擰巴，這是李詠描述自身狀態的一個關鍵詞。這個北方方言，包含著別扭、抵觸、焦慮、自己跟自己過不去等諸種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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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娛樂節目以來，李詠在飽受爭議中“快樂並痛著”。
“世界上最痛苦的，莫過於一個擰巴的人。我就是一個擰巴的人。”他說。擰巴，成了他描述自身狀態的一個關鍵詞。這個北方方言，包含著別扭、抵觸、焦慮、自己跟自己過不去等諸種涵義。
10月底的夜晚，北京愛慕大廈的一層。
這裏有著迷宮般的西式宮殿裝飾，李詠坐在深色高背椅上，身旁是閃爍著電光效果的壁爐，長發的他宛如一位中古時代的公爵。談話是敞開的，偶爾李詠會笑著高聲“抗議”：這問題太深了，太深了！但沒有任何回避。
一開始趙本山“看不慣他”
1998年11月22日，按李詠的說法，這是他“狗屎運”的開始。這一天，他主持的《幸運52》低調開播，這位有點怪異的“詠哥”迅速被國內觀眾接受。之前已經在央視待了7年的他，“公眾知名度為零”。
他的風格是突兀的：一身花哨的華麗服裝，一頭染過的長發，說話一個勁地插科打諢。當時，節目組為他製定的標準就是“有話不好好說”。“怎麽個意思？打個比方，武鬆不說武鬆，非說是潘金蓮她小叔子。丈母娘不說丈母娘，要說是我老婆她媽。”
他主持的節目的精神氣質是娛樂的，也是平民的。三歲半的孩子上台，李詠可以跪著跟他們說話，雖然他的衣服考究，上麵鑲滿了施華洛世奇的鑽，但是他不心疼。“我尊重我的每一位觀眾，哪怕他還沒斷奶。”
如今，李詠已經完成了兩個“五年計劃”。從1998年《幸運52》的開播，到2003年的《非常6+1》，再到2008年的《詠樂匯》，每隔五年就推出一檔新節目。其間，他的身價持續飆升，2006年《蒙代爾》雜誌發布的年度《中國最具價值主持人》排行榜中，他以身價5個億高居榜首。也是這一年，《紐約時報》稱他是“中國電視的秘密武器”。
在央視，李詠算是個特例。前幾年，“反對娛樂庸俗化”風氣很是盛行，男主持人不許留長發，不許染發。李詠首當其衝，有人就說“李詠怎麽就那樣呢！”一位廣電總局的領導出來保護他：不要什麽事都卡李詠，他是個特例，特例。
從與觀眾審美習慣博弈的角度，趙本山與他惺惺相惜：“一開始我壓根就看不慣你，可後來越來越喜歡你了，像我當初也並不被接受，後來還挺受歡迎。所以說，能夠改變大家夥兒審美習慣的，都是藝術家。”
即使如此，他還是被經常“修理”的異類。比如，看到他以右手食指和中指並攏，在額頭向觀眾行禮，某領導就發話：“你什麽意思？向小布什致敬啊？”比如，他愛用右手扶著左邊胸口，表真誠與敬意，領導又說：“這是拉登的標誌性動作吧？”再比如，他對觀眾自稱“在下”，領導再次發話：“什麽叫在下？你是堂堂央視主持人，注意點影響好不好？”
他心裏對央視充滿感激，央視給了他現在的一切。但現在他感到了生存空間的逼仄，一個靠嘴謀生的人，嘴被管住了。“今兒指東，明兒指西。姑奶奶的價值觀讓我找不著北。”他累了，他要說話，他說：與狼生活在一起，我也能學會嚎叫。
舞台上飄蕩的一個魂靈
李詠很少參加央視的會議，不過有一天他去了。到了會場，他看到大紅橫幅寫著“反對娛樂節目庸俗化”。崔永元發言說，娛樂節目之所以越辦越庸俗，收視率是萬惡之源。朱軍說，《藝術人生》就很高雅，收視率並沒有下滑。
輪到李詠，他說了一句：“今兒這會，好像是給我一個人開的吧？”然後，掉頭就走。
