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7月1日，上海市委書記芮杏文與市長江澤民等出席黃浦江引水工程通水儀式
已故國家計委副主任、上海前市委書記芮杏文，給人的印象是重行不重言，不喜歡別人的阿諛奉承：不僅對部屬如此，即使對北京來的元老、中央領導人或高幹子弟也從不拉關係。他後來的政治前途亦正因此受到影響。
對今天的人們來說，芮杏文的名字或許有些生疏了，但從上世紀80年代過來的上海人，對這位老書記的曆史貢獻是不該遺忘的。2005年6月5日，芮杏文與世長辭。當時我沒趕及參加他的遺體告別儀式，作為他的舊部始終感到遺憾，謹以此文寄我的哀思。
表麵不苟言笑實則謙和平易
1985年6月，我剛調入上海市委宣傳部不久，就趕上市領導人換班，從北京來的建設部部長芮杏文接替陳國棟擔任市委書記，電子工業部長江澤民接替汪道涵擔任副書記兼市長。芮杏文坐鎮滬西康平路的市委機關、江澤民則在外灘市府大樓辦公，因此機關內私有“西宮”、“東宮”之稱。我和芮杏文的接觸自然也就要多些。
芮含文給我的初刃步印象是為人嚴肅，不苟言笑，似乎令人難以接近。其實不然，相處時間一長，就能感受到他的謙和平易。機關上下都稱他“杏文同誌”，從來不帶官銜。
他不像是一位高級領導人，倒更像一位大學教授。思考問題深入細致，願意聽取別人的意見，能與我們這些小人物展開平等交流與討論。芮杏文上任時正趕上我們在組織全市範圍的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活動：第一次見麵，他就謙虛地表示自己不懂文化，要我們給他講解什麽是文化發展戰略，我們匯報完留下一大堆詳細資料。後來的幾天裏，芮杏文居然把這些資料都認真看了一遍。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就把我們叫去說明，最後明確表態全力支持這項工作。
含威不露認真聽取下屬意見
1986年5月的上海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會後，市委決定向中央匯報，讓時任宣傳部長的潘維明、市委研究室主任孫恒誌、宣傳部長助理黃安國和我組成起草小組，由我執筆起草《匯報提綱》：我們關在虹橋迎賓館內，一個多月幾乎足不出戶，每起草一稿就拿到市委常委會上去討論一次，回到賓館再修改一稿，前前後後共八稿——每次修稿，杏文都會事先審閱，批上密密麻麻的意見。即使生病住院，也把我召到病床邊討論修常委討論時，他鼓勵我們大家發表意見，從來不因人微言輕而忽略我們的意見。有一次，吳邦國（時任上海市委副書記）建議刪除草稿上“要研究文化大革命錯誤理論”的提法，他說文革有什麽理論啊！我堅持不肯刪去，說“錯誤的理論也是理論”。吳邦國沒料到我這個小人物頂撞他，有點惱怒地說：“那不叫理論，叫謬論。”在旁的杏文含威不露，過了一陣說：“我看不必刪了。”
赴京開會照顧隨員無微不至
同年6月，我們起草小組隨芮杏文進京，準備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專門匯報上海的文化發展戰略。杏文家在北京，但還是到中共中央的廠橋招待所去報到。其實，他是為我們這些工作人員著想：在北京期間我們要四處聽取各部門意見，修改書記處匯報的文字稿，常常很晚才能回到住地。當年北京的賓館招待所5點過後就沒有晚飯供應了，但正部級官員員來京入住廠橋，則有不受時間限製的小灶供應，隨員也可揩油。芮杏文從來沒有住過一天，便宜了我們這幾個芝麻綠豆官享受20多天的特權，那時候的特權，印象最深的也不過是可以放開肚皮喝啤酒，絕無山珍海味。此事可見芮杏文對部屬無微不至的關心。有人說芮杏不易相處，那是個性使然。他講話開門見山，沒有客套話，為人做事要求嚴格。重行不重言，不喜歡別人的阿諛奉承。不僅對部屬如此，即使對北京來的中央領導人或高幹子弟也不拉關係、套近乎，他後來的政治前途亦正因此受到影響。許多熟悉他的人都說：芮杏文對具體業務更在行，對做官的興趣不大，把一些別的東西看得更重些。
