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陸之外的華人地區，特別是在實行“一國兩製”的香港，每年一次的紀念“六四”，卻早已成為一種必不可少的政治儀式。當然，也有一些組織或個人，抱著已經僵硬到令人窒息的意識形態偏見，也會經年累月地死死揪著這個問題不放。
一方麵，這說明 “六四”依然是不少人心中之痛，是他們難以放下的心結。雖然事件已經過去多年，當年的親曆者們也都經過了歲月的沉澱和洗刷，有人從澎湃少年進入不惑之年，有人已經垂垂老矣，但他們的心結，似乎非但沒有因為時間流逝而自動化解，反而繼續頑強而堅韌地拷問著中共。
另一方麵，這還折射出“六四”成為中共必須麵對的曆史魔障和無法繞過的溝坎，時時提醒著中共雖然它克服了“六四”後內外交困的危機，在保持國內政治穩定的同時帶領中國成為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距離民族複興的中國夢就像習近平說的那樣“從來沒有這樣近”，但它仍然未能甩下“六四”給它留下的曆史包袱。
“六四”的心結到了解開的時候（圖源：AFP/VCG)
這兩個方麵的同時存在是過去28年的常態：親曆者們懷著為“六四”正名的冀盼度過二十多年，他們中有不少人埋頭苦幹，已經成為支撐中國社會的中堅力量，但隻要一到“六四”，這個被刻意“忽略”的傷口就會隱隱發作；而中共，在成功領導這一過程並鞏固了執政合法性的同時，也不斷在經受著政治拷問，並為此耗費了大量資源。
這種狀況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如果說以前中共不能給“六四”一個說法是受限於一些政治現實，或者說是為了經濟發展而埋頭苦幹，那麽今天，在需要為了發展而繼續“摟起袖子加油幹”的同時，中共已經具備甩下包袱、坦然麵對曆史的條件。
對於中共而言，過去多年之所以在“六四”話題上諱莫如深甚至如臨大敵，最關鍵的原因在於它擔心重新評價“六四”會損害執政合法性。這種擔心在“六四”爆發最初幾年或許不乏道理，但現在情況已經發生質的改變，改革開放的巨大成績已經讓中共的執政合法性更為穩固，甚至給了它提出道路、理論、製度和文化等“四個自信”和全麵建成小康社會的底氣。
在此情況下，中共若能重新評價“六四”，非但不會危及執政安全，反而會甩掉曆史包袱，有助於社會大和解和贏取人心。反之如果一直回避乃至壓製為“六四”討說法的聲音，隻會不斷衝擊其念茲在茲的“四個自信”，讓人們在實現小康的同時，依然感到心裏隱隱作痛。
中共要認識到自己是一個信奉曆史唯物主義的政黨。曆史唯物主義的一大要義是坦然麵對曆史，就像習近平所言的那樣要明確反對曆史虛無主義。具體到“六四”事件上，中共既不應該像曆史虛無主義者那樣將“六四”從世人的公共記憶中抹去，又不能違背曆史真相地堅持當年不當的曆史定性。
28年前中共給“六四”的定性是“反革命暴亂”，之後一路降低到“政治風波”，但事實上“六四”同時包含著中共黨內的路線鬥爭、學生反腐反官倒社會運動以及社會上小部分人借學生運動而製造的打砸搶事件，第一種是中共黨內不同觀點之間的政治鬥爭，第二種是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第三種是刑事罪行。這三種情況長期都被不分青紅皂白地攪合在一起，妨礙著中共對“六四”的理性認知。
現在既然曆史事實愈來愈清晰，中共再無理由堅持已經錯誤的定性，必須在合適時機將當年湧入天安門廣場的多股力量進行明確切割，區別對待，分清主次矛盾，要肯定以學生為主體的知識分子們的愛國精神，給他們及其家人一個中肯“說法”。
在此過程中，身為中共新生代領導核心的習近平有肩負起為 “六四”正名的曆史責任，而且也有這個客觀條件。過去28年，“六四”決議不能改變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因為它是當年鄧小平主持作出的定性。習近平前兩任的中共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他們都背負著鄧小平留下的沉重政治包袱，因此不適合扮演重新評價“六四”的角色。
但習近平不同，他不僅事隔三代，再無江澤民、胡錦濤當年的政治顧慮，而且他的父親習仲勳的晚年遭遇也和“六四”有著不可切割的聯係，所以不少人從他甫一上任就對他寄予期望。現在習近平的第一個任期還剩下半年時間，他迄今尚未對“六四”作出任何公開表述，這難免會讓一些人感到失落。
