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調中最辛苦的中國人:來京找子2年半,淩晨打工補貼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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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北京市朝陽區發現一例核酸檢測陽性人員,後經進一步檢查和專家會診,診斷為新冠病毒無症狀感染者。

1月19日,在北京市召開的第269場新冠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上,朝陽區副區長楊蓓蓓介紹,該名無症狀感染者住在朝陽區平房鄉石各莊村558號,主要從事裝修材料搬運工作。該無症狀感染者的活動軌跡顯示,從1月1日至1月18日的18天時間裏,其工作範圍涉及東城、西城、朝陽、海澱、順義等多區,輾轉了20多個不同的地點打零工,有多日是在淩晨工作。有網友據此稱他是“流調中最辛苦的中國人”。

該無症狀感染者嶽某,1978年生。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本在山東威海捕魚船做船員,2020年8月12日,他的大兒子走失,因兒子曾在北京做過幫廚,他就來到北京尋找。在此之前,為了找兒子,他已經去過山東、河南、河北、天津等多地。每到一地,在尋找兒子的同時,他都會打零工維持生活。

嶽某河南老家的村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嶽某家庭條件“比較一般”。在他老家,嶽某的父親癱瘓在床,母親也在最近摔斷了胳膊;他的妻子和小兒子目前都在山東威海,妻子收入微薄,小兒子還在上初中。因此,他的生活壓力較大。

嶽某的妻子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丈夫外出找孩子,她就在威海照顧小兒子,她平時主要工作是給人曬海帶,一天能賺100元錢。

嶽某表示,在北京的這些天,他主要是通過一些接零工的微信群聯係裝修包工老板,接到的工作都是扛沙袋、扛水泥或者是把建築垃圾搬運到指定垃圾站。由於北京市區白天限製工程車輛通行,他就在淩晨出發,通常做完工天就亮了。為節省開支,他住在石各莊一個10平方米左右的房間裏,每月租金700元。嶽某的一名河南同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石各莊住了不少他們的同鄉,大都從事建築垃圾搬運工作,“都是淩晨幹活,很辛苦很累”。

以下是1月19日晚《中國新聞周刊》與嶽某的對話。

《中國新聞周刊》:你現在在哪裏?情況如何?

嶽某:我在北京地壇醫院接受治療,昨天(1月18日)和今天(1月19日)上午都進行了血檢、尿檢、核酸,都是陽性,都沒變化。

前幾天我的體溫是36.8℃,今天(1月19日)下午是37.8℃到38℃,高燒,頭疼難受,晚上吃了點藥,現在溫度下來了,不這麽高了,稍微有點頭疼。

《中國新聞周刊》:你在北京平時住哪裏?

嶽某:石各莊南門,700塊錢租的小房間,10平米左右。農村環境。隻要不漏雨,能睡覺就行。

《中國新聞周刊》:你平時做什麽工作?

嶽某:我有個招工平台的微信群,裏麵有很多老板,他們會發需求,比如幾百袋沙子、水泥需要扛,我就會問價格,如果合適就去幹,他們就會來石各莊接我;或者我把電話號碼發到群裏邊,他們有活會找我。

一般一袋水泥或者沙子,不上樓是1塊,要是上樓就加錢,比如3樓,一袋就是3塊,4樓,一袋4塊。一袋沙子60斤,一袋水泥100斤。或者是那種建築垃圾,我給搬車上,打掃幹淨,最後送到專收建築垃圾的垃圾站。

有時候,要是幹得好的話,我和老板加個微信,以後有活還找我;要不好的話,就是麵對麵付款,不再聯係了。最近我給20多個老板幹過活。

幹這事沒準頭,有時候下雨不能幹,上麵來檢查也不能幹。

《中國新聞周刊》:為什麽都是在晚上幹活?

嶽某:都是晚上下半夜去幹這些零活。因為拉建築材料、建築垃圾要用大貨車,白天大貨車不讓進城,如果進城要扣分、罰錢,隻能晚上十一點後進城。

晚上十一點去,第二天早晨四點半回來,白天要有活也幹點。

幹的都是體力活,一次能賺200元到300元。白天上午睡覺,睡四五個小時,中午再出去找活,這樣就能多掙點。

一般幹完活老板就送我回石各莊,他管早飯,給我10塊錢,我能買仨包子和一碗稀飯,中午我就在家下麵條吃。

《中國新聞周刊》:過去你是做什麽工作?

嶽某:我是河南人,在威海生活十幾年了,在船上當船員打魚,一年能掙5萬塊錢。我來北京,是找兒子。

《中國新聞周刊》:你是什麽時候來的北京?

