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個無根的城市，一座“浮城”。
這裏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城市”，原本是千萬人的“客途”，可就是這客途，最終成為了許多人的定居之所。
許鞍華，就是其中一位。
她出生於遼寧鞍山，兒時和祖父母住在澳門，5歲時前往香港，在香港念完中學和大學。1972年獲香港大學英國文學及比較文學碩士，其後赴倫敦攻讀電影，1975年學成歸港，在電視台工作，接著成為香港新浪潮的一員大將。
值得一提的是，許鞍華的母親是日本人。
大陸-澳門-香港-英國-日本，這種混合複雜的國族、家園、身份，使得許鞍華能夠更好更深地去思索關於“故鄉”的問題。
這種思索，在她的電影作品中有著深刻的印記，比如《胡越的故事》、《極道追蹤》、《投奔怒海》等，都表達了一種無根的認同困境和無家可歸的離散之苦。
而能完整體現許鞍華對於“起源之地”，對於故鄉、家的神話的質疑與反思的，則是下麵她的這部半自傳電影——
《客途秋恨》
本片上映於1990年，由陸小芬和張曼玉主演，豆瓣評分高達8.5分。
正如斯圖亞特·霍爾所言：身份關注的不是我們是什麽，而是我們將要成為什麽；身份不是凝固的、靜止的，而是永遠處於一種流動、協商的狀態。
許鞍華在《客途秋恨》這部作品中，通過對一對母親關係轉變的細膩描寫，來對中國、香港、英國三地的的關係進行透視。
在1990這個特殊的時間點，其中所表現的跨文化的疏離、種族間的婚姻、代際間的協商和解以及分裂的忠誠等主題與1997
年香港這一殖民地將回歸中國主權形成共鳴。
值得一提的是，與《客途秋恨》幾乎同一時期問世的幾部香港電影，如關錦鵬的《人在紐約》（1989
年）、羅卓瑤的《愛在他鄉的季節》（1990
年）、陳耀成的《浮世戀曲》（1992年）等，也都表達出了一種強烈的、對故鄉的失落感。
主人公曉恩，香港人，英國碩士畢業在即。
通過一些零碎的生活片段，影片含蓄地暗示了曉恩作為被殖民地他者的尷尬位置。
在酒吧，曉恩的兩個英國朋友在盡情狂歡舞蹈，隻有她獨自坐在沙發上抽煙。
她和一個朋友同時申請了BBC的工作，身為英國人的朋友順利收到了麵試邀請，曉恩卻被拒了。
在朋友在麵試之前，曉恩摘下了自己脖子上的項鏈送給她祝她好運，朋友驚喜地說：“這個東西具有神秘的東方色彩！”
香港被英國殖民了156年，曉恩也早已拿到了英國國籍，但她依舊被當成東方人打量和審視，依舊無法被平等對待。
曉恩在英國的這些經曆可以說是許鞍華對英國、香港之間關係的一種反思。
一直以來，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統治大部分是工具性的，殖民統治階層與香港的本土社會始終存在著明顯的、人為的二元區隔。
九七將近，雖然香港一半以上的人口是英國國籍，卻沒有英國留居權，可免簽英國卻不能移居英國。
《客途秋恨》中曉恩對英國的失望或許對應了八十年代末期遭英國背棄的香港人的那種挫敗感和無力感，同時也是對八十年代晚期至九十年代殖民地的政治和社會緊張氛圍的一種回應。
曉恩在明白了這一點後，毅然回到了香港，參加妹妹的婚禮。
曉恩的母親是日本人，她和曉恩的父親在二戰後的東北認識，當時曉恩的父親是一名國民黨翻譯官。
由於國共兩黨內戰，曉恩的爺爺奶奶和母親不得不從廣州移居了澳門。
在澳門，年幼的曉恩跟爺爺奶奶較為親近，母親由於不會說國語而異常得沉默嚴肅，母女倆並不親近。
中醫出生的爺爺，即使身在澳門（當時尚未回歸），依舊心心念念著自己的故鄉。
他身著中式長衫，給曉恩講自己的身世，教她背唐詩宋詞，教她不要忘本。
爺爺始終覺得，澳門隻是一個客途，他終歸要踏上返回故鄉的道路。
從 70 年代末期到 90年代早期，香港影評人李焯桃提出的“中國綜合症”（China
Syndrome）一直深刻地影響著香港電影，幾乎所有關於香港本土身份的思考都需要處理“中國性”的問題。
正如許鞍華所說：“如果我們從中國剝離開，曆史就沒有意義，隻有在與中國文化的對比中，我們才能夠定義香港文化。這不能夠孤立地來談。”
牽掛著祖國的祖父，終於在六十年代得以返回廣州，但此時的大陸正籠罩在文化運動的陰影之中。
