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當地時間27日晚，美國2024大選首場辯論結束，拜登與特朗普的再次交鋒引發廣泛關注。CNN的民調顯示，67%的受訪者認為特朗普的表現優於拜登。相較於指責特朗普“重複謊言”，《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等多家美國主流媒體發布報道稱：這場辯論更多“針對個人”，而非聚焦政策，拜登飽受高齡困擾，其競選連任資格受到質疑。作為現任總統，拜登任內一直被“特朗普主義”的陰雲籠罩，如何評估拜登任期的成敗成為此次競選的關鍵。昨日我們對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路線進行了譯介，今日將分享一份對拜登外交戰略的評述。
本文作者本·羅茲是奧巴馬政府時期的副國家安全顧問，2015年被《外交政策》雜誌評為全球百位思想家之一。作為華府的重要戰略顧問，可從他的表態窺見美國主流精英的政策抓手。本文指出，相較於特朗普宣揚的“讓美國再次偉大”，拜登更強調“美國回來了”。即麵對國內外諸多挑戰，維持美國的霸主地位已不合時宜，重振美國的關鍵是推動“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再次運轉。當前美國在外交政策上的失勢源於對後冷戰以來的路徑依賴：“反恐戰爭”助長了獨裁主義，“華盛頓共識”引發了民粹主義回潮，“過度製裁”加速了美元的武器化，而無條件援助以色列導致對平民的無差別攻擊，更是暴露了美式價值觀雙重標準的虛偽。
作者指出，麵對特朗普的威脅，一個可取的態度是重視他對選民關切的洞察。對戰爭和衝突的倦怠，左右兩翼底層民眾的被剝奪感，都應被納入外交政策製定的考量中。通過推動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發展，並重新投資歐盟，拜登政府在政策製定時有意識地聯係了內政和外交。當前，拜登政府一麵向華盛頓的反古巴和親以色列強硬派妥協，一麵又謀求在俄烏衝突、巴以衝突中“速勝”，放任外交政策受零和博弈的極端主義驅動，不僅潛藏風險，也難以取得實際成效。
作者認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應是重振普世的民主政治，而這也是拜登最應打好的一張“底牌”。在地區事務上，支持烏克蘭加入歐盟，維護巴勒斯坦的自決權，重啟伊核協議談判更能幫助美國收拾人心。此外，大國競爭不可避免，應將中美競爭納入共存與談判的軌道，以防鬧僵。當前，發展中國家作為國際秩序的重要構成，美國應與之建立更好的關係，優先考慮它們關心的投資、技術和清潔能源議題。
本文為文化縱橫新媒體原創編譯係列“美國之變的想象與真實”之十六，編譯自美國《外交事務》2024年7-8月刊，原題為《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World as It Is: Biden and the Search for a New American
Strategy》。小標題為編者自擬，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辨析。
直麵現實的外交政策：
拜登尋求新的美國戰略
“美國回來了。”
拜登在任初期反複強調的這句話，已成為其外交政策的出發點。這句簡潔明了的口號，如同汽車保險杠一樣，旨在與特朗普混亂的領導風格劃清界限。它還暗示著美國可以重拾道德霸主的地位，可以再次讓“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運轉起來。恢複到正常狀態是必要的，但拜登政府的意誌有時也難以抗衡混亂的時代潮流。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風險並抓住新的機遇，美國需要更新其領導理念，因為這個世界已經不再由美國的政治氣候所主導。
