能做什麽,這個問題變得重要起來。”沃爾夫岡告訴他,哈勒的社會人類學所需要一個嶄新的發展方向,要麵向未來。他還主動建議,項飆若能來,應該把家安在柏林,那裏有優質的國際學校,柏林的馬普所可以安排Mika的工作崗位,而項飆反正要經常去哈勒上班,他們家習慣多年的“流動”仍可以部分地繼續。

決定跟牛津分手,來德國哈勒掌舵,項飆還是猶豫了一陣。畢竟有人說過,教授們離開牛津的概率,就像愛丁堡會發生地震一樣罕見。牛津是絕對的個人主義世界,以獨為榮,以狂為傲,項飆在那裏過得如魚得水。Mika會批評他有時不注意對方的感受,比如,他出去開會,回家後嘀咕,這人為什麽非要穿西裝,為什麽要準備PPT。Mika就敲打他:你要小心了,因為你在牛津工作,這是你的奢侈,你可以不必那樣做,你有一種特權,不要在享受自己特權的時候還不經意地賣弄。這次決定轉向德國,又是Mika說了一句重要的話:去德國是一條出路,跳出那個苦悶的局麵吧。

跟大多數人的苦悶相比,項飆的苦悶也許不值一提,但恰恰是這個苦悶把他從牛津拔出來,移栽到了馬普。
項飆與馬克斯·普朗克的雕像
他說過一句話,做學問要有一個問題在胸膛燃燒。這把火在他做浙江村的時候熊熊燃燒,做《全球獵身》時也在。完成博士論文後,他進入到常規化的學術生產中,這團火離開了他。他說,每個人都有火苗,燃燒起來都不難,燒不起來是因為,原來能燒起來的那個力量被消磨掉了。發生在他身上的情形是,過來人告訴他,你一定要做明確具體的題目,第一容易發表,第二讓人記住你是做什麽的,“我就壓著自己,盡量做小題目,其實是違背我本性的。”這給項飆帶來過意義危機。同時他也質疑自己,是否因為自己理論儲備不足而反感理論生產呢?他告誡自己要夾著尾巴做人,告誡了很多年。

在《把自己作為方法》這本書裏,項飆交代了自己的學術局限性,就是他的理論儲備不足,他既沒有海量也沒有係統地閱讀過哲學曆史各學科裏的名著,那些對人類社會和思想產生過重大效果的理論,他無法還原它們誕生時的圖景細節。我不懂他為什麽要還原這些細節,可他的表態說服了我。當年在北大,別的同學泡圖書館的時候,他倒六趟公交車去浙江村做調查。初到牛津,他因為英文差,可能也無法博覽群書。他說那段日子非常黑暗,在牛津的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感覺他要放棄的時候,他跑到印度和澳大利亞做獵身研究,才找回自我感覺。

他的導師Frank Pieke也是他沒有徹底崩潰的一個支撐。此人把他從北大舉薦到牛津,把係裏唯一的獎學金名額爭取給他。項飆在牛津慘混的時候,對導師很內疚,不僅辜負了導師的期望,可能還搞砸了導師的聲譽。導師眼看著他做不下去,也沒做任何置評,否則他就更壓抑了。
在牛津使用多年的台燈後來被項飆帶到馬普所
項飆是一個怪人,學術能力超強,理論儲備偏弱,但凡到中規中矩的環境裏,他很可能就及時出局了。他的幸運,是遇到了容忍他能力不均衡的人,來到了允許他自成落差的地方。

那團火離開他之後,他有一個東北移民的項目怎麽都做不下去。我在他的書裏和訪談裏都讀到過他的“坦白交代”。“來德國前,這個項目終於收尾了吧?”我突然想起來問他。他苦笑一聲,說,沒有。

我們正在馬普所的院子裏小坐,我第一次在他的臉上看到了焦慮。他說,這是我的痛點。你知道徐冰吧?我點點頭。徐冰說過藝術家要學會把垃圾轉換成營養。項飆說,東北移民的項目於我的意義就是這樣,一直痛,就把它擱置在那兒,成為被咀嚼的對象,垃圾就成營養了。

他又補充了一句,所謂把自己作為方法,來源是挫折,一旦意識到自己的挫折,把自己過去的經曆變成現在的營養,就無需去跟隨他人的道路,或把別人當成榜樣。那麽,如果讀者的反應是沒法學他,那就正好跟他提的方法倒了過來。“我不是他們的道路或榜樣,”他說,“以成敗來論人生是不對的。但我在想,今天全世界的年輕人,挫敗感無力感都那麽強,以至他們不能把自己的經驗轉化成力量,這裏的突破口在哪裏呢?”

