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認為，中國官場中早就有“瞞上不瞞下”的傳統，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員，甚至是最高層的習近平和李克強，某種程度上都難以接觸到全麵的真實的民間輿情。中國官僚體製中信息流通的不暢，各級官員為免責或其他原因“報喜不報憂”，這種情況繼續發展下去可能造成嚴重的後果。
是誰將習李圍困在“信息孤島”之上
圍困高層的“信息孤島”
中紀委機關報稱，高層官員“容易陷入社會聯係和人際交往的圍城”。實際上，手握實權的一方大員，甚至是中央的高層，掌握的情況大多是二手的，看到的信息也多經過過濾。官員們到基層調研，通常是提前人為設計，若不然就是“不近人情”“為官苛責”。高層聽到真話、看到實情並不容易，因為難以掌握直接的真實的信息，在政策製定的過程中就難免發生謬誤。
有觀點認為，因為時刻都要有人陪同，中共高層可能遭遇到了“信息孤島”之困。事實上，習近平和李克強即便上網獲取信息也需要有人陪同。今年9月習近平訪美前夕，中共內部透露，習近平在女兒和親信的陪同下親自上網了解輿情，“陪同”與“親自”兩個詞語語透露出不同尋常的內情。今年5月李克強訪問智利，他對智利總統米歇爾•巴切萊特（Verónica Michelle Bachelet Jeria）說，“我昨天晚上在賓館房間上網，感覺這裏的網速挺快”。消息稱，李克強上網時有中國政府的網絡安全專家陪同。
坊間傳言，中共高層有許多未寫在書麵上的潛規則，其中之一即晚上9點左右是中共高層官員上網了解輿情的時間，但同時也是政府的審查機器開足了馬力的時間。有的官員出於種種目的，不希望高層看到批評的聲音。
不僅是習、李等高層，就連掌握實權的地方官員，也經常得不到正確的信息。安徽省原副省長王懷忠曾自比曹操，認為自己是“澤中蛟龍作波濤”，下屬官員紛紛叫好。但當地人稱之為“王壞種”，並作“隻要反腐不放鬆，定能抓住王壞種”的民謠。官媒稱，民謠流傳近十年，王懷忠本人從未聽聞過。
外界認為，中共高官獲取民情的途徑可能有三：一是來自親信下屬的進言，二是內參或智囊的報告，三是親自去基層調研。但官場之中盛行“報喜不報憂”“瞞上不瞞下”，親信下屬為了避免上級的雷霆之怒，通常不會知無不言。內參的報道取決於記者，內蒙古的呼格吉勒圖冤案就是新華社記者湯計通過內參上呈中央高層。但體係內的記者囿於人情世故，往往是選擇性的報道。基層調研更是有著提前打招呼的慣例，人為設計調研狀況是中共通行的潛規則。
下情難以上達，中共高層困於身邊人製造的“信息孤島”。上麵的政策也難以徹底推行，“政令不出中南海”風傳民間。中共可能正遭遇自上至下的係統性的信息阻塞，十多年前震動全球的SARS（非典型性肺炎）事件中，在2002年就已出現了患病者，但廣東省政府封鎖疫情，並未在第一時間上報，最後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誰是幕後黑手？
政府中上下信息不通的情況早已有之，古代皇帝不知民間疾苦的例子數不勝數。即便是在傳媒業發達的現在，政府上層與下層之間、政府與社會民間也各自存在著信息的不對稱。有觀點認為，政府對信息發布權或者說是話語權的壟斷，在某種程度上是政府對民間的信息霸權，這是造成信息不暢的重要原因。
分析認為，信息霸權的實質是信息獲取的不對稱。各級政府控製著各級媒體，媒體行政化的分級和歸屬，造成了信息的層層截留。信息獲取與發布的碎片化，使得民間不知政府運作的內幕，政府不知民間的真實輿情。
中紀委機關報的報道中稱，“人貴有自知之明”，“領導幹部的自我評價與客觀實際相去甚遠”，這是因為“閉目塞聽”。但在中國的社會實際中，對上級官員的阿諛奉承早已是通行的規則，握有實權的幹部許多都聽不到批評的聲音。中共官員對自身評價存在著一定的“認知障礙”，這可能是中共官僚體製中係統性的、普遍的現象。
有觀點認為，現在中國存在的信息流通不暢和信息獲取的不對稱，幕後黑手可能是權力的過度人格化。權力人格化，與權力職位化相對應，其極端表現是領導幹部的終身製。政府的公權力被打上了個人的烙印，政務因人而興因人而廢。權力上有了太多的個人屬性，這會造成官員的戀權、鬥權，而權力相爭則會造成信息資源的稀缺化。
中國政府的“政治神秘主義”曆來為國際社會所詬病，也引起公民意識日益覺醒的中國社會的不滿。公權力的人格化，官員把權力看成自己的，是導致外界所批判的“政治神秘主義”的重要原因。信息發布權掌握在政府手中，對社會民眾而言，有些信息可知，有些則不可知，這是典型的“政治神秘主義”的表現。
在個人意識泯滅的中國傳統社會，“政治神秘主義”被認為是維護統治安定的手段之一，並且客觀上維護了社會的穩定。但中國日益富強，中產階級漸漸成為社會的主流，中國政府也逐漸發展成分工嚴密的複雜行政體。等級森嚴的中國政府中，身處最高層的習近平等人被各級官員們包圍著，出於安全或其他的考慮難以無距離的接觸民間社會。中國政府的嚴密分工和政治神秘主義存在著衝突，這也許是中共高層身陷“信息孤島”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