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北京市朝陽區發現一例核酸檢測陽性人員，後經進一步檢查和專家會診，診斷為新冠病毒無症狀感染者。

1月19日，在北京市召開的第269場新冠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上，朝陽區副區長楊蓓蓓介紹，該名無症狀感染者住在朝陽區平房鄉石各莊村558號，主要從事裝修材料搬運工作。該無症狀感染者的活動軌跡顯示，從1月1日至1月18日的18天時間裏，其工作範圍涉及東城、西城、朝陽、海澱、順義等多區，輾轉了20多個不同的地點打零工，有多日是在淩晨工作。有網友據此稱他是“流調中最辛苦的中國人”。

該無症狀感染者嶽某，1978年生。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本在山東威海捕魚船做船員，2020年8月12日，他的大兒子走失，因兒子曾在北京做過幫廚，他就來到北京尋找。在此之前，為了找兒子，他已經去過山東、河南、河北、天津等多地。每到一地，在尋找兒子的同時，他都會打零工維持生活。

嶽某河南老家的村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嶽某家庭條件“比較一般”。在他老家，嶽某的父親癱瘓在床，母親也在最近摔斷了胳膊；他的妻子和小兒子目前都在山東威海，妻子收入微薄，小兒子還在上初中。因此，他的生活壓力較大。

嶽某的妻子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丈夫外出找孩子，她就在威海照顧小兒子，她平時主要工作是給人曬海帶，一天能賺100元錢。

嶽某表示，在北京的這些天，他主要是通過一些接零工的微信群聯係裝修包工老板，接到的工作都是扛沙袋、扛水泥或者是把建築垃圾搬運到指定垃圾站。由於北京市區白天限製工程車輛通行，他就在淩晨出發，通常做完工天就亮了。為節省開支，他住在石各莊一個10平方米左右的房間裏，每月租金700元。嶽某的一名河南同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石各莊住了不少他們的同鄉，大都從事建築垃圾搬運工作，“都是淩晨幹活，很辛苦很累”。

以下是1月19日晚《中國新聞周刊》與嶽某的對話。

《中國新聞周刊》：你現在在哪裏？情況如何？

嶽某：我在北京地壇醫院接受治療，昨天（1月18日）和今天（1月19日）上午都進行了血檢、尿檢、核酸，都是陽性，都沒變化。

前幾天我的體溫是36.8℃，今天（1月19日）下午是37.8℃到38℃，高燒，頭疼難受，晚上吃了點藥，現在溫度下來了，不這麽高了，稍微有點頭疼。

《中國新聞周刊》：你在北京平時住哪裏？

嶽某：石各莊南門，700塊錢租的小房間，10平米左右。農村環境。隻要不漏雨，能睡覺就行。

《中國新聞周刊》：你平時做什麽工作？

嶽某：我有個招工平台的微信群，裏麵有很多老板，他們會發需求，比如幾百袋沙子、水泥需要扛，我就會問價格，如果合適就去幹，他們就會來石各莊接我；或者我把電話號碼發到群裏邊，他們有活會找我。

一般一袋水泥或者沙子，不上樓是1塊，要是上樓就加錢，比如3樓，一袋就是3塊，4樓，一袋4塊。一袋沙子60斤，一袋水泥100斤。或者是那種建築垃圾，我給搬車上，打掃幹淨，最後送到專收建築垃圾的垃圾站。

有時候，要是幹得好的話，我和老板加個微信，以後有活還找我；要不好的話，就是麵對麵付款，不再聯係了。最近我給20多個老板幹過活。

幹這事沒準頭，有時候下雨不能幹，上麵來檢查也不能幹。

《中國新聞周刊》：為什麽都是在晚上幹活？

嶽某：都是晚上下半夜去幹這些零活。因為拉建築材料、建築垃圾要用大貨車，白天大貨車不讓進城，如果進城要扣分、罰錢，隻能晚上十一點後進城。

晚上十一點去，第二天早晨四點半回來，白天要有活也幹點。

幹的都是體力活，一次能賺200元到300元。白天上午睡覺，睡四五個小時，中午再出去找活，這樣就能多掙點。

一般幹完活老板就送我回石各莊，他管早飯，給我10塊錢，我能買仨包子和一碗稀飯，中午我就在家下麵條吃。

《中國新聞周刊》：過去你是做什麽工作？

嶽某：我是河南人，在威海生活十幾年了，在船上當船員打魚，一年能掙5萬塊錢。我來北京，是找兒子。

《中國新聞周刊》：你是什麽時候來的北京？

嶽某：2021年春天就在北京做零工，幹到9月1號威海那邊能出海，在威海幹了兩個月，休漁期休息，11月19日，我就回了北京繼續打零工。那次來北京15天後，我媽胳膊摔斷了，我爸癱瘓，他們倆沒人照顧，我又回了老家，伺候他們半個月，又回北京了。