就連祖父想給曉恩寄一本宋詞選，都要被小兵們盤問一整天才放行。
也正是因為這次盤問，導致祖父中風，一時間身體狀況急轉直下。
祖父被中國拒絕，就如同曉恩被英國拒絕一樣。
影片的主體內容，在於原本疏離的曉恩陪著母親重返日本探親的過程。
曉恩的母親葵子，在嫁給了曉恩父親之後一直留在中國，日夜思念著自己的故鄉。
在澳門時，葵子總是一個人獨自沉默地吃著自己做的日本飯菜，被婆婆說是“生生冷冷”又不好反駁；
在香港，她最愛看日本影星三川敏郎主演的電影。
在剛踏上日本土地的那一刻，葵子似乎的確找到了故鄉。
下火車時，看著站台上的日文，她忍不住用日語自言自語：“我回來了。”
到了一家日本料理小店後，葵子點了許多自己喜歡吃的正宗日本食物，不顧自己實際上吃不了那麽多。
回到家之後，她見到了久違的老師、朋友和親人，大家一起唱歌跳舞，一起回憶往事。
在一家印章店裏，葵子第一次寫下了自己的名字：平野葵子。這一刻，她不再是媽媽、日本兒媳婦抑或是張太太，隻是她自己。
陪伴母親的曉恩，在抵達日本的第一天起就感受到了極大的不適：別人說的話她都聽不懂，覺得自己像隻猴子。
母親見狀，淡淡地說了一句：“一天就受不了了？那你知道我在澳門的那幾年是怎麽過的了吧。”
此次日本之行，曉恩逐漸與母親和解。
她慢慢了解到，一個外國人在一個陌生的環境裏處境是如何艱難和不易；
母親並不是像澳門那樣嚴肅和冷淡的，同樣也不是在香港時那樣固執和囉嗦。
母親年輕時有很多男生追，但她喜歡的男生卻拒絕了她，於是一氣之下就到了中國。
每見到一個人，母親都會用充滿自豪的口吻說：“這是我的大女兒，剛剛從英國念完碩士回來。”
曉恩終於知道，母親實際上一直以她為傲，並沒有更偏心妹妹。
漸漸地，曉恩母親發現，故鄉早已經物是人非。
葵子最愛的小弟弟雅彥曾是神風特工隊的一員，深受軍國主義思想毒害，一直活在戰爭中，並固執地認為姐姐嫁給中國人是不貞的行為，兩人的見麵最終以爭吵和傷害告終。
葵子的哥哥和大嫂為了能和東京的兒孫團聚，說服了葵子賣掉別府的老宅。
當初那個甩掉葵子的男人，如今生活落魄，兒子還進了監獄。
她曾經懷念和珍視的一切，最終都無法抵禦時空的侵蝕，變得陌生而遙遠了。
和曉恩一起泡溫泉時，葵子忍不住抱怨泡澡的房子太小了不方便，這裏的菜也不對了，生生冷冷的，還是廣州菜味道好，好想燉個湯喝喝。
“生生冷冷”是婆婆對葵子做的飯菜的評價，如今葵子也用這個詞來形容她曾經朝思暮想的日本菜，聽來確有幾分落寞。
最後，臨行前的葵子到墓地用中文平靜地向父母道別——與葵子剛到日本拜祭父母時，用流利的日語激動地訴說著對家鄉的思念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日本對於葵子的拒絕，使得她終於意識到故鄉已經永遠地失落了這一事實。
正如埃德加·賴策所說，“故鄉是這樣的東西，如果人們越來越走近它，就會發現就要到達的那一刻它不見了，它已化作虛無。
英國、日本、大陸先後拒絕了曉恩、母親和祖父，香港這個“客途”最終成為了“歸途”。
影片末尾，曉恩成了香港電視台的一名工作人員，以新聞記者的身份和同事們一起記錄了香港市民轟轟烈烈的“反貪汙”遊行示威活動。
最終，《客途秋恨》借助曉恩的獨特境地，在“殖民者、祖國與自我”的三角關係中來追尋香港的身份認同。
香港，成了“協商中的家”。
片中的那句縈繞的唱詞：“涼風有信，秋月無邊……今日天擱一方難見麵，是以孤舟沉寂晚景涼天，你睇斜陽照住嗰對雙飛燕，獨倚蓬窗思悄然。”
這是對故鄉失落的悲傷，以及對身份定位的迷茫。
祖父在病榻上的那句“不要對中國失望”頗具誌士節氣，而一旁的曉恩看著睡夢中的祖父，落下了眼淚：“這麽蒼老的肚子，恐怕再也承受不起這個孫女的重量了吧。”
祖孫三代的命運，在政治和曆史的裹挾之下顯得悲涼彷徨，就像香港作家西西《浮城誌異》中“沒有翅膀，所以不能飛行，隻能浮著，彼此之間也不通話，隻默默地、肅穆地浮著”的“浮人”。
《客途秋恨》的舉重若輕，是導演許鞍華的真實體驗，也是編劇吳念真的深刻感受，紮實的劇本在陸小芬和張曼玉兩位女演員真摯細膩的演繹下，有了踏實的落腳。
三十年過去了。我們依舊在追尋夢中的故鄉，卻一次次以失敗告終。
或許，故鄉正是因為錯失，才引得我們頻頻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