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國傳媒大學校長蘇誌武。圖|CFP
對中國傳媒大學的學生、老師和校友來說，“震驚”不足以形容數日前的那個傍晚。
11月24日17點50分，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公布了教育部的通報：中國傳媒大學的3名校領導因違反中央八項規定，黨委書記陳文申被通報批評，校長蘇誌武、副校長呂誌勝被免職，另有5名學校幹部因提供“虛假材料”被處理。
這條新聞迅速從各大新聞客戶端彈出，無數媒體人推送了母校領導的處理決定，校友群炸開了鍋。中國傳媒大學的老師和學生們也陸續接到電話和微信：“你們學校出大事了。”
而他們自己卻還沒反應過來，“我們學校能出什麽大事?”這個建校61年，以自由、寬鬆著稱的藝術類大學，成為中央第八巡視組10月31日進駐教育部以來，第一所被通報的高校。
超標的0.8平方米
2號樓是中國傳媒大學的辦公樓，棕紅色的牆體上嵌著校歌的詞譜。黨委辦公室和校長辦公室位於這棟樓的9至11層。《中國新聞周刊》在現場看到，樓門前堆著十幾塊三合板，兩個工人正往電梯裏搬著鋼條。他們要為6層的學院辦公室做隔斷。
在11月24日紀檢部門的通報中，中國傳媒大學校長蘇誌武、副校長呂誌勝的辦公用房“嚴重超標”。這讓“大屋換小屋”變得更為急迫。如今，中國傳媒大學不少院係、行政單位的辦公室都在打隔斷。
“副校長有的超0.2平方米，有的超了0.6平方米。”一位接近校領導的內部人士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
自中共十八大以來，僅中紀委網站公布的高校腐敗案就有50多起，至少已有36名高校官員落馬。雖然高校領導因辦公室超標被處理的案例並不少見，但鮮有因此而被免職的。
從中紀委網站公布這個通報開始，校長蘇誌武辦公室的那扇暗紅色房門就一直緊閉著。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蘇誌武雷厲風行，一向秒回短信、速接電話。但《中國新聞周刊》多次致電，他的手機均處於關機狀態。如今，這間辦公室的房門背後已經過改造。按規定，校領導的辦公用房應在30.2平方米以內，在改造之前，它的麵積超標約0.8平方米。
而就在蘇誌武辦公室的樓上，另一間辦公室則充滿緊張的氣氛，工作人員來去匆匆。房間的格局一目了然：一進門是一張很大的L型暗紅色方桌，它幾乎占據了辦公室長度的一半。桌子背後的一整麵牆擺放著一個棗紅色的書櫃，裏麵塞滿了書。兩三盆綠色盆景放在窗前，屋裏甚至沒有開暖氣，黨委書記陳文申就坐在桌子後麵，被整間屋子的寒意包裹著。對記者的不請自來，他有些抗拒。
11月24日，陳文申因在“在中央八項規定出台後，一直違規超標使用公務車輛，違規占用下屬單位車輛”被通報批評。此時，陳文申已經自己開車上班將近一個月。
但在2015年4月，中國傳媒大學卻在向教育部匯報巡視整改情況時稱，違規使用公車和超標使用辦公用房問題均已整改完畢。學校所有公務用車已全部收歸後勤處交通運輸中心管理和統一調配使用，取消了學校領導的固定用車，校領導公務用車在全校範圍內統一調配使用。
事實上，11月初，在紀檢部門結束第二次巡視後，校領導們才開始自己開車上班。那時，北京下了2015年的第一場大雪，日後被免職的副校長呂誌勝當時開車還追了尾。
本次通報除了處理了上述3名校領導外，中國傳媒大學黨委校長辦公室主任薑納新、財務處處長劉湧、後勤處處長周哲、黨委校長辦公室行政科科長鐵俊及秘書科副科長陳瑩峰等5名幹部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處分。他們被處理的原因則是：“在接受組織檢查詢問時，提供虛假情況和材料，應付巡視檢查和組織調查問題。”
“因為害怕處分，他們起先並不願意提交(那些材料)，但後麵還是交出來了，這就存在前後不一的情況，現在看來(之前的材料)就是不真實的。”陳文申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他們可能有這樣、那樣的顧慮。他們的心情也比較複雜。”
24日，中國傳媒大學黨委常委會研究決定，撤銷薑納新黨委校長辦公室主任職務，並由正處級降為副處級。周哲、陳瑩峰則被免去了後勤處處長、秘書科副科長職務。劉湧、鐵俊也被調離了原崗。