誠然，當特朗普以新冠疫情防控不力和國會山騷亂的雙重災難結束總統任期後，拜登的當選給許多人帶來了慰藉。然而，拜登政府無法控製的兩大挑戰給超級大國的複興蒙上了一層陰影。第一個挑戰是特朗普回歸的幽靈。美國的盟友們緊張地觀察著這位前總統如何牢牢掌控著共和黨，而拜登政府仍然深陷困局。鑒於美國在外交政策上的巨大波動，新建類似伊核協議、巴黎氣候協定、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等新的多邊協議是不可能的。
第二個挑戰是，舊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實際上已不複存在。法律體係、機構和峰會雖還存在，但聯合國安理會和世界貿易組織等核心機構因成員國之間的分歧而陷入僵局。俄羅斯采取了不合作態度，中國致力於推動建立新的秩序。在貿易和產業政策方麵，美國也正在背離後冷戰時期的全球化原則。巴西、印度、土耳其和海灣國家等地區大國更傾向於根據具體議題選擇合作夥伴。即使是拜登政府推動支持烏克蘭抵抗俄羅斯的多邊行動，也還是沿用既有的西方框架。隨著舊秩序的瓦解，這些相互重疊的集團正在展開爭奪。
在今年秋季的美國大選中，拜登倘若獲勝便能讓人們相信，特朗普再次當選的風險已經過去。但這並不能消除混亂的影響。迄今為止，自後冷戰時期以來，美國在外交政策上的失勢還未被華盛頓嚴肅審視。“反恐戰爭”助長了獨裁主義，導致資源錯配，引發了全球移民危機，並加劇了從南亞到北非的局勢動蕩。所謂的“華盛頓共識”開出的自由市場處方最終導致了金融危機，為民粹主義回潮打開了大門。過度使用製裁導致了更多的風險規避措施，世界也越發警惕美國將美元武器化的作為。在過去二十年中，美國越來越忽視既有的發展教訓。
事實上，在巴以衝突以及後續的軍事行動中，世界各地都在關注美國在國際秩序中扮演的角色。人們認為美國是虛偽的：美國向以色列提供的武器，被用來無差別地傷害巴勒斯坦平民。這場戰爭對美國政府來說是一個政策挑戰。一方麵，美國批評俄羅斯采取了與以色列相似的無差別打擊戰術。另一方麵，民主黨的核心選民也疑慮美國正支持以色列的極右翼政府。這種兩麵性帶來的道德危機，解構了美國在外交政策中宣揚的普遍價值。簡而言之，華盛頓應該盡快後撤其在加沙地帶的影響力。
如果拜登贏得第二任期，他應該繼續推進符合全球現實變化的政策，同時遠離那些導致政府重蹈覆轍的錯誤的政治考量、極端主義和西方中心主義。未來的風險係數很高。無論誰擔任總統，都必須避免全球戰爭，應對不斷升級的氣候危機，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崛起帶來的挑戰。迎接挑戰需要美國拋棄對世界主導地位的迷思，並認識到未來幾年走向動蕩不安的可能。最重要的是，需要架起通向未來的橋梁，而不是回到過去。
▍特朗普的威脅
拜登的一句口頭禪是“不要把我和全能的人相比，把我和其他的人相比”。隨著總統競選活動的升溫，這條建議顯得越發中肯。拜登如果連任，需要認真識別特朗普對第二任期構成的威脅，即便不太嚴肅，特朗普的言論也有必要被認真對待。事實上，特朗普的發言能引發大範圍共鳴。例如，美國人厭倦了戰爭。事實上，如果沒有伊拉克戰爭，特朗普不可能接管共和黨，因為伊拉克戰爭使共和黨建製派失去了信譽，美國精英再也無法收獲信任。雖然特朗普關於“深層政府”（Deep
State）的言論迅速催生了一場陰謀論，但他提出了選民們的一個重要關切：承諾贏得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的政客們為何沒有受到民主製的問責。雖然特朗普意圖中斷對烏克蘭的援助讓許多人不滿，但也得到了民粹主義勢力的廣泛支持。人們疑慮，花費數千億美元幫助烏克蘭，美國還打算繼續多久？
