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獎得主”可獲北京市通州區100平方米人才公寓租金減免優惠的新聞，引發了大量爭議。任一獲得諾貝爾獎、圖靈獎、菲爾茲獎的科學家，都是當今世界的頂級人才，但針對這些人才的住房優惠政策，僅僅是減免100平方米的租金。很多網民形容其相當於“送瑪莎拉蒂五元優惠券”。
在扮演“世界工廠”這一角色長達十餘年後，中國正在經曆新一輪的經濟改革：從勞動密集型經濟向服務及高科技產業轉型。認識到對國際上高學曆及高科技人才的迫切需求以及人口老齡化的問題，中國已經在近十年相繼出台了一係列吸引國際高學曆高科技人才到中國發展的政策。
短短幾年間，新的政策為中國吸引了不少國外人才、外國專家。不過，中國的引才計劃，包括處於改革中的綠卡政策，仍然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
“劉易斯轉折點”
人口問題和人才問題，是中國經濟轉型中的難題之一。根據中國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中國的適齡勞動力人口（15~59歲）在2012年第一次出現下降，並在後續的幾年裏持續保持下降趨勢。在未來的10年裏，中國20~29歲的人口數量將會銳減25%，從2億下降至1.5億；20~24歲的人口則會在未來十年內下降將近一半，從1.25 億縮減至6800萬。經濟學家預測截至最晚2020年，中國會遭遇“劉易斯轉折點”—勞動力過剩變為短缺的轉折點。曾經促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大量勞動力供給，將麵臨銳減。
而且，作為一個深入參與全球化進程的國家，高科技人才對國家社會經濟發展有很大的重要性。過去，中國作為一個傳統向外輸送大量移民工人及學生的國家，在人才儲備上擁有巨大潛力。所以，國家和地方政府都熱衷於吸引海外專業人才歸國。
在努力吸引中國留學生、中國籍海外人士回國發展的同時，中國也開始實施吸引外籍高科技人才來華的政策。相較於世界其他經濟發達國家，中國開始嚐試的時間比較遲。不過，針對外籍人才的“引才政策”，已經開始著手關注外籍人才來華發展和定居問題。
中國於2010年正式將外籍人口列入了第六次國家人口普查的調查項中，根據這一統計結果，在中國長期生活的非中國公民人口僅有約60萬人，遠遠低於1%（僅占0.04%）的全國總人口比例。
放眼全球，加拿大、澳大利亞以及美國一直在利用海外人才資源彌合國內經濟上的技能缺口。例如，2001年在矽穀約有四分之一的工程師是來自中國和印度的移民。除了經合組織（OECD）國家之外，發展中經濟體例如巴西、印度也正在成為人才競爭中的活躍角色。特別是印度，由於長期為發達國家供應人才，目前正在積極地吸引更多在海外受過教育並擁有工作經驗的本國僑民歸國。
值得注意的是，移民與當地居民之間，最顯著的一個差別，就是移民更“喜歡”創業。根據加利福尼亞大學經濟學教授Santa Cruz的研究報告提出，移民當中擁有企業所有權的比例高於美國人。相較於美國本土勞動力的9.3%，接近10.5%的移民勞動力擁有自己的企業。
國際移民組織於2015年發布的《世界移民報告：城市移民創業》中，也指出居住在城市的移民進行創業的全球性現象。移民創業家通常在新型高科技產業裏格外活躍。由Kaufman基金會於2015年9月發表的創業政策摘要顯示，1995年至2006年在美國新創建的技術與工程公司中，四分之一是由外國人創建的。
引才體係
21世紀初，中國公布了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旨在推動國家向“創新型社會”轉型。這一規劃內容裏強調了創新型科技人才的重要作用。引才計劃則是在此基礎上，更大範圍地吸收海內外高科技人才。中央和地方政府也通過多層次的全方位參與，來確保政策的順利落實。中國的引才體係，宗旨是“通過發展人力資源再次激活中國發展”。具體實施主體和實踐分為三部分：中央政府層級的人才辦公室，製定國家層麵的人才政策；省級/地方級的人才辦公室，製定地方層級的人才政策；人才獵頭工作站點，吸引海外人才。前兩者共建了一個引才平台。
中央政府層級的引才規劃的重點，是吸引海外頂尖科學家，並且支持力度極大。所有在教育背景、專業領域、工作成就等方麵符合要求的人才均可以獲得豐厚的財政補貼，可用於進行學術研究、創辦企業、日常生活補貼以及其他形式的協助。同時，中國科學院也配合推出了自己的引才計劃，為在海外的頂尖中國科學家提供大量的研究基金和其他形式的支持。