在這個敏感時期，這幾個部門的工作人員始終保持著緘默。
“我覺得很慚愧”
通告公布之後，不少媒體用“窩案”“一鍋端”“地震”形容這次事件。
不少人認為，處罰“有些過了”。而對3位校領導個人的口碑，甚至有一邊倒式的好評。
2012年8月，調任中國傳媒大學黨委書記以前，陳文申幾乎一直在北京大學工作。他擔任過北大人事處長、校長助理、常務副校長，分管人事、財務、行政、後勤、產業等。擔任常務副校長期間，他和另一位校領導被稱為校長手下的“兩大幹將”。
一位在北大與他共事二十多年的教授用“率真”評價陳文申，他曾因“太過公正”“不會繞彎子”而得罪人，不得不離開北大。“他最多是失察。我相信他的底線，自己應該是很到位的，但是你不能隻自己到位。”這位教授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陳文申對自己的要求不能說不嚴格。幾乎每天中午，陳文申都會出現在辦公室附近的一食堂。“我遇見他很多次，從沒見他上過二樓吃飯。”一位老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食堂的二層是小炒，一層則是大鍋飯，一樓最貴的菜是7.5元。
“我沒在校外請過一頓飯，我自己也沒有拿過一份禮品。但這不等於說我沒錯誤。”作為中國傳媒大學的一把手，陳文申向《中國新聞周刊》多次坦承，他在監管方麵的確有難以推卸的責任。
2015年7月，陳文申還在黨風廉政建設工作會議上強調，要進一步深化八項規定的落實，認真查擺在紀律建設、在貫徹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方麵存在的不嚴不實的問題，嚴格按照教育部和學校的有關規定執行。
然而，在傳媒大學，八項規定在執行和監督上似乎變成了容易忽視的問題。校領導的公務用車有“兩個18”的標準，一個是汽車排量在1.8t以下，一個是總價不能超過18萬元。“我也是才弄明白這個標準，”陳文申坦言，“我覺得很慚愧，很慚愧。”他重複了一遍，而這句話似乎已經成為他的口頭禪，在整個交談中，他多次重複這句話。
中國傳媒大學的公務用車均購置於八項規定出台前。此前，幾位校領導配備的公車是黑色奧迪，也就是說，所有的車都是超標的。這個被忽視的細節也成了後來校領導被處理的關鍵。
在中紀委發布的多起高校領導違紀通報中，“超標使用辦公用車”“節日期間公車私用”等是最常見的違紀行為。
2015年2月5日，教育部紀檢組通報稱，華中科技大學科學技術發展院副院長兼基地建設與成果管理處處長、學校國家技術轉移中心負責人萬青雲存在公車私用問題，違反了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和《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若幹準則》，華中科技大學紀委給予萬青雲黨內警告處分。教育部要求各級教育部門、各級各類學校和廣大黨員幹部要從中吸取深刻教訓，引以為戒。
顯然，年初教育部的這次通報對於中國傳媒大學來說並未起到“殺雞儆猴”的效果。而如今，被通報之後，中國傳媒大學的公務用車隻剩下兩輛使用了15年、幾乎拉不開車門的桑塔納。
“要做成事不得不有點犯規”
2012年6月12日，中國傳媒大學也曾接受過財政部駐北京市財政監察專員辦事處檢查組的檢查，檢查組對傳媒大學的預算、資產、財務三項工作進行全麵檢查。曾經在財政部工作15年的副校長呂誌勝，麵對昔日的同事說：“這是對我校預算資產財務管理水平的一次檢閱。”
但在3年後，教育部巡視組卻發現，呂誌勝作為分管學校財務的副校長，並沒有正確履行行政監管職責。紀檢部門的通報中稱，他對學校財務管理混亂、“三公經費”列支不真實、嚴重超預算和有關部門向組織報告不實等，負直接責任和主要領導責任。
在紀檢部門的通報中，財務混亂的表述並不少見。2015年7月，中央巡視組對巡視複旦大學進行通報時，首先點名的問題就是“科研經費管理使用混亂”。
一位在學校任教超過20年的教授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幾年前，他就曾給蘇誌武發去短信，反映財務混亂的問題。有的老師在多個的學院授課，不同學院分別向財務處申報老師的工資，但工資沒有細目，“最不清楚的是老師。這算不算財務混亂?”