著重經濟建設盼國家現代化
15歲就參加革命的芮杏文大部分時間從事經濟工作。解放前，他就在東北解放區搞工業。1950年從中國人民大學企業管理專業畢業，以後長期住化工、軍工、航天、城市建設、計委等係統擔任領導職務，是黨內真正懂經濟的少數高級幹部之一，因此，他的興趣一直在經濟工作上，看重的是國家的現代化建設。在上海的這幾年，市長忙於迎來送往，作為市委書記的芮杏文卻一直在抓經濟、抓改革。1986年3月，上海召開第五次黨代會，我被召去參加起草市委工作報告，和杏文接觸的機會更多了。當時上海的經濟發展已經處於瓶頸。30多年來國家對上海的政策是殺雞取卵，每年40%的財政開支依賴這個城市，卻沒有任何投入，城市基礎建設幾乎一片空白。我們按照芮杏文的思路在起草的報告中提出“把上海建成為開放型、多功能和高度文明的會主義現代化城市”。
證券交易土地批租拓滬財源
向中央政府上繳的稅一分錢也不能少，上海建設的資金從哪裏來？杏文提出了了兩條思路：一是從社會募集資金；二是搞土地置換和批租。同年9月，上海靜安證券交易營業部開業。當時“資本”還是一個異常敏感的字眼，上海的股票交易頓時成為全世界矚目的焦點，在內地也引起了激烈爭論。時任央行行長的陳慕華就曾是反對派。1987年，芮杏文親自陪同她參觀靜安營業部。陳慕華在調查研究後表示讚成讓股票交易繼續試下去。
當時我在宣傳部負責理論研究工作。芮杏文在和上海經濟學家座談時，提出馬克思的“級差地租”理論，啟發大家去思考如何合理利用上海的土地資源。上海黃金地段有許多建築被大大小小的機關團體占用，風景秀麗的黃浦江沿岸都是倉庫碼頭工廠，杏文指示著手試點土地置換，把黃金地段和浦江沿岸的地皮讓出來開發商業用途，以獲取最大的經濟回報。同時，他還在小範圍內指示我們研究把土地有償批租給外商和私人企業使用的可能性，為此還秘密派遣孫恒誌帶隊去香港考察港府拍賣土地的做法。後來股票交易和土地批租成為上海政府的主要財源，為上海“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奠定了經濟基礎。如果沒有芮杏文的改革膽略和經濟頭腦，今日上海的成就是不可能的。然而，前人植樹後人乘涼。上海改革開放的成果卻變成了芮杏文後任者的豐功偉績，上海官場再也沒人提及芮杏文的貢獻。
研究開發浦東 種樹人未享成果
行文至此，不得不提及上海浦東開發問題。浦東開發的首倡者是老市長汪道涵，全力支持者是芮杏文。1985年，世界著名華裔建築師林同炎在美國會見了汪道涵，建議“上海先在浦東開辟一塊地造橋修路，地價上漲之後，將其出租或出賣，如此滾動開發，國家可以不花一分，收回一個現代化的浦東。上海規模也可以成倍擴大。”汪道涵對此很此感興趣。後來林同炎撰寫了一份《開發浦東——建設現代化的大上海》的計劃書。此時，汪道涵已經卸任，芮杏文十分重視，將報告印發給相關部門以及我們這些智囊，準備著手研究浦東開發問題，但很快他就離任了。他的兩位後任者當初對此都無興趣。