嶽某:2021年春天就在北京做零工,幹到9月1號威海那邊能出海,在威海幹了兩個月,休漁期休息,11月19日,我就回了北京繼續打零工。那次來北京15天後,我媽胳膊摔斷了,我爸癱瘓,他們倆沒人照顧,我又回了老家,伺候他們半個月,又回北京了。

算下來,這次我在北京待了40多天,我跑遍了北京東五環、南五環,賺了一萬多塊錢。

《中國新聞周刊》:為什麽要這麽努力地幹活?

嶽某:我屬馬,1978年生。我要養我小兒子,他12歲,上六年級。我媳婦看孩子,給人家曬海帶,一年賺1萬塊錢。我爹癱了,我媽胳膊摔斷了,給她治療花了1萬多,他們生活都不能自理。就隻有我一個人可以出來打工。

我這家庭,一個月沒有一萬多塊錢根本養不起。我一個人養六口人。每個月要給我爸媽2000塊錢左右。我爸76歲,我媽66歲,他們也不是低保戶,他們有心髒病、高血壓、冠心病,吃藥都花很多錢。

《中國新聞周刊》:看你的流調,1月17日你去郵局郵寄信件,是寄的什麽信?

嶽某:上訪信。我家住山東威海榮成市成山鎮,我大兒子在距離家50公裏的一個食品廠工作。2020年8月12日,他說肚子不舒服,就要回家找他媽,食品廠主任把他送到汽車站,然後他走丟了,就突然不見了,也沒上汽車。我本來還在出海打魚,當月15號,就趕緊回到家找孩子。我在當地派出所報警,想讓他們定位我兒子手機、調監控找人,他們說這是成年人,不給定位手機,兩三天後,我兒子的手機就沒電關機了;至於調監控,他們說隻管車,不管人,也不給調。事情過了三個月才立案。

後來我到威海市公安局,威海市公安局把這個案子又推回榮成市公安局。我又到山東省公安廳,又到北京。我認為,在我兒子剛走丟的那幾天裏,要是給定位的話,就找到了。現在沒任何希望了。當時,我老婆在派出所門口哭了兩天,他們置之不理,所長說話還很難聽。

《中國新聞周刊》:你都去過哪裏找孩子?

嶽某:天津,河南安陽,河北衡水,山東泰安、威海、濟南、乳山,等等,去了十多個城市,沒有任何信息。到了地方,我就在銀行的ATM機睡,天氣熱,蚊子又多。沒有錢,我就在當地打工,賺夠錢了,就去其他城市。

各地的救助站我都去過。有個救助站站長看我可憐,給過我一箱方便麵和礦泉水。

原先我兒子在北京東五環幹活,做過幫廚,所以我才來北京。我在北京的飯店、小餐館到處打聽,問有沒有這個人在做幫廚,到現在問了幾十家了。

我懷疑他還沒有走遠,警察說他沒坐火車也沒坐汽車,估計還在榮成市。

我也去醫院停屍房打聽過。2021年10月12日,他們看我上訪,說有個屍體是我兒子,讓我去榮成市第二醫院認屍。我看到那個人,臉看不清,很胖,圓臉。我兒子身高1米74,很瘦,長臉。我就覺得不是我兒子。我說要化驗屍體的骨頭,他們也不願意。一開始說去威海市公安局做實驗,得要幾十天,後來又說法醫出差了,又過半個月,給我打電話,說你別煩我了,別給我添加負擔了。

俺媳婦一聽俺兒死了,哭得拉不起來。我不相信那是我兒子。

這個死屍剛被發現的時候,我就問過派出所,他們說不是我的兒子。我一上訪,他們為了結案,就說是我的兒子。

我兒子丟的時候19歲,今年21歲。他上到初二就不上學了,非常內向,不是很機靈的人,很忠誠很實在。我覺得他是被人騙走了。

《中國新聞周刊》:1月18日你從北京南站坐動車去威海,是要回家嗎?

嶽某:我幹了一年活,兒子也找不到,疫情也緊張了,就想回去。1月17日,我寄了信,下午做了核酸,第二天早晨坐北京發往威海的1085次列車。車還沒開動,就直接停下來了。疾控中心發現我核酸有異常,給我打電話,說我不能走,我就把行李拿下車,等著,後來轉到地壇醫院進行隔離治療。

現在,我花414塊錢買的車票還沒有退。北京市朝陽區疾控中心的一個工作人員要給我錢,我說不能要你的錢。這兩天,我的手機停機了,疾控中心還給我充了150塊錢話費。他們都挺好。

我也不覺得自己可憐。我隻是好好幹活,我不偷不搶,靠自己的力氣,靠自己的雙手,掙點錢,掙了錢找孩子。就是為了生活,為了照顧這個家。

我找孩子,到現在花了好幾萬。打工都是打零工,賺了錢就找孩子,沒錢了就打工。我努力,就是為了把孩子找回來。我辛苦一點,就算把命搭到裏麵,也要把孩子找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