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G20峰會和亞太峰會等重要場合一再表示要支持並引領經濟全球化。但西方學者發出質疑聲，甚至有人認為這種全球化可能已經接近尾聲。
一些評論認為，經濟全球化並沒有帶來均衡的政治和社會開放，中國版的全球化也引起非議和爭端，目前的中美貿易戰即成為這種爭端的一個集中表現。
哈佛大學學者丹尼·羅德裏克（Dani Rodrik）把中國和其他新興國家全麵進入貿易和投資係統稱作“超全球化”，在過去20-30年間全球跨境貨物，人員和資本流動的速度和規模都達到了空前的程度。
期間中國成為全球市場的受益者，現在中國不僅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正從"世界工廠"向創新的高科技產業邁進，努力在高端市場同歐美進行競爭。
但是丹尼·羅德裏克認為，日本，韓國和中國這些國家加入都是有選擇，有策略地加入全球化市場。中國側重出口，為進口設置障礙，保護本土企業，另外他們還要求外國投資者做技術轉讓。
“超全球化”強弩之末
丹尼·羅德裏克指出了全球化存在的矛盾，即民族國家在全球化中有不可忽視的作用，他們不同的製度和政策安排同全球化的要求產生衝突。日本學者伊藤元重(Motoshige Itoh)進而認為，這種矛盾可能導致“超全球化”走向拐點。
日本學習院大學國際社會學係教授伊藤元重(Motoshige Itoh)在《日本新聞》中發文說，全球經濟係統差不多每30年經曆一次全麵變化，現在這種“超全球化”已經持續了30年，可能正走入衰落期。
按照伊藤元重的曆史劃分，從1930-40年代開始的第一個世界經濟周期是大蕭條，各國的保護主義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個周期是戰後建立的國際貨幣和金融秩序的所謂的布雷頓森林體係，直到1970年代初固定外匯體係崩潰而告終。
1995年作為多邊貿易機製核心的世界貿易組織成立，在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加入全球的貿易和投資體係後，“超全球化”開始。在此期間世界出現的跨境資本流動的速度和規模令人目眩，也伴之以大量的移民和難民出現。
超全球化和本土反彈
伊藤元重認為，“超全球化”促使本土政治加強，進而加強了保護主義。因為全球化帶來的進口，當地市場關閉，增加了失業。有些地方在失業增加的同時，大量外來移民進入就業市場。在當地人看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貿組織對此視而不見。美國中西部和五大湖地區這些原來的老工業區自1970年代後開始發生了所謂的“去工業化”過程，傳統製造業萎縮，經濟衰退，城市蕭條。伊藤元重說，這些被稱為“鏽帶”（Rust Belt）的地區，受進口衝擊導致大量失業，成了主張保護美國產業的特朗普總統當選的主要票倉。
與此同時，美國矽穀依賴亞洲的人才蓬勃發展，同“鏽帶”產生形成鮮明對比。雖然中國進口令美國整體受益，但是美國的衰落地區卻沒有起色，當地人仍然感到強烈不滿。而且實際上，經濟衰落地區的居民並沒有像有些人士所希望的那樣，移居到繁榮地區。伊藤元重認為，這種情況助長了當地的保護主義政治傾向。
這種本土政治不僅限於美國。他認為，英國脫歐公投也是由於英國人擔心過多外來移民造成的衝擊。大西洋兩岸的選舉走勢都顯示這種本土化政治傾向。
中國加入經濟全球化後發展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大力推行“一帶一路”計劃，以自己的方式促進經濟一體化
“世貿不該接納中國”
自從中國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後，急劇擴大同世界其他國家的貿易。隨著中國的世界影響力擴大，北京不僅積極推動全球化進程，而且提出“一帶一路”自己的經濟一體化方案。但是在西方國家眼中，積極參加“超全球化”，大量出口的中國經濟製度明顯不同於西方國家。中國國企的比重很大，國家在工業發展中發揮巨大影響，而且對知識產權和內投資實行監督和控製。
伊藤元重認為，這導致許多國家質疑中國繼續在世貿框架內擴大貿易的合理性，也就是說，他們質疑世貿組織繼續維持現狀是否明智。美國也意識到了在目前世貿安排的框架下很難與中國共處，因此特朗普政府開始越來越強烈地批評世貿組織。
他認為，一方麵是貿組織沒有製約美國的能力，另一方麵中國也不會對美國作重大讓步。《紐約時報》報道說，中美貿易談判破裂，美國要求中國做法律保證的要求被拒絕。中國不願意改變其經濟製度的基礎。
《紐約時報》去年刊登了德國《時代周報》的政治編輯彼特納爾（Jochen Bittner）的文章說，當初（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允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是個巨大的錯誤，因為中國加入世貿並沒有產生西方預期的政治變化。伊藤元重說，現在許多研究人員和政府官員會半開玩笑地說：當初不應該允許中國進入世貿組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