“真理、公德、道義，全讓小白（白岩鬆）、小崔（崔永元）各位老師扛了，輪到我做節目，真不知道能扛什麽，隻好找幽默吧。說到底，電視是個消遣，作為商業時代的消費品之一，我不提供沉重的價值觀，也不想和誰一爭高下。”在書中，他如此剖析自己。
作為娛樂節目主持人，他力圖在節目中拒絕沉重的價值，但他卻一直戴著枷鎖在跳舞。他說，CCTV就是個模子，自己就像一塊膠泥被填進去，“啪”地蓋上蓋子一壓。打開以後才發現，原來是個擰巴的姿勢，而且隻能是這個姿勢了。
“我不是一個不知足的人，而是每做一檔新節目，它是不是純粹的，是不是環境給了我們純粹能HIGH進去的東西？娛樂節目如果自己都HIGH不進去，觀眾怎麽能HIGH得進去？所以，在這樣一個高級別的平台上，束縛太多，所以也一直很擰巴。”
他也知道，說與不說，也許區別並不大。他不求一個很準確的答複，從目前的環境來看也不可能有一個明確的答複。他自認為是一個很至情至性的人，有什麽就去說什麽，就怕有一天，自己心裏有什麽而不敢說，那才是最可怕的。
他有時候為自己悲哀：真正意義上的主持人，是一個節目的靈魂。可他覺得自己不是。“沒人把我當‘靈魂’，頂多是個‘魂靈’，飄蕩在舞台上，充當著某種必須的元素。”央視少娛樂，他仿佛看見，自己僅僅是為著維持央視“物種多樣性”的一個另類。
他也想到“造反”，棄之而去，甚至想好了退路——到傳媒大學做教師。最後，各種壓力下，他選擇了暫時妥協。
這輩子就好在人前說個話
聊得興起，李詠一把抓起桌上的打火機，堅持點上我手中的香煙。臨走的時候，他跟現場的每一位工作人員握手，並習慣性地彎下腰身。他的姿態是謙遜的。
剛走紅那陣子，他有些飄飄然，出門必戴墨鏡，以大腕自居，見到人打招呼愛理不理。老父親怒斥他：“原來你可不是這樣!不能忘本，要知道今天所有這一切是誰給你的。再這麽得意洋洋，別人會不喜歡你的。”
之前一直與父親隔閡的李詠，這次還真聽進去了。以後觀眾找他簽名、合影，能配合他都配合。開車上路，旁邊並行的司機按喇叭招呼他，他也衝對方按兩聲喇叭。他開始時刻提醒自己，既然定位是平民主持人，就得有平民的樣子。
但他極少接受采訪，外界對他的形象，停留在那個瀟灑地甩出一個西式軍禮，那個調侃地喊出“恭喜你答錯了”，那個一臉壞笑砸開“金蛋”的詠哥形象，以及在央視他與哈文開“夫妻店”的八卦上。
所以，一般人很難想象，他竟然會讀榮格、弗洛伊德，甚至《資本論》。那時候，他23歲，進入央視的第一年被派駐西藏，工作之餘，他畫素描，讀尼采。在他看來，在那個年齡讀尼采的人隻有兩種：一種是絕望的人，一種是有信念的人。不過，到現在，他都不敢確認自己屬於哪一種。
1987年上大學，1991年畢業，他說自己趕上了黃金年代，那時候不讀這些書，就會顯得落伍。那個年代，每個人都有一種“血頂在腦袋上”的感覺。
他知道跟白岩鬆、崔永元這些“鐵肩擔道義”的同事不一樣，但他同樣在“快樂並痛著”。為問題困擾的他，一個人晚上會睡不著，也會去看心理醫生。
朋友濮存昕一直覺得，話劇《鳥人》中那個精神分析師由李詠扮演最適合。如果讓李詠分析下自己目前的“精神”，那答案可能依然是“擰巴”。李詠說自己最喜歡榮格，而榮格著名的“雙重人格”理論，似乎跟“擰巴”有暗曲之妙。
“另類，是熱愛自由的人最後的出路。”他在書中如此說。他已經為自己寫好了一段遺言：這輩子就好在人前說個話。將來我安詳的那天，諸位就別送鮮花了，改送話筒吧。
南都周刊--李詠
如果給我土壤，我將娛樂至死
南都周刊：你反複強調自己的節目不想承擔太多的東西，這點讓人印象很深。
李詠：我隻想去完成讓觀眾歡笑、娛樂的使命。但是現在，看到周遭的環境和娛樂節目的培植土壤，我有點茫然。
