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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lotte Sam (@sam_charlotte) June 9, 2019

北京——深夜時分，一名高級警官帶著當時剛剛入行的調查記者劉萬永，在中國最令人心悸的所在之一——中國公安部——的大樓深處走著。

那些閑人不得入內的房間是空的。劉萬永被領到一個上了鎖的檔案櫃前。

警官取出一份卷宗，把文件放到桌上，然後給劉萬永30分鍾時間草草記下內容——那時候還沒有手機攝像頭這回事。

文件講述了一名無辜商人因貪腐政客犯下的罪行被送進監獄的故事。這在大部分地方是新聞，但算不上特大新聞。而在2005年的中國，那樣的泄密還很罕見，於是劉萬永關於一名共產黨官員如何動用權力使無辜者被捕的報道轟動一時。

最後，這名商人被釋放，那名身為退休黨委書記的政治人物進了監獄，盡管在此之前，劉萬永曾在法院外遭到此人幫凶的襲擊。這篇報道以及後來的許多報道，為絕不退縮的《中國青年報》記者劉萬永贏得了“藏獒記者”的稱號，這份報紙歸中共所有，但卻有著時不時會不守規矩的名聲。

十多年後，48歲的劉萬永告別了新聞行業。但這不僅僅是個人決定，離開自己效力了21年的報紙代表著中國調查新聞的終結。在習近平主席治下的中共正統觀念壓迫之下，這一職業已經奄奄一息。

劉萬永是一群犀利大膽的記者中的最後一個，他們就職於《南方周末》和《財新》等地方，這些都是探求真相的新聞報道旗手，在習近平掌權之前就經曆過起起落落。

劉萬永的離開意味著調查新聞將再不複從前，中國記者運營的某社交媒體賬號宣告。“新聞界‘定海神針’劉萬永也要離開了，”文章寫道。

“如果中國想以正常、健康的方式發展，我們必須擁有大量的可以公正報道的媒體，”劉萬永在他位於某資產管理公司的簡樸新辦公室裏邊倒著茶邊說，在這裏他很注意維護公司形象。他換下了新聞編輯室那身T恤衫、寬鬆褲子裝扮，穿起白色商務開領襯衫、定製褲裝，腰間還係著大皮帶。

習近平主席2016年考察位於北京的中央電視台。在共產黨的壓力之下，調查新聞已變得支離破碎。

習近平主席2016年考察位於北京的中央電視台。在共產黨的壓力之下，調查新聞已變得支離破碎。 MA ZHANCHENG/XINHUA, VIA ASSOCIATED PRESS

“新聞不再像新聞，”他說，“新聞業也不像新聞業了。”

他說他的決定是不情願、迫不得已的，審查的虎鉗收緊之後，過去兩年《中國青年報》至少有100篇“猛料”稿件被槍斃。他日漸反感在和編輯討論選題的時候，得到“再等等”的答複——他說這幾個字的意思是“要碰觸這個題材，想都不要想”。

有時，記者會因寫了違反審查規定的文章而被罰噤聲，幾個月不得寫稿。記者隨後會被迫編寫承認錯誤的報告。

他說，黨要的不是調查報道，而是經濟不景氣時能讓人們感覺良好的“正能量報道”。

去年，有關一場數百萬人積蓄被騙的金融騙局的報道，出於“社會穩定”的考慮被封殺。一家化工廠的大爆炸背後的真相，也從未給出解釋。

“誰應該負責的問題，是人們在這樣的災難中想知道的第一件事，”劉萬永說。“但如果你看了我們的新聞，你會發現這個嗎？沒有。”宣傳負責人要求爆炸相關報道告訴人們如何保障安全，但這種想法很荒唐，因為爆炸已經造成了破壞。

對記者加強控製開始於2012年習近平成為國家主席之後。劉萬永說，獨立於檢察官去追查刑事及貪汙案件開始變得不可能。“現在，你隻記錄這個過程，”他說。“政府的政策是，由政府來決定反腐敗案件，而不是記者。”

2016年初，習近平考察了主要媒體機構：《人民日報》、新華社和國有電視網中央電視台。在這些被大量報道的活動中，他重新啟用了中共關於記者要反映黨的意誌的命令。編輯們的解讀是，這意味著習近平的政治思想是所有文章的核心。那是獨立報道終結的正式開始。

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張誌安2016年的一項調查已表明，資深記者從業人數大幅下降，半數以上已轉行。

“中國現在幾乎沒有什麽報道了，”前北京外國語學院新聞學教授展江說。“我們已經回歸了毛時代的宣傳。”

48歲的劉萬永出生在一個貧困的農村家庭，所在的村子距北京市中心不到一小時車程。不識字的母親生了七個孩子，作為老小的劉萬永直到快二十歲的時候才第一次去首都。他的家裏沒有書，到了上世紀80年代，家裏種地還在使用人的糞便作肥料。

在北京讀報。“中國現在幾乎沒有什麽報道了，”前新聞學教授展江說。

在北京讀報。“中國現在幾乎沒有什麽報道了，”前新聞學教授展江說。 THOMAS PETER/REUTERS

“我的父母甚至都不知道什麽是新聞，”他說。

他生長的年代不至於遭遇學校停課的文化大革命，但是仍然要在一個嚴厲老師的威壓下學習中文。“你每天都生活在被老師用棍子打手的恐懼中，”他說。

在大學，他表現出了新聞才能，用官方通訊社新華社的風格撰寫校園新聞。他抱著試試看的態度去《中國青年報》找工作，結果順利通過了一門要求用日常的標準漢語和古文寫作的考試。

“作為記者，最重要的是你要熱愛你的工作，”他說。“故事的文本並不那麽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對底層人民有同情心。”

在《中國青年報》期間，劉萬永很快就證明了他善於揭露政客和商人之間的腐敗聯係。在2005年的那起案件之後，更多的消息找上門來，他把一群記者拉到一起建立了一個調查組。他最得意的文章中，有一篇預示了今年美國爆發的大學招生醜聞。

那篇文章涉及一名有勢力的政客的女兒，她的分數原本不夠上大學。劉萬永的報道揭露了她如何利用一個成績好得多的學生的身份，欺騙招生人員，拿到了錄取資格。在那之後，教育部開始要求學生的申請材料附上有照片的身份證件。

他關於官員腐敗的一係列報道，提升了報紙的影響，擴大了發行量。隨著審查製度的收緊，他仍在堅持，甚至在去年還寫了一個商人的故事，此人在被一名地方公安局領導蒙騙後含冤入獄7年，目前在尋求賠償。這是他的最後一篇報道。他手下曾經繁茂興旺的團隊，現在就剩下兩名無事可做的記者。

他並沒有完全放棄新聞。他開始到新聞課堂上做客座講師，鼓勵學生即使當前環境惡劣，也要堅持下去。他提供了一係列如何智勝當局的小竅門。他說，入住酒店後，第一件事就是仔細檢查房間裏是否有警察藏的毒品，這是一個老套路，就是為了讓一個給當權者添麻煩的記者保持沉默。

盡管離開了新聞行業，劉萬永仍然不忘自己卑微的出身。他很少出國：去過一次塞舌爾，那是跟著黨的宣傳部門做的一次公費旅行；去過一次印度，還去過一次韓國。

他仍然對尋求真相充滿熱情，在如此可怕的審查製度下，盡可能地去接近真相。

“當我看中國的新聞報道時，我知道有問題，”他說。“在貿易戰中，當特朗普說中國在協議中後退，我無法從中國媒體獲知中國在哪些問題上後退，但我在西方媒體上看到了這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