特朗普還利用了來自右翼和左翼的民粹主義反全球化浪潮。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麵對日益擴大的不平等，去工業化，失控感和無意義感，大多數公眾深感不滿。難怪後冷戰時期建立的全球化典範——自由貿易協定、美中關係以及國際經濟合作等政策工具——已成為特朗普的攻擊目標。以中美貿易戰為例，當特朗普采取了更具懲罰性的做法，卻沒有帶來預期的災難性後果時，他打破規則的做法似乎得到了認可。事實證明，美國確實掌握有力的籌碼。
但提出對問題的有力批評不應與提供解決方案混為一談。特朗普在任期內播下了混亂的種子，拜登政府執政的難點就在於不得不麵對這些挑戰。出於政治考量，特朗普一次又一次地想走捷徑，結果卻適得其反。例如，為了結束阿富汗戰爭，他越過阿富汗與塔利班達成協議，設定了比拜登政府實際所需的更短的撤軍時間表。盡管伊朗遵守了伊核協議，但特朗普還是宣布退出協議。此舉釋放了伊朗的核計劃，中東地區的代理人戰爭擴大化，世界各地都在懷疑美國的信用。特朗普將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遷至耶路撒冷，承認以色列對戈蘭高地的主權，並推動簽署了《亞伯拉罕協議》。他將巴勒斯坦人排除在阿拉伯-以色列關係正常化之外，並助長了以色列極右翼勢力的崛起，為當前的衝突埋下了伏筆。
雖然特朗普對中國的強硬立場證明了美國的影響力，但它隻能取得零星的效應，而且沒有與盟國事前協調。因此，中國能夠將自己塑造成對世界大多數國家來說更可靠的合作夥伴。事實上，貿易爭端和“脫鉤”造成的供應鏈中斷，拉低了全球經濟的效率，推高了經濟運行的成本。特朗普對朝鮮態度的轉變，使得朝鮮能夠在壓力減小的情況下推進核武器和導彈計劃。在更靠近美國的地方，特朗普承認由反對派領導人胡安·瓜伊多領導的委內瑞拉政權替代現任政府。對委內瑞拉和古巴采取了“極限施壓”（maximum
pressure），試圖通過嚴厲的製裁和外交孤立來推動政權更迭。此舉加劇了人道主義危機，導致數十萬人逃往美國南部邊境。
倘若特朗普迎來第二個任期，他將處於比第一個任期更不穩定的世界格局中。同時，對總統權力的約束也在鬆綁，鑒於他被忠實的支持者所擁護，他將完全掌控共和黨，並且不必回應選民的質疑。一旦出現這一情況，有三個風險尤其需要警惕。首先，特朗普混合了強人民族主義和孤立主義的特質將引發新一輪的衝突風險。美國如果撤回對烏克蘭以及北約的支持，遭到拋棄的歐洲盟友更可能轉向右翼民族主義，歐洲內部的政治裂痕進一步加深，激化匈牙利和塞爾維亞等地的民族主義行動。
盡管美中關係緊張，但東亞仍避免與歐洲和中東有直接衝突。但試想一下，如果特朗普獲勝，朝鮮與俄羅斯的合作可能擴大化，朝鮮半島的局勢可能進一步緊張。與此同時，台海局勢也可能讓美國疏遠傳統的盟友陣營。
其次，如果特朗普當選，他已經明確表示，他肯定會推動美國的民主倒退，此舉將在全球範圍內產生影響。倘如把他的第一次當選看作是對民主世界的一次破壞，那麽他的第二次當選將確證，全球轉向民族主義和威權民粹主義的趨勢。一旦蔓延開來，就很可能加速歐洲極右翼政黨崛起，加劇美國的表演型民粹主義（performative
populists），亞洲和非洲的裙帶關係和交易性腐敗也可能加深。想象一下，當今世界還活躍著龐大的強人政治陣營，民主正麵臨威脅。
這導致了第三個危險。在未來幾年，一個趨勢是，隻有通過合作才能管理或解決諸多全球性問題。隨著氣候危機加劇，特朗普一旦上任將危及國際協調機製，並推翻發達經濟體的環境政策。與此同時，人工智能即將騰飛，機遇和風險並存。此時此刻，美國最應該做的是進行外交重建，避免戰爭，建立新規範，並促進更密切的國際合作。但當一位強調“美國優先”的強人上台，這個國家的命運將麵臨危機。
▍修複亂局的努力
任何政府的國家安全政策都受到多方因素影響，包括長期性承諾、既有的政治利益、新政府的倡議以及應對突發危機的臨時性舉措。在應對世界變局時，拜登政府似乎經常表現出一種矛盾性：一隻腳踏在過去，懷念著美國的主導地位，另一隻腳踏在未來，適應著正在變動的世界。