而且，其關注的更多是“海歸”人才。因為，中國一直是一個向外輸送勞動力而不是接收移民的國家，所以對於非中國國籍人才的長期居留政策的製定，並沒有太多經驗，定居和移民相關政策也比較匱乏。
2004年，中國頒布第一部關於在華外籍人員的政策，《外國人在中國永久居留審批管理辦法》，實施“永久居留證”製度，正式發行中國綠卡。中國綠卡的門檻非常高，一般隻頒發給可能帶動經濟企業發展的高管人員、掌握核心技術的科學家，或者是在華大量投資（600萬元人民幣以上）人員在內的高科技人才。
有些外國申請者公開表示對綠卡政策感到“失望”，認為綠卡對他們的日常生活幫助不大。另一方麵，關於中國綠卡政策的宣傳很少，外籍人才對其知之甚少。
繼2004年綠卡政策出台後，中國加強了外國簽證規定的管理。2012年的《出境入境管理法》以及後來的相關政策修訂中規定，在華非法務工的外籍人員，將會被處以拘留或重罰，同時對外籍人員提供虛假證明或者邀請函的公司實施嚴格的罰款。2017年6月，中國政府印發《外國人永久居留證件便利化改革方案》，“居留證”升級為“居留身份證”，內嵌的芯片可以通過二代居民身份證閱讀機識別。
2016年，拿到中國綠卡的外籍人員剛剛破萬。有一組數據可以進行對照：2013年，中國有60萬在華外籍人士，7300人持有長期居留證；同年，有100萬人成為美國永久居民。
各取所需
相比之下，海外歸國人才是中國“引才計劃”裏的主流。但是，這些歸國創新創業的人才，也麵臨著不少非常實際的問題：如進行哪些準備、如何選擇落地區域、如何搭建團隊等。科技部人才中心科技人才管理部主任牛萍告訴《南風窗》記者，“海歸”的科技人才應該先研究國內的營商環境和政策法規，同時評估自身的綜合優勢，多參加官方組織或具有公信力的平台組織的活動，像“海交會”“留交會”“國際人才交流大會”等等，也可以參加當地組織的人才協會，多渠道地了解中國的市場環境、消費層級。
回國的科技人才該如何評估創新創業的條件？牛萍認為，應該在市場空間最大的地方入手。有上下遊的產業鏈配套、有穩定的客戶群體，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有利於事業的良好發展。而且，用工成本是創業中最為高昂的成本，創新創業需要人才梯隊，這就需要從區域的人才供給角度來考察。
當地的公共服務配套也很重要。像上海的創業中介服務非常豐富，各個高校都有商學院，國際化程度高，整體的創業氛圍很強。像廈門，提供共性技術研發平台，解決了不少初創企業因資金困難難以投入研發平台的問題。
補貼資金、場地和稅收也是影響創業的因素。另外，還要看當地政府是服務型的，還是傳統型的。
“海歸”人才創業，最典型的障礙就是“本土化”。很多高精尖技術，沒有應用場景，導致整個項目不接地氣，紮不下根。牛萍舉了一個例子，一位“海歸”人才回國做“幹細胞設備”，技術是非常過硬的，但是生產成本特別高，設備不穩定，出貨率特別低，導致後續的發展十分緩慢，和國內的生產節奏、市場接納“不合拍”。
另外，人的主觀限製因素也必須得到重視。很多時候，創業者的想法並不成熟，擅長技術研發的同時，對營銷、團隊管理並不熟悉，這就導致產品很難落地，團隊不容易搭建起來。而且高層次的“海歸”人才，地方政府重視，出席各種活動，一不小心就“膨脹”了。戴著光環做事，往往沒有那麽踏實，急於做出成績，卻又“眼高手低”。
對區域經濟格局的洗牌和梳理，是中國引才計劃裏從未提到，但是實際上最為根本的一環。
目前，中國各地的引才計劃，依然以行政力量的推動為主。這樣做的優點是力度大、傳播效果好，但是也存在明顯的缺陷——忽略了企業和市場的真正需求。
很多地區都存在同質化發展的問題，像“蘇錫常”製造業都很強，同質化競爭的格局下，爭先出高價引才，導致“引才價格戰”頻頻升級。而珠三角則有著良好的差序格局，香港的金融業發達，深圳的創新創業氛圍濃厚，廣州的科研基礎紮實，佛山、東莞、中山的製造業可以讓想法立刻變成“實物”，投放市場，跟消費者見麵。
牛萍表示，真正的引才計劃應該讓市場發揮主導作用，以需求為導向。而各級政府應當把精力放在“頂層設計”上，讓區域經濟有效發展、錯位發展，各種人才“各取所需”；同時，政府也要打造更為優良的“軟環境”、更為方便的公共服務平台。
引才計劃的最終目的不是簡單地聚集人才，而是要讓人才在中國創造更大的價值。
作者 | 南風窗高級記者 榮智慧 rzh@nfcma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