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唱革命歌曲到跑酷刷街:60年青年人的周末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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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50年代的唱革命歌曲、掏麻雀到60年代的看露天電影、打嘎嘎;從70年代的看小兒書、聽鄧麗君到80年代的玩魂鬥羅、看春晚;從90年代的蹦迪、泡酒吧、看大片到2000年以後的跑酷、刷街、快閃……周末的玩法從樸素單一到豐富多元,見證著我們的幸福和祖國的成就。

玩兒著,成長著

新中國成立這60年,從個人到國家,都裝滿了說不完的故事和抹不去的記憶,無一不折射出社會的進步。《青年周末》特意從“年輕人的周末玩法”的角度,精挑80多幅照片和近百個關鍵詞,串起各個時代的特色和流行,謹以此刊獻給熱愛生活的人們,獻給繁榮昌盛的祖國。

重溫當時的畫麵,聆聽親曆者的講述,我們發現每一個小側麵,都是社會多方麵進步的真實體現。

從 50年代的唱革命歌曲、掏麻雀到60年代的看露天電影、打嘎嘎;從70年代的看小兒書、聽鄧麗君到80年代的玩魂鬥羅、看春晚;從90年代的蹦迪、泡酒吧、看大片到2000年以後的跑酷、刷街、快閃……周末的玩法從樸素單一到豐富多元,見證著社會的變化,我們的幸福和祖國的成就。

這些玩兒,雖然不隻是年輕人熱衷,也不都是在周末發生,但它們都留有鮮明的時代烙印,即使被時間淘洗也曆久彌新,所以收藏。

除了這些,其實還有許多其他休閑方式的畫麵和關鍵詞,因版麵有限,我們無法一一列舉。但我們會記得它們,這些玩法都曾經讓我們獲得了放鬆、自省、求知、學藝、乃至表現個人的絕好機會,也越來越成為我們提升生活品質、滋養精神、改善福利、溝通人際關係、促進社會和諧的良好途徑。

讓我們感謝這60年與時俱進的周末,感謝這60年日新月異的玩法;

讓我們繼續堅持對周末的熱愛,繼續提升玩兒的品質——

因為,玩兒著,見證著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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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青年暑期生活委員會為北京市的青年們提供了挑戰自我,鍛煉剛毅,磨練意誌的平台,使他們走出學校,親近自然、親臨大海。 供圖/《人民畫報》

伍零年代

50年代,百廢待興。

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玩,樸素簡單如當時一首民謠所說:“四個兜的中山裝,小米高粱吃得香,幾戶人家一個莊,走親訪友靠步量。”

革命的激情,心中的理想,引領著50年代人們的生活,雖然工作繁雜生活清苦,但人們對時尚的向往和對休閑娛樂的追求從未在這個時代休止。

五零關鍵詞

革命歌曲

雄壯激昂的進行曲是這個時代的主旋律,這個時期流行的歌曲絕少兒女情懷,多是抒發對祖國、領袖、英雄、生活的熱愛:《我的祖國》、《歌唱祖國》、《瀏陽河》、《新疆好》、《草原之夜》,唱遍了大江南北;抗美援朝,保家為國,使《英雄讚歌》、《我是一個兵》等“兵歌”廣泛流傳;《九九豔陽天》、《敖包相會》等愛情歌曲穿著“新民歌”的袍子,為當時的少男少女深深喜愛。

這個時期的著名歌唱家,如賈世駿、馬玉濤、王昆、郭蘭英、胡鬆華等,通過廣播電台向聽眾傳播歌聲。

白毛女

“扯上二尺紅頭繩給我的喜兒紮起來”,50年代的經典電影不隻這一部。除了在1951年獲第六屆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特別榮譽獎的《白毛女》,《雞毛信》、《渡江偵察記》、《董存瑞》、《上甘嶺》、《柳堡的故事》、《永不消逝的電波》、《林家鋪子》、《五朵金花》、《青春之歌》……都在那個年代人的記憶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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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穩定使淩月華一家過得很美滿幸福,假日裏,他們有時看戲、看電影,有時就去逛公園,一家人在公園裏散散步真是其樂融融。 供圖/《人民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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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為了團結教育廣大青年群眾,特別是失學失業無組織的青年,由青年團中央社會服務部和北京市青年團工作委員會合辦了青年服務部。 供圖/《人民畫報》