拜登政府通過積極行政，有效應對了不斷變化的現實。通過推進立法議程，拜登將內政和外交聯係了起來。例如，《芯片與科學法案》對包括半導體製造在內的科技創新進行了大量投資，並配套加強對中國高科技行業的出口和投資管製。兩者相輔相成，鞏固了美國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等新技術開發領域的領先地位。盡管這一行動比基於關稅的貿易戰更複雜，但拜登政府在政策連續性上實現得更好。此舉既振興了美國國內的創新和先進製造業，又從中國撤出了關鍵供應鏈，並在開發新技術和顛覆性技術方麵確保了美國公司的領先地位。
拜登推動的最重要的立法《通脹削減法案》，對清潔能源技術進行了巨額投資。這使美國能夠在實現氣候目標方麵有效作為，加速推動國內產業和全球市場更快地遠離化石燃料。盡管此舉提升了美國在氣候應對方麵的信譽，但也麵臨新的挑戰。一個表現是，美國盟友抱怨政策訴諸補貼，而不是尋求協調一致的跨境減排方案。然而，在這方麵，拜登政府的舉措具有現實考量。國會無法通過對碳排放定價等複雜的改革措施，相較而言，通過巨額支出法案加強美國的國內投資更為可行。
盡管美國的產業政策仍麵臨爭議，但拜登政府已有效修複了特朗普時期遭到破壞的聯盟。這一努力間接承認了當前世界的競爭性格局。如今，美國優先考慮盟友的利益，用一句流行語來說，它們“目標一致”（fit
for
purpose）。例如，與英國和澳大利亞開展核潛艇技術合作；通過七國集團推動新型基礎設施和人工智能發展倡議；推動印太地區美國盟友之間展開更多的機製性協商。這一方案牽涉多個利益相關方，人們可能無法牢記這些地區性協商組織的數量。但在國際秩序崩壞的背景下，盡可能地將合作串聯起來，同時努力將新的合作轉變為持久安排是意義重大的。
最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對歐盟的重新投資使美國在動員支持烏克蘭時得到了響應。雖然衝突已陷入僵局，但加強跨大西洋聯盟的努力仍在繼續。北約在規模、利益相關性和資源投入方麵上都得到了鞏固。歐盟在外交政策方麵發揮了更加積極的作用，最顯著的是協調對烏克蘭的支持並加快其加入歐盟的進程。盡管人們對美國援烏遇到的障礙感到擔憂，但歐洲將重點放在自身機構建設和能力提升上正當其時。
▍基於三大問題尋求變革
然而，在後美國時代，拜登政府重新謀求世界主導地位的策略還存在三個問題。第一個與美國國內政治有關。麵對國會上引起爭議的幾個問題，拜登政府通過向強硬派低頭贏得了有限的政策空間。特朗普已經證明了左右兩大集團對立在外交政策上引發的錯亂，拜登有時也會感到受限於“9·11”事件後的國家安全政治。曾經，為安撫華盛頓鷹派采取的妥協很少能帶來積極效應；現在，這一舉措不再意味著惡政。
在拉丁美洲，在擺脫特朗普對委內瑞拉和古巴的“極限施壓”上，拜登政府的進展緩慢。例如，拜登維持了特朗普對古巴實施的大量製裁，包括特朗普在2021年1月離任前夕，將古巴列入美國國務院的“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名單。這一對古巴的惡意之舉，加劇了因製裁導致的食品和燃料等基本生活用品短缺，釀成了大麵積的災難。移民激增，造成了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在中東事務中，麵對特朗普的違約，美國並未重回伊核協議，而是選擇追求拜登所說的“更長久、更強有力”的協議。拜登政府將特朗普的《亞伯拉罕協議》視為中東政策的核心，同時恢複了與伊朗的對抗。這實際上接受了內塔尼亞胡的首選路線：從追求以色列-巴勒斯坦衝突的雙重解決方案轉向與德黑蘭曠日持久的代理人戰爭。
