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嶽德鬆的落馬，官方未再透露更多信息。然而，據香港媒體的透露，嶽德鬆當年曾協助王立軍逃往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但是，對於王立軍闖館的過程到而今仍是眾說紛紜。曾有中國境外媒體引述知情人的話稱，王立軍逃離計劃經過精心部署，由四川省公安廳某副廳長牽線搭橋約見美國領事館官員。
報道稱，王立軍曾帶著兩名人員在2012年的2月6日上午，約見中共四川省公安廳分管外事的副廳長，該副廳長則親自驅車前往高速出口接王立軍。其後，王立軍逃往美國駐成都領事館的事件爆發。
當時，大多消息來源沒有透露王立軍“搭橋”的四川公安廳副廳長的姓名。但是根據公安職責隻有分管外事負責人才或許有這方麵的便利，而嶽德鬆恰時任四川省公安廳分管外事副廳長一職。為此不免有輿論猜測，此次落馬與當年王立軍案可能相關。
其實，對於“王立軍事件”直到現在仍被民眾或輿論時不時的拿出翻炒，個中重點並不是因為揭露了王立軍種種違法亂紀的事情，在某種程度上是在對中共的公安係統所出現的問題進行批判。
王立軍事件留留給中共的反思仍有許多
在任職重慶市公安局局長期間，王立軍大舉擴張警力，上馬多個過億元的項目，大規模“打黑”，轟轟烈烈，卻有失正當；探究其資金來源，既包括財政預算，也包括社會捐贈，乃至區縣“上供”，甚至來自“打黑”中截留的財物。
人、事、財三項，王立軍一人之下，大權獨攬。他不僅在人事任免上唯我獨尊，而且將吸金能力視為其權力來源之一，在經濟事務上幹涉社會至深，在人身權與財產權上雙重施害。
如果說，基於省級公安機關負責人的行政權力而產生的“合法傷害權”尚在其自由裁量範圍內，那麽逾越其行政權力而更深介入社會經濟事務的行為，濫用其在一把手機製下的“自許權力”，則是畸形權力結構結出的“惡之果”。
有觀察認為，重慶在薄王當政之時，公安權力鋒芒畢露，居間的政法委低調不顯。集中於“一把手”的權力由於自上而非自下，且缺少監督製衡，必然唯上迫下脫韁失控，無序擴張並蠶食盡可能多的資源，客觀上卻綁架政府信用為其背書，踐踏法製，呈現濃重的人治色彩。其傾覆的直接肇因，亦不脫此特征。審判過後，王立軍已囚秦城，然其背影浸染山城。如何直麵這一“遺產”，化解王立軍及其背後的權力結構痼疾，值得外界乃至中共長久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