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潤”了之後,就能過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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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早上起來,就看到一個讀者朋友在微信上給我留言,詢問我關於學英文以及到美國開大貨的事。

這個讀者朋友姓李,暫且叫他李大哥吧。李大哥說,他20多歲到廣東打工,開了二十多年大貨車。疫情爆發以來,特別是今年,幾乎沒有業務,養家糊口的壓力很大。

“有人告訴我到美國開大貨車很掙錢,一年可以掙六七十萬人民幣。我想學好英文後去試試,這邊感覺沒什麽活路了!”

我問了他的年齡,48歲,英文基礎,零。我幫他分析了一二三,坦誠地說,以你目前的條件,可能去美國不是一個比留在中國更好的選擇。

他有點沮喪,同時又釋然了。“我相信你說的,那我就不考慮這個問題了,踏實在國內待著吧。”

和李大哥沒有見過麵,但憑直覺,我覺得他是個好人。他是河南人,和高耀潔先生是老鄉。他一直關注我公號上所有關於高奶奶的文章,經常留言。2020年,他給我轉了幾百元人民幣,讓我轉交給高奶奶。怕我懷疑他的動機,他甚至拍了自己的身份證傳給我。從身份證上的照片看,他是一個樸實憨厚的中原男人。

後來,他因為女兒青春期叛逆的事情很苦惱,和我有過一些交流。看得出來,他是個好父親,願意對自己的女兒付出愛,雖然有時方法未必得當。

就是這麽一個有愛心的男人,因為嚴苛的防疫政策,今年基本入不敷出,生活非常窘迫。我理解他,貨車司機常年跨省行車,受疫情影響最大。目的地去不了,家也回不去,隻好被迫滯留在路上,基本的吃喝拉撒都成了問題。

之前看過一個視頻:一個貨車司機說,他已經好幾天沒有洗澡了,內褲隻能翻麵穿,後來附近小賣店開門了,才買了礦泉水洗內褲。“我已經受不了了,恨不得現在就死去!”他聲嘶力竭地喊。

想著李大哥也是這些大貨車司機中的一員,生活如此艱辛,心裏著實為他難過。難過的同時,也感到震驚——當下中國,不但是富人階層和中產階級,就連李大哥這樣的底層民眾,居然都想“潤(run)”了!

潤,已經成為這片土地上很多人心底的聲音或者準備動作了。它是大眾情緒的一種顯現:沮喪,絕望,同時渴望改變。



今年四月以來,海上傳奇碎成一地玻璃渣,輝煌不再,很多平素被掩藏起來的醜陋、拙劣和局促都顯現出來了,一些華麗麗的幻象瞬間被打破了。有點思考能力的人都明白,這個春天是一個分界點,過了這個界,從前的一切再也回不去了。

回不去怎麽辦?兩個選擇:留下,把自己當成河床上的一塊石頭,任海浪衝刷掉棱角,變成一塊光滑、沒脾氣的鵝卵石;潤,以命運為弓,把自己當成一枝箭射出去,能射多遠算多遠。

前天晚上,一個在上海做律師的讀者朋友告訴我,他已經在辦理傑出人才移民,準備“潤”到美國。“我如果單身一人,一定留在這個國家,為它做點什麽。但是我現在有老婆孩子了,我想讓他們生活在一個安全穩定的環境中。”

他對未來的美國生活滿懷憧憬,態度樂觀。他說自己有一定的積蓄,即便短期內不工作,維持基本的物質生活應該不成問題。待生活安定後,可以延續原來的職業,做知識產權方麵的律師業務。

我告訴他,你要謹慎樂觀,因為“潤”了之後,你可能會發現,你去的那個地方未必如你當初所想,它一樣有不完美之處。而且,中美兩國的政治製度和社會管理係統完全不同,你肯定會碰到新問題,需要麵對和解決。

分享一下自己這八年多美國歲月的心路曆程吧。

2014年我辭職離開國內時,雖然滿懷不舍,但還是對新生活充滿了美好想象。之前,我們看過無數關於美國的小說和電影,這個國家如神一般存在。在我們70後的心目中,美國簡直就是一座屹立在山巔的燈塔之城。