當時蘇誌武迅速回複了短信，“會認真做”，之後就沒了下文。
一位學院領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中國傳媒大學的財務一直“嚴格得要命”，勞務費很難報銷，一些老師做完項目後甚至很難拿到津貼，更不必說交通費。而這些費用卻在北大、清華都可以報銷，“他們的老師甚至會問我們，為什麽我們(清華、北大)能報、你們不能?”
“光靠教育部給的錢，很多時候做不成事兒，要做成事兒不得不有點犯規。(一些項目)不請客，上級單位就是不批。”前述學院領導說。
2000年，中國傳媒大學成為第五批教育部直屬高校;2001年，正式列為“211”學校。在75所直屬高校中，32所部署高校的校長是副部級幹部，包括北大、清華、人大等高校，而中國傳媒大學則是局級單位，教育部可以直接決定其校領導的任免。
“樓新得像暴發戶”
2015年11月，並不是紀檢部門對中國傳媒大學的第一次巡視。早在2014年10月15日，教育部巡視組就曾進駐過中國傳媒大學，進行了為期6周的巡視工作。當時的巡視組組長是華中科技大學原黨委書記朱玉泉。
2015年1月5日，巡視組向中國傳媒大學反饋問題時，朱玉泉曾特別針對八項規定指出，現任校級領導幹部辦公用房麵積超標，退出領導崗位的校領導仍然超標配備辦公用房;住在校外的現職和近年退出領導崗位的校領導均配備固定公務車輛和固定司機。
陳文申和蘇誌武都出席了這次的反饋會，並當場表態：“立行立改，抓好整改。”
然而，這一次巡視還發現了一起陳年舊案。2006年，中國傳媒大學時任圖書館長將3萬元公款存入母親名下。但事發後，學校並沒能及時發現管理和製度上的漏洞。在該圖書館長被判刑後，學校又發生了一起被內部人士稱為“後勤案件”的事件，但這起案件甚至沒有按規定上報駐教育部的紀檢組。中國傳媒大學在南京開設的南廣學院也曾因財務問題被調查，分管財務的時任副校長也因“行為不妥”而被免職。
這次，巡視組收到最強烈的意見是學校的基礎建設。自從2006年5月蘇誌武擔任校長以來，大規模的基礎建設將這所學校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工地。教學樓、操場、遊泳館、圖書館、國際交流中心等多個工程幾乎同時進行。
2002年，可以被視為中國傳媒大學“大興土木”的節點。此前是人才和學科的深度發展，而在這之後則是硬件設施的高速建設。為了配合2004年的50周年校慶，學校早在2002年便開始興建一批新校舍。但當時的建設工程遠沒有後來的浩大。
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國高校就因大興土木而頻發貪腐案件，直到2013年，高校的貪腐案件中有80%都與此相關。
朱玉泉也指出，中國傳媒大學的基建項目“周期長”。蘇誌武當然意識到了這一點，在2015年9月，他說：“如果還不能完工，我們就不開學了。”這是他在操場上對工地負責人說的一句重話。但顯然這句話沒有收到任何效果。學校的操場已經修了3年，至今沒有完工，已經有3屆學生，沒有參加過開學典禮。
在校內人士看來，項目的緩慢運作是因為策劃時缺乏前瞻性、預見性。一些項目的預算論證也不夠充分、細密。功能定位甚至並不明確，經常導致設計變更、功能變更，邊建邊改情況很大程度上影響基建工程進度。學校建設資金需求與有限財力矛盾突出。中國傳媒大學裏的某個博物館，因為缺乏資金，一建就是10年。“我們這麽多工地誰給錢啊?都是靠籌措的，” 一位接近校領導的內部人士說，“很焦慮的。”
於是，“轉工地”成了蘇誌武的習慣。他曾是插隊知青，做過車間工人，身上有一種無法消散的農民氣質。“很土”，不少老師這樣形容他。除了出席正式活動，他總穿著一件灰色的夾克，去學校各個工地轉悠。有一次，他甚至穿著雨鞋，戴著黃色的安全帽，拿著鐵鍬和工人們一起在修建的操場上鏟土。
“我批評過他，”上述領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一個校領導不應該這樣。”另一位老師則更加尖銳地批評道：“這些親力親為的事情應該由校領導做嗎?他的工作重點不應該是教學嗎?”