任何熟悉美國政治與國家安全傾向的人都知道，應避免與國會中的反古巴和親以色列強硬派發生摩擦。但這種邏輯已經變成了陷阱。自2023年10月7日爆發新一輪巴以衝突以來，拜登決定完全擁抱內塔尼亞胡的戰略，在一段時間內，公開場合的任何批評都被禁止了，美國的軍事援助並未對以色列政府提出附帶要求。這立即滿足了以色列的需求，但也使得美國失信於全球。美國忽略了內塔尼亞胡執政聯盟的極右翼性質，麵向平民的無差別軍事行動造成了加沙的物資短缺。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受限於局勢，為了重新贏得國際社會的信任，美國從完全支持以色列，轉為發出口頭要求，再到部分限製進攻性軍事援助。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於擔憂與以色列決裂的政治風險，拜登招致了來自民主黨內部和世界各地的更多批評。
對強硬派的一再屈服導致了第二個弱點：追求極端目標。政府表現出了一些謹慎：即使美中競爭加劇，拜登在過去一年裏也努力重啟對華溝通，並基本上避免了對台海局勢的挑釁性表態。即使承諾援助烏克蘭，拜登也設定了避免美俄直接作戰的目標。更大的挑戰或許來自政府外部，一些烏克蘭的支持者追求過早的勝利，導致去年烏克蘭采取的反攻行動走向落空。這種求勝衝動最終困住了烏克蘭：當行動未達預期時，美國對烏克蘭支持更可能被理解成是失敗的。倘若維持對烏克蘭的支持，便需要更加公開透明地說明切實的近期目標，並對中期談判持開放態度。
加沙地帶展現出了極端意誌的危險性。以色列聲稱要摧毀哈馬斯，這根本無法實現。由於哈馬斯永遠不會宣布主動投降，要想實現這一目標意味著以色列永久占領加沙地帶，進而導致當地人民大規模流離失所。這一結果可能符合某些以色列政治集團的意圖，但很多批評人士難以理解的是，為什麽美國在言論上反對，卻在行動上采取了支持。事實上，美國不應該試圖緩和以色列的相關行動，而是需要利用美國的影響力推動談判達成協議、巴勒斯坦建國以及不受擴張主義或永久占領束縛的以色列安全理念。
美國提出的很多解放方案聽起來很好，但卻無法在現實中落地。即使有美國的持續支持，烏克蘭也必須直麵與俄羅斯之間的地緣政治。即使以色列具有軍事優勢，但也無法否認巴勒斯坦人對自決的要求。如果美國放任外交政策受零和博弈的極端主義驅動，在曠日持久的衝突當中，它遲早會麵臨決策風險。
這要求華盛頓必須克服路徑依賴，做出改變。美國經常無法或不願通過發展中國家的視野來看待自身。他們構成了世界上的大多數人口，卻並未感到在當前的國際秩序中受益。拜登政府為此做出了相當的努力。例如，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新冠疫苗，調解埃塞俄比亞與蘇丹的衝突，以及為因俄烏衝突引發糧食短缺的地區提供援助。然而，過度使用製裁，以及優先考慮烏克蘭及美國地緣政治利益的做法，還是錯判了形勢。為了與發展中國家建立更好的關係，美國需要始終如一地優先考慮它們關心的問題：投資、技術和清潔能源。
再一次，加沙地帶的局勢凸顯了這一挑戰。直白地說，在世界範圍內，人們認為美國沒有像重視以色列或烏克蘭人那樣重視巴勒斯坦兒童的生命。對以色列的無條件軍事援助，質疑巴勒斯坦的實際死亡人數，在聯合國安理會否決停火決議，批評對以色列戰爭罪行的調查……美國做出這些下意識的行動正是問題所在。許多人現在認為，鑒於美國的雙重保準，美國關於人權和法治的言論是虛偽的，而不是建設性的。的確，在外交政策中，完全保持一致無法實現。但通過傾聽來自世界各地更多元的聲音，並做出回應，美國可以釋放出更多善意。
▍告別主導地位後，如何重建美國？
拜登政府更積極的作為表現在，通過關注本國民主和經濟的韌性，以及重啟歐洲和亞洲聯盟，美國得以重新定位自身，以適應不斷變化的世界。為了將這種重振導向一個更加全球化、更持久的方案，美國應該放棄追求主導地位，同時擁抱一個能夠引起更多政府和人民共鳴的議程。
正如冷戰時期最重要的外交成就是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美國必須認識到，當今全球危機的三條導火索——俄烏問題、伊朗-以色列衝突和台海問題——都遠離美國本土。換句話說，美國人民並不準備直接參與其中。鑒於公眾支持率很低，也缺乏介入的法定義務，美國不應指望僅僅依靠虛張聲勢或軍力威懾來解決問題；相反，它必須堅定地專注於外交，並向前線的夥伴盟友確保還存在安全的替代方案。