記得在武漢上大學時,學校周圍有幾家錄像廳,經常播放美國電影,比如《人鬼情未了》、《聞香識女人》、《死亡詩社》、《卡薩布蘭卡》、《廊橋遺夢》等。我們宿舍裏的幾個女生經常不上晚自習,泡在錄像廳裏,一部接一部地看,對電影中的美國滿了憧憬。

同宿舍的一個女孩“中毒”很深,以致後來中文書基本不看,隻看英文書。畢業幾年後,她終於如願去了美國留學,後來成了一名會計師,但是前幾年還是回國了。她說自己英語沒有問題,也嫁給了一個美國人,但是和美國社會依然覺得很隔膜。隻有在讀南懷瑾書籍的時候,才感到一種血脈貫通的自在。

幾年前,她帶著兒子隱居在四川青城山。這是後話了。

和她一樣,過去八年多,我對美國也經曆了從盲目喜歡到客觀審視的過程。以我的個人體會,變化是以2018年為分界點的。

2018年之前,中美交好,經濟貿易交流活躍。最明顯的表現是,紐約第五大道的奢侈品店裏,華人麵孔攢動,到處都能聽到有人在說普通話。會說中文的營業員一看到華人就笑容滿麵地迎上去;兩岸教育和學術交流暢通無阻。我家公寓窄窄的沙發上,睡過好幾撥國內來的訪問學者和留學生;美國人普遍對華人比較友好。有一年夏天,從國內回來入境時,碰到一個心情大好的女性移民官,甚至對我展顏一笑,誇讚我的民族風耳墜好看。

那些年,我產生一種幻覺,覺得中美關係永遠都會這樣延續下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乳交融。

變化是從2018年開始的。當時中美打起了貿易戰,兩國交惡,美國的社會氣氛不似原來那麽輕鬆了,一些民眾對華人的敵意也慢慢增加了。

從那年夏天開始,連續兩年,在國內過完暑假返美入境時,我和女兒總要被叫進“小黑屋”,工作人員在電腦上一通審查後,才放我們出來。

我去鎮上郵局寄東西時,一個西裔工作人員頭一秒還與一個白人女性開玩笑,笑容燦爛,下一秒到了我,就換成一張冰霜凝結的臉。

我知道,一些東西在慢慢發生變化了。

過去這些年,槍擊案、因種族歧視、墮胎、同性戀等議題引發的抗議不斷,讓我看到了美國社會幽暗的另一麵。特別是疫情以來,民間社會的撕裂、兩黨的不合一、疫苗的政治化都讓我看到了美國政治的醜陋之處。特別是去年一月暴徒衝擊國會事件,更是凸顯了部分美國民眾狂熱無腦的非理性情緒,讓我窺見了這個國家之前不了解的一個側麵。

於是,美國從我青年時期設立的神壇上跌落下來了,我開始對它進行了客觀審視——美國確有美好之處,但是並非完美。就連紐約時報評論員Bret L.Stephens都說:“在美國,這是一個悲觀的季節——事實上,是一個悲觀的時代。”

他甚至刻薄地說:“即使沒有日常的跡象讓你想到卡特時代的通貨膨脹,這感覺也已經很像另一個卡特式的萎靡時代,再加上一個不受歡迎的總統,他往往會激發更多的同情,而不是信心。”

  三

五年前,若是有人征求我移民美國的建議,我會告訴他:移!貧賤也得移。

經曆了過去八年多美國社會的種種變化,現在若有人再問起這個話題,我會勸他慎重考慮:你在國內得到的一切,可能會在美國失去,比如語言運用的自如,在母語文化中的自在,親情的溫暖,等等;但是,你在國內失去的一切,也許在美國會得到,比如某方麵的自Y。

不過,當你疲於謀生的時候,某些自Y對於你來說,可能會像掛在衣櫃裏的晚禮服,看上去很華麗,其實基本沒有穿的機會。

2018年的一天,我去紐約法拉盛的世界書店買完書後,到附近一個美食廣場吃飯。一個坐我旁邊的六十多歲的阿姨看我在吃鴨血粉絲,問我好吃不。然後我們聊起來。阿姨說她來自黑龍江,以前在一家國企工作,後來下崗了,靠領低保度日。後來聽人說美國好掙錢,就拿著旅遊簽證來了,之後滯留不歸。

