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人根本就不難嘛” 道出這部劇火爆大陸真相(圖/視)

“殺人根本就不難嘛”！

短短幾個字，聽起來卻令人毛骨悚然。這是今年台灣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中的一句台詞。劇中殺人犯李曉明的妹妹李曉文在外界得知自己的真實身份而被媒體圍堵和眾人指責唾罵時，她一時衝動脫口而出這句話。伴隨著這句話的出口，她當時奮力掙紮欲與周圍的人進行“拚殺”。

李曉明，是劇中無差別殺人案件的凶手，一口氣殺掉九個孩子；雖然最終受到法律的製裁，但其父母與妹妹卻因為加害者家屬的標簽而被社會輿論歧視，這也就有了其母為了挽救妹妹李曉文而改名重新生活一事。但生活總有很多的意外，李曉文改名李大芝開始工作後，她的上司卻是李曉明案被害者家屬之一，也為後來的衝突與她身份的暴露埋下了伏筆。律師李赫因為是李曉明案的辯護人，因為李曉明的無差別殺人行為被社會唾棄，這名律師也被很多人斥責為什麽要為殺人犯做辯護。

接受社會規訓與“惡”的關係

可以說，《我們與惡的距離》赤裸裸呈現了這個社會的惡與善，某種意義上，每個人都不是無辜的，甚至因為情境的變化隨時都有可能轉換為加害者的可能性。因此，從該角度而言這個社會的惡，是共同造就的。好人變成惡魔的路上，每個人在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路西法效應。根據該效應，個人的性情並不像我們想像得那般重要，善惡之間並非不可逾越，環境的壓力會讓好人幹出可怕的事情。

社會大眾，在劇中自始至終呈現的都是同樣一副麵貌，以站在道德高地的角度對加害者家屬施以語言暴力與社會歧視的懲罰，這也是為什麽劇中會出現“殺人犯的家屬難道沒有活下去的權利嗎”這一拷問人心的問題。然而，毋庸置疑，這就是大眾心理，冷漠、狂歡、短時記憶，指責別人時慣於站在道德的製高點。

而這種行為的出現，則是因為我們大多數人在養成過程中受到常態的社會化的洗禮後所接受的道德標準。這些標準指引我們從事有益於社會的行為，遏止家庭或社群定義下的反社會行為出現。這些由父母、老師以及權威人物所施加的外在道德標準逐漸內化成個人的品行規範。我們在這樣一種規訓下開始學會控製自己，避免出現不符合人性的行為，盡力表現出人性。但是這些自我規約機製和個人道德標準之間的關係並非固定不變的，個人可以選擇性地啟動道德的個人監控，以便表現出可被社會接受的行為。

鑒於此，當劇中的律師王赦在為殺人犯李曉明辯護時，才被社會大眾普遍認為有違社會道德，理應受到輿論的譴責，甚至有激憤的個體開李曉明案庭審結束時而將糞便潑向王赦……而他，隻是想尋求犯罪行為背後的心理動機，從而最大程度上避免這類惡性事件的發生。但是他的行為並不被絕大多數公眾理解，而天然地站在他的對立麵。

同樣的情形發生在劇中另一名人物形象身上。應思聰，一位才華橫溢的青年導演，因為遭受生活中屢次的挫敗而心理上出現陰影，並患有思覺失調症，也就是通常意義上所說的精神分裂症。在完成他創作的過程中，因為沒有得到幼兒園方麵的許可，而貿然進去拍攝影片，被認為對幼兒園構成潛在威脅而被警局帶走。這顯然是一起多方造就的烏龍“幼兒園挾持”事件。

但因為社會對精神分裂的固有偏見以及不包容，同樣的，他會被大多數人以有色眼鏡看待；而當他試圖幫助別人時，也往往被誤解為意欲加害。正是在這種誤解下，他的心理與精神狀態陷入一種惡性循環。大眾，顯然，在有意無意中，已經成為幫凶。於是，吊詭的，公眾完成身份的轉換，成為一定程度上的加害者。

平庸之惡 好人與惡魔

在加害者中，有一股力量尤其受到重視，那就是媒體從中扮演的角色。媒體，曾經一直被視為社會的良心擔當，但這幾年的媒體生態，有目共睹。自從有了收視率與點閱率的考量，舉步維艱。媒體的惡、媒體的善，被大眾輿論裹挾，為了贏得收視率，善與惡的區分，有時候不過就是一念之間：接受異化或者保持良知，然後在市場失去競爭力。

宋喬安，劇中李曉明案受害者家屬之一，也是李大芝的上司，她曾指出這一切都怪社會體製出了問題。但這是不是根本性的因素呢？

美國作家山姆·基恩（Sam Keen）在其作《敵人的臉》中曾揭露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如何運用形象化的宣傳方式捏造出敵人的原形，以對付被認為極度危險的“他者”、“外人”、“敵人”。這些視覺形象創造出集體的偏執，使人們把注意力焦點全放在敵人身上，認為這些敵人會傷害婦孺、破壞家園以及屬於他們生活方式的信仰，甚至全盤摧毀他們的基本信念與價值。這類宣傳，實際上，成為一個“樹敵”的伎倆：在本來善良正直的人腦中創造出一個新的邪惡敵人的形象。

回到劇中，電視台對應思聰精神分裂的強調，實際上已經在為這類患者在正常的社會中大量“樹敵”，從而使得他們處於一種更加不友好甚至領他們看起來有點“邪惡”的環境中。應思聰們，就是一個典型。

通常我們說，一個邪惡性事件發生情境需要三種主要角色：加害者、受害者和幸存者。然而邪惡情境中也經常出現觀察者與知情者，旁觀者采取冷漠的態度冷眼視之，知情者不插手協助，從而導致社會的邪惡行為持續猖獗。邪惡最為關鍵同時也最不為人知的促成因素並不是明目張膽鼓吹暴力傷害的人，而是在他們背後沉默的大多數。在惡性發生現場的沉默不為，甚至使得善惡間的界限變得更加模糊，這也就是與惡的距離究竟有多遠。而不幸的是，我們在大概率上都是沉默大多數的一員。

本著趨利避害的本能，或許冷漠的態度是因為已經辨識出某些社會動態過程中的運作風險。

“邪惡的凱旋唯一需要的隻是善良人的袖手旁觀”。

王赦，劇中的律師，人間的正義使者，正是因為窺視到這些社會心理與人性的幽微，才執著地探求每一個接受案件背後的真相。他試圖去理解情境和社會係統如何影響個體行為，並不是為了替誰辯護，或是為了免除罪犯所犯下的非道德或非法行為的責任，而是要了解不恰當的個體或團體帶入了什麽力量、優點或弱點到情境之中，辨識出特定行為下的複雜全貌而最大限度地去規避危險或者邪惡事件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