“東宮”有一種說法：浦東搞了特區！有可能歸屬中央，上海反而少了一塊地盤。他們隻想把浦西的工廠往浦東搬：解決老市區日益嚴重的擁擠問題。1990年鄧小平在上海過春節，對朱鎔基說：“有人說我們要收了，要向左轉了：請上海的同誌考慮，做點什麽事情？證明我們沒收，沒有向左轉。”朱鎔基這才想到開發浦東，因為這並不涉及全國性政策走向，是左右兩派都不會反對的事情，又可以向鄧小平交答卷。當時鄧小平表示後悔沒有及早開發浦東。但他不知道假如芮杏文能一直留在上海主政，也許浦東開發早就提上議事日程了。
1987年，十三大召開前夕，杏文和江澤民的瑜亮情結已經發展到難以合作的地步了：傳聞其中一人將調離上海，另一人留任市委書記進政治局。有一段時間，芮杏文的秘書譚大同和江澤民秘書小賈（賈廷安）就三天兩頭往宣傳部打電話，了解香港傳媒有關十三大的消息。因為工作需要，我分管的宣傳部資料室是全市訂閱海外報刊最多最全的。我知道，他們想要的就是誰留誰走的消息，領導本人是絕對不敢去北京打聽的，隻有從海外媒體捕捉一些出口轉內銷的小道消息。最後芮杏文被調走，出任分管意識形態的書記處書記。這當然不是提拔重用：而是種安撫而已。後來有某元老子弟告訴我，他們都覺得芮杏文架子大，不像江澤民那樣平易近人，因此回到北京都說江的好話。鄧小平征詢意見時，元老們自然都站在江的一邊，芮杏文北上前接見黃安國時說：最遺憾的沒有重用你們這批少壯派，許多事難以推動。否則，上海改革的步子可以邁得更快些。
“攤上你了，算你倒黴”
芮杏文去北京後，我們的接觸就很少了。1989年的風波之後，他下台，我出國，幾乎就沒有聯係過。1999年，我聽說他的健康每況愈下，就在譚大同的安排下，去北京看望老書記。杏文告訴我：他的晚年生活非常平靜，每天就是看書看電視，有時到河邊去釣魚。心裏最不平的，是1991年他出任國家計委副主任，當時他去找老搭檔江澤民，問l989年把我撤職，現在又讓我出來工作，我究竟犯了什麽錯誤，組織上總該給我一個正式的結論。想不到江澤民的答複是：“攤上你了，算你倒楣！”這算什麽話？我想這是芮杏文這樣一個為黨的事業奮鬥一輩子的老幹部至死都沒能想通的。
對今天的人們來說，芮杏文的名字或許有些生疏了，但從上世紀80年代過來的上海人，對這位老書記的曆史貢獻是不該遺忘的。2005年6月5日，芮杏文與世長辭。當時我沒趕及參加他的遺體告別儀式，作為他的舊部始終感到遺憾，謹以此文寄我的哀思。
表麵不苟言笑實則謙和平易
1985年6月，我剛調入上海市委宣傳部不久，就趕上市領導人換班，從北京來的建設部部長芮杏文接替陳國棟擔任市委書記，電子工業部長江澤民接替汪道涵擔任副書記兼市長。芮杏文坐鎮滬西康平路的市委機關、江澤民則在外灘市府大樓辦公，因此機關內私有“西宮”、“東宮”之稱。我和芮杏文的接觸自然也就要多些。
芮含文給我的初刃步印象是為人嚴肅，不苟言笑，似乎令人難以接近。其實不然，相處時間一長，就能感受到他的謙和平易。機關上下都稱他“杏文同誌”，從來不帶官銜。
他不像是一位高級領導人，倒更像一位大學教授。思考問題深入細致，願意聽取別人的意見，能與我們這些小人物展開平等交流與討論。芮杏文上任時正趕上我們在組織全市範圍的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活動：第一次見麵，他就謙虛地表示自己不懂文化，要我們給他講解什麽是文化發展戰略，我們匯報完留下一大堆詳細資料。後來的幾天裏，芮杏文居然把這些資料都認真看了一遍。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就把我們叫去說明，最後明確表態全力支持這項工作。
含威不露認真聽取下屬意見