來了以後,發現不是那麽回事。

由於不會英文,她隻能在一個醫療樓裏幫人打掃衛生,一小時不到十美元。每天工作9個小時。“每天累半死,掙不了幾個錢,吃碗麵都要先瞅瞅價格。”幾年前,她生了一場病,兩個兒子來美國看她,勸她回去。但她覺得自己沒混出什麽名堂,怕鄰居笑話,所以還是留在了美國。

“以前吃完晚飯後就去跳廣場舞,沒什麽錢,但日子過得不辛苦。現在太辛苦了,沒有任何娛樂活動。”阿姨歎氣。

我問她這些年去過紐約哪些地方。阿姨不好意思地說,去過一次中央公園和第五大道,去過一次布魯克林橋,去過幾次唐人街,其它地方都沒去過。我看到她斑白的頭發,想到了自己的母親,心酸了半天。我說,阿姨,今天碰到你也是緣分,我請你吃碗鴨血粉絲吧。

她的眼睛一亮,但隨即擺擺手,“你們年輕人掙錢也不容易。”然後就離開了。

我看到她走到旁邊的包子鋪,買了一個包子,然後上了電梯,消失在一群膚色各異的人群中。

我知道,對於阿姨這些艱難謀生的社會底層來說,她擁有某些自Y,比如安心待在自己的家中,不用擔心有人破門消sha;上街時不用擔心警察把她拉到郊區篩沙子;生病時被拉到醫院,醫生不會因為她沒錢而拒絕醫治……但是,她也有很多不自Y,比如買碗鴨血粉絲的不自Y,遠離親人的孤獨的不自Y,不會英文的不自Y,了解和參與美國社會運作的不自Y,等等。

自Y這塊"餅"很大,但由於自身條件的缺失,以及少數族裔在美國社會政治地位較低的現狀,她能享受到的,其實隻有那麽一小角。

那麽,有錢,英文好是否就意味著可以享受一切的自Y?未必。

我所在的小鎮因為學區好,這幾年搬進了很多華人。他們大多是留學後留在美國的,有著體麵的收入,或者是國內來的新移民。對於前者來說,語言不是問題;對於後者來說,錢不是問題。可是,我在幾個微信群裏發現,他們平時的聊的話題無非是孩子爬藤和吃喝玩樂,幾乎沒有什麽讓我眼睛一亮的社會公共話題。

去年12月,我把慶祝高耀潔先生生日活動的通知發在一個群裏,竟然被一個群友“教育”:高是有爭議的ZZ性人物,這是生活群,不要把此類和ZZ有關的信息發在這裏!

一個隻關心眼前那點現實利益、不關注社會公共議題、沒有大格局的族裔,不管“潤”到哪裏,其實能享受到的自Y並不多。因為他們拒絕去拓展更廣闊的天地,爭取更多的自Y和權利。

  四

四月以來,由於海上發生的林林總總,很多人都在熱議1952年從滬上出走的張愛玲。她對時勢見微知著的敏銳洞察以及當機立斷的果敢讓人佩服。唐雲教授在他的文章《滬上再無張愛玲》裏說,張愛玲出走後,從此滬上沒有了穿旗袍、抹口紅的張愛玲,隻有霓虹燈下的哨兵。

沒錯,張愛玲“潤”的時候非常瀟灑,甚至書稿都沒帶,就跑到了香港,後來輾轉到了美國。可是,她“潤”了以後的美國歲月,似乎不是那麽美好。

張愛玲在美國時最信任的朋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係教授夏誌清先生在多年前一次接受采訪時回憶,“張愛玲剛到美國時,到麥克道威慈善文藝營免費吃住寫作,但期限很快就到,她的英文小說《粉淚》也失敗了。後來胡適介紹她去哈得福特文藝營,我再介紹她去麻州賴氏女子學院研究所專心翻譯清代小說《海上花》,時間都不長。我後來推薦張愛玲到加州伯克萊大學當了短期住校作家。但是都沒有解決她的經濟困境。“

還好命運出現了一點轉機。1961年,夏誌清的英文著作《中國現代文學史》出版了,他把張愛玲放在一個很高的位置,稱張的小說《金鎖記》是“中國自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並作出了與陀思妥耶夫斯基齊平的評價。此後,在海外沉寂多年的張愛玲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中。