在烏克蘭問題上，美國和歐洲應該專注於保護和投資烏克蘭政府控製的領土。通過將烏克蘭納入歐洲，維持其經濟發展，並加強其與莫斯科進行長期談判的籌碼。在中東，美國應該與阿拉伯世界和歐洲一起，直接與巴勒斯坦人合作，培養新的領導層，承認巴勒斯坦國，同時支持以色列的安全。與伊朗的區域關係緩和應該像奧巴馬政府時期那樣，從限製其核計劃的談判開始。在台灣，美國應該維護現狀，避免劍拔弩張，通過與中國接觸來避免誤判，並尋求國際支持。
鷹派人士不可避免地會指控這一外交傾向是綏靖政策。但試想一下，徹底擊敗俄羅斯、在伊朗進行政權更迭，難道不會在全球點燃戰火嗎？此外，一個現實是，僅僅依靠製裁和軍事援助不會阻止戰爭蔓延，也不會使局勢按照美國的意圖發展。如果美國能放眼長久，將更容易取得更好的結果，甚至會惠及世界其他國家。最終，美國將憑借良好的政治模式和健康的發展引發更大的變革，這比純粹的懲罰性措施更為強大。事實上，一個讓當今鷹派人士忽視的教訓是，在冷戰期間，民權運動在贏得人心方麵比越南戰爭要顯著得多。
任何轉變都不會容易，成功也並非是注定的，因為競爭對手也在同時行動。但考慮到利害關係，鑒於超級大國之間的競爭性關係，以及無法孤立解決世界性問題的現實，探索如何將當前的競爭集團納入共存與談判的軌道，依舊是值得的。例如，人工智能就提供了一個可供試驗的領域，美中之間的早期對話應致力於尋求共同的國際規範。美國與其他利益共同體在人工智能安全方麵的合作值得肯定，這意味著，進一步將中國納入更高層次和更具影響力的談判是不可避免的。這些努力應就緩解極端危害尋求共識，包括人工智能在核武器研製和生物武器中的應用，以及通用人工智能的出現。與此同時，隨著人工智能在全球落地，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美國可以憑借領導地位與意向國達成合作。美國可以為人工智能應用安全和積極利用新技術提供激勵。
在清潔能源方麵也需要類似的行動。如果拜登政府連任，它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麵的大部分努力可能會從國內轉向國際，特別考慮到美國國內兩黨的分裂。為了確保用於清潔能源的關鍵礦產的供應鏈安全，美國需要避免與中國鬧僵。與此同時，通過供應鏈“去風險化”，美國能建立更多樣的公私合作夥伴關係，並啟動多邊倡議。例如，對非洲、拉丁美洲和東南亞的某些地區進行更多投資，盡管這些地區並不總是美國資本的理想去處。《通脹削減法案》需要配套一種全球化視野。
最後，美國應該推動社會健康發展，進而推動民主的發展，並為世界各地受困的民間組織提供救濟。我認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應該是支持民主。當今世界的許多地方正出現民主倒退，這要求美國做出調整。民主與威權之間的鬥爭不應該被簡化為少數幾個地緣政治對手之間的對抗，民主國家的執政者必須認識到，對民主的捍衛要求在本國社會內部的意識形態爭奪中取勝。從自我糾正的角度來看，美國應該有條不紊地築牢民主生態係統的基石，包括反腐敗和問責製、獨立的新聞業、市民社會、數字媒介素養以及打擊虛假信息。世界各地的民主運動和政黨應該更加關注彼此的成功實踐，效仿過去十年極右翼的種種做法，包括分享最佳實踐、定期舉行會議並組建跨國聯盟。
總而言之，美國最重要的任務是淨化本國的民主製，這也是特朗普的危險所在。在美國，人們渴望一種新的歸屬感、意義感和團結感。這些概念通常不會出現在外交政策討論中，但如果執政者不認真對待這種渴望，就可能滋長威權主義和衝突性的民族主義。簡單而反複地重申，所有人的生命都同等重要，每個人都有權過上有尊嚴的生活，這應該是美國對待世界的基本主張，且言行一致地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