“現在的樓新得像暴發戶，基礎設施越來越高大上，學術的東西卻越來越沉淪。”一位任教二十多年的教授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執著於硬件設施建設，是因為那些都是顯性工程。現在學校的硬件發展遠遠超過了學術的發展。我們的學術發展也遠遠落後於傳媒行業的發展。”
不止一位老師流露出對上世紀80、90年代教學環境的留戀。那時中國的電視行業剛剛壯大，中國傳媒大學師生剛好參與其中，相關學科獲得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深度發展”。雖然那時的校園裏，最高的建築隻是一棟9層的主樓，土路兩邊還趴著一堆低矮的灌木叢。
一些師生顯然不能完全接受校園環境的改變。原有的草坪被挖開，建起了小橋流水;柏油路被撬開，鋪上了石板，道路無比寬敞，但行人道消失了。“這些真的有必要嗎?”不止一個人這樣問。
“我們隻能寄希望於偶然出現一個英明的校長嗎?”
紀檢部門在反饋中提到，中國傳媒大學在用人和幹部選拔上聽取民意不夠，公信度不夠高，有任人唯親的問題，在執行紀律時也存在“好人主義”。一位與蘇誌武相熟的教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有人為了評職稱，“把菜刀拍在了蘇誌武的辦公桌上”，馬上心願得償。
蘇誌武自1993年進入校領導班子，“和校領導關係密切的學院領導，有機會讓學院得到優先發展。”一位老師說，“蘇誌武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他會改變嗎?”
曾有一位老師希望競選學院領導。他有一次偶遇蘇誌武後，便滔滔不絕地講述自己的雄心壯誌。蘇誌武低著頭，對他說：“當領導是要犧牲自己的，是要為大家服務的。”這個老師並不認同，開始大聲地反駁他。蘇誌武沉默了很久，突然說了一句：“當領導，就是當孫子。”“他聲音很小，稍不留意就會錯過。”這位老師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道。
院係合並是近年來最令高校頭疼的事。早在2002年，煤炭幹部管理學院在教育部主張的高校合並浪潮中並入中國傳媒大學，這讓傳媒大學的校園麵積增加至49.96萬平方米，擴大了一倍。
也是從這兩所學校的院係合並開始，老師們對學校的學科設計、學院安排產生了諸多不滿。“有人論證過應該怎麽合並嗎?”一位老師甚至曾在合並後的學院大會上公開指責：“你們研究的煤和我們研究的媒不一樣。”
此後，一些學院又因為院係領導的“權力鬥爭”陸續拆分成若幹個學院。“行政高於教學，有些學院的拆分是極不合理的，但是沒有人解釋。”雖然並校浪潮中更多的大學是向綜合性大學發展，但中國傳媒大學的學科發展並不平衡。在一些弱勢學院裏，有的老師甚至至今沒有自己的辦公室。
在行政權力主導下，很難完全按照專業、教學的發展科學地管理;這是所有高校都會遇到的問題。另一方麵，對行政權力也缺乏有效的監督。中傳所存在的問題，其實也是諸多高校所麵臨的問題。
他一連串地反問，“新的校領導班子就一定不會再出問題嗎?我們隻能寄希望於某一個偶然出現的英明校長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