算下來，這次我在北京待了40多天，我跑遍了北京東五環、南五環，賺了一萬多塊錢。

《中國新聞周刊》：為什麽要這麽努力地幹活？

嶽某：我屬馬，1978年生。我要養我小兒子，他12歲，上六年級。我媳婦看孩子，給人家曬海帶，一年賺1萬塊錢。我爹癱了，我媽胳膊摔斷了，給她治療花了1萬多，他們生活都不能自理。就隻有我一個人可以出來打工。

我這家庭，一個月沒有一萬多塊錢根本養不起。我一個人養六口人。每個月要給我爸媽2000塊錢左右。我爸76歲，我媽66歲，他們也不是低保戶，他們有心髒病、高血壓、冠心病，吃藥都花很多錢。

《中國新聞周刊》：看你的流調，1月17日你去郵局郵寄信件，是寄的什麽信？

嶽某：上訪信。我家住山東威海榮成市成山鎮，我大兒子在距離家50公裏的一個食品廠工作。2020年8月12日，他說肚子不舒服，就要回家找他媽，食品廠主任把他送到汽車站，然後他走丟了，就突然不見了，也沒上汽車。我本來還在出海打魚，當月15號，就趕緊回到家找孩子。我在當地派出所報警，想讓他們定位我兒子手機、調監控找人，他們說這是成年人，不給定位手機，兩三天後，我兒子的手機就沒電關機了；至於調監控，他們說隻管車，不管人，也不給調。事情過了三個月才立案。

後來我到威海市公安局，威海市公安局把這個案子又推回榮成市公安局。我又到山東省公安廳，又到北京。我認為，在我兒子剛走丟的那幾天裏，要是給定位的話，就找到了。現在沒任何希望了。當時，我老婆在派出所門口哭了兩天，他們置之不理，所長說話還很難聽。

《中國新聞周刊》：你都去過哪裏找孩子？

嶽某：天津，河南安陽，河北衡水，山東泰安、威海、濟南、乳山，等等，去了十多個城市，沒有任何信息。到了地方，我就在銀行的ATM機睡，天氣熱，蚊子又多。沒有錢，我就在當地打工，賺夠錢了，就去其他城市。

各地的救助站我都去過。有個救助站站長看我可憐，給過我一箱方便麵和礦泉水。

原先我兒子在北京東五環幹活，做過幫廚，所以我才來北京。我在北京的飯店、小餐館到處打聽，問有沒有這個人在做幫廚，到現在問了幾十家了。

我懷疑他還沒有走遠，警察說他沒坐火車也沒坐汽車，估計還在榮成市。

我也去醫院停屍房打聽過。2021年10月12日，他們看我上訪，說有個屍體是我兒子，讓我去榮成市第二醫院認屍。我看到那個人，臉看不清，很胖，圓臉。我兒子身高1米74，很瘦，長臉。我就覺得不是我兒子。我說要化驗屍體的骨頭，他們也不願意。一開始說去威海市公安局做實驗，得要幾十天，後來又說法醫出差了，又過半個月，給我打電話，說你別煩我了，別給我添加負擔了。

俺媳婦一聽俺兒死了，哭得拉不起來。我不相信那是我兒子。

這個死屍剛被發現的時候，我就問過派出所，他們說不是我的兒子。我一上訪，他們為了結案，就說是我的兒子。

我兒子丟的時候19歲，今年21歲。他上到初二就不上學了，非常內向，不是很機靈的人，很忠誠很實在。我覺得他是被人騙走了。

《中國新聞周刊》：1月18日你從北京南站坐動車去威海，是要回家嗎？

嶽某：我幹了一年活，兒子也找不到，疫情也緊張了，就想回去。1月17日，我寄了信，下午做了核酸，第二天早晨坐北京發往威海的1085次列車。車還沒開動，就直接停下來了。疾控中心發現我核酸有異常，給我打電話，說我不能走，我就把行李拿下車，等著，後來轉到地壇醫院進行隔離治療。

現在，我花414塊錢買的車票還沒有退。北京市朝陽區疾控中心的一個工作人員要給我錢，我說不能要你的錢。這兩天，我的手機停機了，疾控中心還給我充了150塊錢話費。他們都挺好。

我也不覺得自己可憐。我隻是好好幹活，我不偷不搶，靠自己的力氣，靠自己的雙手，掙點錢，掙了錢找孩子。就是為了生活，為了照顧這個家。

我找孩子，到現在花了好幾萬。打工都是打零工，賺了錢就找孩子，沒錢了就打工。我努力，就是為了把孩子找回來。我辛苦一點，就算把命搭到裏麵，也要把孩子找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