之後,夏誌清和台灣《皇冠》出版集團平鑫濤、香港作家宋淇一起協力,陸續再版她四十年代的小說。雖然版稅有限,但總算可以維持生活,不需四處顛沛流離了。

但是,張愛玲後來出現幻想症,總是認為跳蚤到處跟著她,前後搬了180多次家。她根本沒有家具,拖著一大堆紙袋不斷四處搬家,結果把自己翻譯了十幾年的《海上花》手稿弄丟了。

1995年9月8日,適逢中秋,張愛玲在洛杉磯的公寓裏去世,幾天後才被發現。走時家徒四壁,屋裏連一張寫字台也沒有,隻有一個舊床墊。麵容清瘦的她躺在地板上,身上蓋著一條薄薄的毯子。

一代民國才女,就這樣在異國的土地上走完了薄涼一生的最後一程,讓人唏噓不已。她留下了那句著名的“人生就像一襲華美的袍,裏麵爬滿了虱子”,多年後我才明白,那其實就是她本人一生最真實的寫照。

夏誌清說,張愛玲原來有一個夢想,那就是定居紐約市,東山再起。“但是她太窮了,又不肯做寫作之外的事,怎麽可能在紐約生存呢?我有時想,如果她生活在紐約,可以寫寫第五大道,時代廣場,林肯中心這些有血有肉真實的美國大都市生活,可她來美後一直在小地方生活,孤陋寡聞,拒交朋友,總是獨自埋頭寫些三四十年代舊上海的東西,雖然她英文好,但美國人是不要看的呀!張愛玲對現實的社會和人失去了興趣,這是她的致命傷啊!”

作為一個中年被動出國的文字工作者,作為一個和張愛玲一樣性格敏感的女性,我太理解她的感受了。我們在那片土地上生活了幾十年,它已經鋪陳了我們生命的底色,這導致我們很容易沉湎於過往,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裏,而忽略了外麵的世界和當下的風景。

況且,由於中國文化的長期浸淫,中國文人的骨子裏頭難免都有家國情懷,它讓你不由自主回望那片土地。哪怕知道它裏麵住的義人可能不足十個,哪怕知道一回頭可能就會像羅得之妻一樣,變成鹽柱,但還是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回望。

30多年前,一個劉姓記者本來在美國做訪問學者,但是由於他在一個突發的曆史事件中勇敢發聲,所以回不去了。後來,他定居在新澤西美麗的小鎮普林斯頓。

雖然“進亦憂,退亦憂”,但他終日念茲在茲的,仍是那片土地。每次,隻要有來自大陸的中國人,他都急切想從TA那裏了解中國國情。不管對方來自何方,身份何屬,也不管社會地位高低,隻要他知道,隻要能夠前去探望或請到家中來,他必定這樣做。

2005年,他在彌留之際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將來,……想起今天……這樣的日子……,會非常……有意思。

他曾經希望將來在自己的墓誌銘上刻下這一行字:“長眠於此的這個中國人,曾做了他應該做的事情,說了他應該說的話。”但是最後未能如願。五年後,他的在北京門頭溝天山陵園的墳墓,隻被允許是無字碑。

在異國漂泊的18年裏,他如此想念那片土地,渴望有朝一日,可以和從前當記者時一樣,坐在鄉村或城市的路沿上,隨便和一個路過的老農民或其它路人聊天。

很多年後,從他的自傳中讀到這些細節,我的眼睛濕潤了。即便身體“潤”到了天涯海角,即便最後客死他鄉,但是一些與靈魂有關的東西“潤”不了,它永遠留在了那片土地上,留在了秦磚漢瓦的縫隙裏,留在了鼓角箏鳴的歎息中。

它不時提醒你的來處,還有一種無法言說的痛。



【作者簡介】:林世鈺,媒體人,作家。曾出版《美國歲月:華裔移民口述實錄》《煙雨任平生:高耀潔晚年口述》《美麗與哀愁:一個中國媒體人眼中的美國日常》《潮平兩岸闊:15位中國留美學生口述實錄》等書籍。其中《煙雨任平生》被香港“亞洲周刊”評為“2019年度十大中文好書(非虛構類)”。喜歡旅行、攝影、收集民間手工藝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