南都周刊：也就是你提到的“瓶頸”問題？
李詠：我一直問自己：我的定位是什麽，我是一個什麽樣的主持人？這幾年要說節目倒也一個接一個，你說有沒有成績，也有，但這是不是我想要的東西？這個事情你老是問自己，問家人，問同事，給人家添堵，那我幹脆把這個問題拋出來。
南都周刊：如果大眾來回答這個定位問題，可能比較容易。比如說，你是目前央視最具娛樂氣質的主持人。
李詠：這有點冠冕。說最具娛樂氣質，但我們是不是最具娛樂土壤？CCTV有沒有充分的娛樂設施，娛樂環境，娛樂資源，來伺候人民？觀眾需要娛樂，娛樂是最能體現安定團結的深度報道。
南都周刊：你是不是覺得，自己的娛樂潛質還沒有完全激發出來？
李詠：如果給我土壤，我將娛樂至死。
南都周刊：能找到讓你“娛樂至死”的平台嗎？
李詠：說實話，到目前為止，我還看不到一個明確的目標，這個土壤比較貧瘠。
南都周刊：那你怎麽看“寓教於樂”這個老命題？
李詠：這個提法也沒什麽錯誤，但要看在什麽節目裏，一個什麽樣的氣氛下。我更傾向於“娛樂娛樂”，這世界上沒有純粹的東西，難道娛樂就沒有思想嗎？但要給娛樂注入思想，那是挺可怕的一件事。
南都周刊：在你心目中，理想的娛樂尺度應該是怎樣的？
李詠：我不是決策者，我不是尺子，畫坐標的不是我。
可以笑十次但隻能讓你笑四次
南都周刊：在央視18年，有沒有感受到它的變化？
李詠：央視的進步是飛速的。我曾經跟港台一些製作人說，央視這3年的感覺就像是30年，一切都在發展，但是軟件，這兒（他指指自己的腦袋）……為什麽人家的節目能走幾十年，我們走了十年就舉步維艱了，怨誰啊？隻能怨自己，從自己身上找問題。
南都周刊：央視能接受你的風格，是否說明我們的娛樂土壤也在逐漸寬容？
李詠：剛才講到自我定位問題，我說就是CCTV的羅德曼。喬丹是一個偉大的運動員，他的偉大一定要有一個陪襯，就是羅德曼。其實羅德曼生活當中是比較嚴謹的，很多新聞是製造出來的。不是說我想做羅德曼，是把我放在這個位置上了。
南都周刊：很多人覺得你是娛樂節目中的喬丹。
李詠：喬丹我還真當不起。在娛樂節目中，我想純粹一些，把自己的經曆釋放得更充分，可是不行啊！其實，我可以讓你笑十次，但由於各個方麵的限製我隻能讓你笑四次。過癮與不過癮它是有一個嚴格限製的，這是誰都不能越界的。
小富即安，我沒夢想
南都周刊：什麽情況下你會感動，甚至流淚？
李詠：感動的事情會經常出現，就看什麽時候集中爆發。比如5·12大地震的時候，我作為中央慰問團的最後一批人員，每天哭好幾次。女兒第一次喂奶的時候，我太太就說，你哭了。生會感動，死會感動。
南都周刊：麵對一些社會現實，會憤怒嗎？
李詠：我這種脾氣好像沒有憤怒的時候，這跟性格有關係。如果每個人都那麽容易憤怒的話，這個社會會是什麽樣？社會天天都有讓人憤怒的事。這是不好的，應該轉化，軟化。
南都周刊：對現在的生活覺得滿足嗎？
李詠：我的生活概括起來，簡單、快樂、幸福。和太太攜手走過17年，孩子也7歲了，一把椅子一把凳子，把家置辦起來，有了自己的安樂窩，很滿足了。小富即安，我沒夢想。我的座右銘“過了今天不想明天”，因為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麽，人活著就是要去麵對，去解決問題。
南都周刊：前段時間聽說你要跳槽到一家省級衛視？
李詠：跳槽？壓根沒有的事。我從來不上網，我也不想了解太多。現在正在發生一些變化，在變化中人們就會揣測一些事情。每個人都有表達的權利，我是該怎麽過就怎麽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