不過在另一方麵，我們也必須注意到，習近平不僅在過去五年已經高規格紀念過與“六四”爆發有密不可分關係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高度評價了胡耀邦的曆史功績，會見過胡耀邦家屬，還親自率七常委參加了胡耀邦夫人李昭的葬禮。另外，據香港01披露，近兩年中共已有官員開始嚐試聯係天安門母親丁子霖，並以相當肯定的口吻表示十九大後會討論賠償問題。
同時，習近平第一個任期的首要任務是需要盡快適應處理大量棘手的內政外交難題，推出新的執政理念，重構政治權力結構，因此不適宜在條件尚未成熟之際就敏感的“六四”進行正式的公開表述。
但在習近平的第二個任期，他已經通過克服一係列內外嚴峻考驗，成為了毛澤東、鄧小平之後的“核心”，並成功主導了具有非常重要政治意義的十九大，確立了政治大局，掌握了中國政治進程的主導權，他也因此具備了甩下“六四”這個曆史包袱的條件。
在這一點上，當年無他這些優勢的江澤民、胡錦濤，尚且能在“六四”問題上展現一定善意，讓“六四”定性處在一個不斷緩和的過程，從敵我分明的“反革命暴亂”到模糊化處理的“政治風波”，再到一些個案的經濟補償，甚至一些在“六四”之後被通緝的人也能被允許回國，比他們更無包袱，更有抱負的習近平，怎麽可能會不給這件事來個徹底了結呢？
第五代領導人習近平應能把握解決“六四”問題的曆史機遇（圖源：新華社）
“六四”是鄧小平時代最大的負資產和悲劇，是中國由過時的管製思維邁向習近平提出的“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的“第五個現代化”所不得不甩下的曆史包袱。當年鄧小平時代的確立與鞏固，離不開鄧小平在改革開放時期對毛澤東時代的蓋棺定論，如今，習近平時代的確立與鞏固，同樣也繞不開對鄧小平時代的總結性評價。
況且習近平第二個任期會恰逢中共建黨一百年，彼時習近平需要對中共一百年的得與失進行全麵總結。考慮到毛澤東時代的得與失均已被總結，那麽留在習近平麵前的、亟需進行總結反思的隻剩下鄧小平時代的功績以及“六四”的憾事。當然，重新評價“六四”泯滅不了鄧小平的偉大貢獻，他依然是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就像否定文革並沒有改變毛澤東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一樣。
正是因為上述原因，我們有理由相信習近平會在未來一段時間給“六四”一個說法。考慮到今年恰逢十九大，特殊時期以穩定大局為重，那麽在2019年的“六四”三十周年之前，會是一個比較恰當的曆史節點。
當然，任何積極改變都是雙向努力促成的結果。當我們要求中共要更坦蕩、磊落地麵對“六四”的同時，亦要給那些依然抱著僵硬的意識形態觀點、對客觀世界的認知還停留在“六四”時期的人一個提醒。
這些人，同樣也要認識到今天的世界已經和當年不一樣。過去28年，中共雖然一度因為“六四”遭遇內外危機，甚至短暫走過回頭路，但1992年之後改革開放的全麵推進，已經使中國成為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正日益以更積極的姿態融入世界。
尤其是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來的反腐行動、以“第五個現代化”為總目標的全麵深化改革和全麵依法治國，既促進了中共的自我革新，又在近些年來西方自由主義民主普遍遭遇危機之際，給世界政治製度發展提供了一種有益嚐試。此時若再簡單以“六四”為單一窺孔，還抱著自由主義民主這個唯一的神主牌不放，對中國的觀察與認識，必定會有失偏頗，也是一種思想上的懶惰。
所以，當我們請中共在甩掉“六四”包袱，不斷提升自身政治民主成分和執政現代化水平、不斷增強其製度道路和理論體係在國內外說服力和認受性的同時，對那些因為“六四”心魔而產生了認知障礙，依舊沉溺在對八十年代中國的政治想象和意識形態偏見中的批評者們，也要經曆一個自我救贖的過程，要重新檢視自己的觀點，認識世界的變化和中國的政治現狀，不要繼續做逃避現實變化的鴕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