1986年5月的上海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會後，市委決定向中央匯報，讓時任宣傳部長的潘維明、市委研究室主任孫恒誌、宣傳部長助理黃安國和我組成起草小組，由我執筆起草《匯報提綱》：我們關在虹橋迎賓館內，一個多月幾乎足不出戶，每起草一稿就拿到市委常委會上去討論一次，回到賓館再修改一稿，前前後後共八稿——每次修稿，杏文都會事先審閱，批上密密麻麻的意見。即使生病住院，也把我召到病床邊討論修常委討論時，他鼓勵我們大家發表意見，從來不因人微言輕而忽略我們的意見。有一次，吳邦國（時任上海市委副書記）建議刪除草稿上“要研究文化大革命錯誤理論”的提法，他說文革有什麽理論啊！我堅持不肯刪去，說“錯誤的理論也是理論”。吳邦國沒料到我這個小人物頂撞他，有點惱怒地說：“那不叫理論，叫謬論。”在旁的杏文含威不露，過了一陣說：“我看不必刪了。”
赴京開會照顧隨員無微不至
同年6月，我們起草小組隨芮杏文進京，準備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專門匯報上海的文化發展戰略。杏文家在北京，但還是到中共中央的廠橋招待所去報到。其實，他是為我們這些工作人員著想：在北京期間我們要四處聽取各部門意見，修改書記處匯報的文字稿，常常很晚才能回到住地。當年北京的賓館招待所5點過後就沒有晚飯供應了，但正部級官員員來京入住廠橋，則有不受時間限製的小灶供應，隨員也可揩油。芮杏文從來沒有住過一天，便宜了我們這幾個芝麻綠豆官享受20多天的特權，那時候的特權，印象最深的也不過是可以放開肚皮喝啤酒，絕無山珍海味。此事可見芮杏文對部屬無微不至的關心。有人說芮杏不易相處，那是個性使然。他講話開門見山，沒有客套話，為人做事要求嚴格。重行不重言，不喜歡別人的阿諛奉承。不僅對部屬如此，即使對北京來的中央領導人或高幹子弟也不拉關係、套近乎，他後來的政治前途亦正因此受到影響。許多熟悉他的人都說：芮杏文對具體業務更在行，對做官的興趣不大，把一些別的東西看得更重些。
著重經濟建設盼國家現代化
15歲就參加革命的芮杏文大部分時間從事經濟工作。解放前，他就在東北解放區搞工業。1950年從中國人民大學企業管理專業畢業，以後長期住化工、軍工、航天、城市建設、計委等係統擔任領導職務，是黨內真正懂經濟的少數高級幹部之一，因此，他的興趣一直在經濟工作上，看重的是國家的現代化建設。在上海的這幾年，市長忙於迎來送往，作為市委書記的芮杏文卻一直在抓經濟、抓改革。1986年3月，上海召開第五次黨代會，我被召去參加起草市委工作報告，和杏文接觸的機會更多了。當時上海的經濟發展已經處於瓶頸。30多年來國家對上海的政策是殺雞取卵，每年40%的財政開支依賴這個城市，卻沒有任何投入，城市基礎建設幾乎一片空白。我們按照芮杏文的思路在起草的報告中提出“把上海建成為開放型、多功能和高度文明的會主義現代化城市”。
證券交易土地批租拓滬財源
向中央政府上繳的稅一分錢也不能少，上海建設的資金從哪裏來？杏文提出了了兩條思路：一是從社會募集資金；二是搞土地置換和批租。同年9月，上海靜安證券交易營業部開業。當時“資本”還是一個異常敏感的字眼，上海的股票交易頓時成為全世界矚目的焦點，在內地也引起了激烈爭論。時任央行行長的陳慕華就曾是反對派。1987年，芮杏文親自陪同她參觀靜安營業部。陳慕華在調查研究後表示讚成讓股票交易繼續試下去。