5

跟項飆告別前,我在馬普所做的最後一件事,是旁聽他輔導博士後。他目前有五個博士後和兩名研究者,做的題目五花八門,第一個做尼泊爾的土地買賣和家庭關係;第二個做尼日利亞人到義烏經商造成的生活高度不確定性;第三個就是他正在輔導的這位,研究肯尼亞受過一些教育的男性公民的移民經曆,相當於國內城中村的境況;第四人做拉美的稅收和土地問題,第五人研究中國人在老撾的投資項目和電子商務;第六人是賽姆,研究土耳其的黃金交易商;最後一位意外地跟時政發生了緊密關係,研究烏克蘭社會衝突及語言。
旁聽項飆輔導博士後
全是當下的現實發生。項飆還在公開招聘,尋找做不同選題的博士後加入他的團隊。大家的研究課題從地域到內容,越多元越好,他隻有一個簡單的要求:請把common worries放進每個人的問題意識裏。在如此多元問題下產生的共同性,隻能來自同一種思想風格和問題意識,那就是對common worries的界定。項飆說,這項工作很難做,留給他的時間很少,但他就是為這個使命而來的。

博士後是從內羅畢的某個房間裏線上ZOOM過來的,隻看得見半張臉和身後塗成薑黃色的牆,窗戶開在接近屋頂的上方,玻璃裂痕被不規則地粘黏起來。牆麵有些髒,掛著根說不出用途的電線。而項飆待的會議室,窗戶是圓的,花園裏的蔥翠被框進來,像一張畫。項飆和他的對話,除了討論操作方法,也是要把common worries這個理念慢慢熏進對方的研究意識裏。教室牆上掛的多數照片,卻還在解說我們對人類學的傳統理解:原住民的手工陶器碎片,頭戴黑色木雕麵具的舞蹈儀式。這圖景跟項飆心裏的宏偉規劃相差十萬八千裏。哪個更魔幻?
與在肯尼亞做田野調查的德國博士後通話
之前,我們坐在院子裏,計算完他在馬普所剩下的工作年頭,又曬了會兒太陽。午間的陽光依然溫和,一點也不熱。項飆說,他從牛津到馬普,不是來做幾個項目的。他的使命,是來變革社會科學的研究方式。21世紀的社科研究一定要是對話式的,那種話語操作式的理論生產,跟百姓的感受對不上號。在今天,學問做得好,一定要尋找一種效果,你可能給不了具體答案,但要對人們尋找答案提供幫助。沒有問題就沒有研究,他把common worries——“共同的焦慮/苦悶/煩惱”這個問題帶來了,作為研究變革的出發點和歸宿。

他說,今天世界上最有無力感的就是年輕人,他們需要方向。搞研究,就是要針對年輕人的焦慮感這類常識性的問題,做出新的解釋,讓人們對自己的生活形成新的理解。他自己一直關注的,是日常生活裏的意義形成以及和基本物質生活之間的關係。他深知,生活中的所有麵向都是攪合在一起的,經驗當中的很多問題都是模糊的,這種模糊又是真實的,比如焦慮。焦慮又是很綜合的,一個焦慮不可能僅僅來源於對一個教育政策的反應,教育問題、就業問題、婚戀問題、房價問題、父母養老問題、朋友之間的誠信、交通出行問題。放在一起才會形成焦慮。在研究上,這是很難處理的,因為它是一團,但生活就是一團,這就是今天的研究要重點突破的,怎樣形成一種思維方式,把一團清晰化,怎樣抓住一團裏的關鍵東西,跳出那個19世紀的社會、政治、經濟——把生活切塊的思維方式。從人今天的感受出發,從交流效果和改進效果出發,從這個過程設計研究的問題,這就是項飆給自己立下的使命。

要做好這件事,17年的時間非常緊張,他說。

馬普給你的壓力大嗎?我問。

項飆嘿嘿一笑,牛津和馬普倒是心態一致,他們都做“藍天實驗”。這是什麽意思?

藍天啊,就是既可以掉餡餅下來,也可以掉鳥糞下來,項飆說。你看,馬普想通了,給你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資源全給配足,你愛怎麽幹就怎麽幹吧。我現在想做的事,完全可以失敗,也就是最後成一堆鳥糞,但是,實驗可以失敗,目的卻是要成立的,要在學術上行得通。

把自己當方法,把痛點當方法,把對話當方法,讓人類學的研究映照到每個人的心頭疑惑,是這個意思嗎?我不敢肯定自己搞懂了他。

他笑了,環顧了一下綠蔥蔥的院落,說,你看我來的這個地方,不以成敗論英雄,以雄心論。

2022年6月29日寫於漢堡。文中圖片均來自於王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