當時我在宣傳部負責理論研究工作。芮杏文在和上海經濟學家座談時，提出馬克思的“級差地租”理論，啟發大家去思考如何合理利用上海的土地資源。上海黃金地段有許多建築被大大小小的機關團體占用，風景秀麗的黃浦江沿岸都是倉庫碼頭工廠，杏文指示著手試點土地置換，把黃金地段和浦江沿岸的地皮讓出來開發商業用途，以獲取最大的經濟回報。同時，他還在小範圍內指示我們研究把土地有償批租給外商和私人企業使用的可能性，為此還秘密派遣孫恒誌帶隊去香港考察港府拍賣土地的做法。後來股票交易和土地批租成為上海政府的主要財源，為上海“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奠定了經濟基礎。如果沒有芮杏文的改革膽略和經濟頭腦，今日上海的成就是不可能的。然而，前人植樹後人乘涼。上海改革開放的成果卻變成了芮杏文後任者的豐功偉績，上海官場再也沒人提及芮杏文的貢獻。
研究開發浦東 種樹人未享成果
行文至此，不得不提及上海浦東開發問題。浦東開發的首倡者是老市長汪道涵，全力支持者是芮杏文。1985年，世界著名華裔建築師林同炎在美國會見了汪道涵，建議“上海先在浦東開辟一塊地造橋修路，地價上漲之後，將其出租或出賣，如此滾動開發，國家可以不花一分，收回一個現代化的浦東。上海規模也可以成倍擴大。”汪道涵對此很此感興趣。後來林同炎撰寫了一份《開發浦東——建設現代化的大上海》的計劃書。此時，汪道涵已經卸任，芮杏文十分重視，將報告印發給相關部門以及我們這些智囊，準備著手研究浦東開發問題，但很快他就離任了。他的兩位後任者當初對此都無興趣。
“東宮”有一種說法：浦東搞了特區！有可能歸屬中央，上海反而少了一塊地盤。他們隻想把浦西的工廠往浦東搬：解決老市區日益嚴重的擁擠問題。1990年鄧小平在上海過春節，對朱鎔基說：“有人說我們要收了，要向左轉了：請上海的同誌考慮，做點什麽事情？證明我們沒收，沒有向左轉。”朱鎔基這才想到開發浦東，因為這並不涉及全國性政策走向，是左右兩派都不會反對的事情，又可以向鄧小平交答卷。當時鄧小平表示後悔沒有及早開發浦東。但他不知道假如芮杏文能一直留在上海主政，也許浦東開發早就提上議事日程了。
1987年，十三大召開前夕，杏文和江澤民的瑜亮情結已經發展到難以合作的地步了：傳聞其中一人將調離上海，另一人留任市委書記進政治局。有一段時間，芮杏文的秘書譚大同和江澤民秘書小賈（賈廷安）就三天兩頭往宣傳部打電話，了解香港傳媒有關十三大的消息。因為工作需要，我分管的宣傳部資料室是全市訂閱海外報刊最多最全的。我知道，他們想要的就是誰留誰走的消息，領導本人是絕對不敢去北京打聽的，隻有從海外媒體捕捉一些出口轉內銷的小道消息。最後芮杏文被調走，出任分管意識形態的書記處書記。這當然不是提拔重用：而是種安撫而已。後來有某元老子弟告訴我，他們都覺得芮杏文架子大，不像江澤民那樣平易近人，因此回到北京都說江的好話。鄧小平征詢意見時，元老們自然都站在江的一邊，芮杏文北上前接見黃安國時說：最遺憾的沒有重用你們這批少壯派，許多事難以推動。否則，上海改革的步子可以邁得更快些。
“攤上你了，算你倒黴”
芮杏文去北京後，我們的接觸就很少了。1989年的風波之後，他下台，我出國，幾乎就沒有聯係過。1999年，我聽說他的健康每況愈下，就在譚大同的安排下，去北京看望老書記。杏文告訴我：他的晚年生活非常平靜，每天就是看書看電視，有時到河邊去釣魚。心裏最不平的，是1991年他出任國家計委副主任，當時他去找老搭檔江澤民，問l989年把我撤職，現在又讓我出來工作，我究竟犯了什麽錯誤，組織上總該給我一個正式的結論。想不到江澤民的答複是：“攤上你了，算你倒楣！”這算什麽話？我想這是芮杏文這樣一個為黨的事業奮鬥一輩子的老幹部至死都沒能想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