前蘇聯電影和小說

文/華新民

我出生在無錫和蘇州之間的一個叫做蕩口的鎮上。江南魚米之鄉,在“抗美援朝”年代,自然就成了誌願軍休養地的最佳選擇。我們當地人都叫他們“休養軍”,休養軍能夠留在我的童年記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它帶來了電影放映隊,使得鎮上和四鄉的居民沾光,也能看到以前從未見識過的電影。電影放映隊是坐小火輪來的,靠岸後就在河邊的空場上支起銀幕,再把放映機接通輪船上的發電機,就使得我們這個不通電的鄉鎮也能看上電影。那個時候年紀小,看不懂電影的故事,隻能看熱鬧,隻記得第一次看的是前蘇聯影片:好人騎著馬追趕火車、跳上去同壞人搏鬥,模糊記得那個電影的名字叫《勇敢的人》。

1954年春天,我隨著母親遷到上海,再往後的記憶就同大上海分不開了。

五十年代的上海,那時還沒有電視,收音機也不普及,除了學校教育,電影是對少年兒童影響最大的渠道之一,電影院有隻收幾分錢的學生場,看電影成了我們當時享受得起的“高級娛樂”。我到上海的時候,美國的電影已經在上海絕跡,西方其他國家的電影,如意大利的,也是偶然舉行意大利電影節時才能看到。國產電影無論數量和質量當時都趕不上群眾的需要,我們看的電影大半來自前蘇聯。當時“二戰”剛過去不久,描寫前蘇聯衛國戰爭的電影《攻克柏林》和《斯大林格勒大血戰》等等在我們同學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加強了我們對前蘇聯的向往和崇拜。而我們關於革命、共產主義理想的教育最早也是從許多前蘇聯電影中的英雄形象那裏獲得的,比如內戰時的紅軍將領夏伯陽、衛國戰爭中的青年近衛軍和堵槍眼的烈士馬特洛索夫等等,都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不過,前蘇聯在誇耀她的光榮革命史和偉大成就時,也夾帶了他們革命前的傳統,所以,我們也有機會看到宣揚帝俄時代將領如庫圖佐夫、蘇沃洛夫的電影,有一個電影的名字就叫《海軍上將烏沙科夫》。

除了電影,課外書籍也給我們的少年時代留下深刻的影響。低年級的時候,看的書籍主要是“小人書”——連環畫。在新出版的小人書中有關前蘇聯的故事也占很大的比例,比如《卓婭和舒拉的故事》、普希金的《漁夫和金魚的故事》以及高爾基的自傳體三部曲《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這些故事我都沒有看過原著的中文譯本,對它們的了解,直到今天仍然是從小人書上看來的那些內容。進入中學,我們的閱讀範圍就擴展到《牛虻》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一類小說了。同電影一樣,革命前的俄羅斯文學作品,也在前蘇聯革命文學的夾帶下,成為我們精神食糧中的一部分,如契訶夫的小說《凡卡》甚至還進了我們的文學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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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後,人民政府對城隍廟進行了大規模修葺,使之成為上海的名勝之一,為上海主要遊覽區。圖為廟內的玩具攤,這是孩子們的樂園。供圖/《人民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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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們喜歡運動。下班後,他們在宿舍區裏的空場上打排球。這樣既能鍛煉身體,放鬆身心,又可以結交朋友。在這裏大家一顯身手。供圖/《人民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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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棉北京第二棉紡織廠生產任務較重,實行倒班工作製,白班的女工下班後回到宿舍,都輕手輕腳,生怕吵醒上夜班的姐妹。 供圖/《人民畫報》

玩在胡同

文/肖永利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初,我在讀小學和中學,住家在北小街豁口裏的椿樹胡同。

兩三場大風刮過之後,北京人驚喜地看到,柳樹發芽了,桃樹開花了。我住的大雜院裏,原本光禿禿的樹枝上,開始綴上鵝黃嫩綠的葉子,在暖暖的陽光下閃著油油的光,北京的春天真的來啦。咱不說天壇公園、頤和園滿園花香撩人醉,昆明湖水映春光,就說我住的那個院子,便能感觸到濃濃的春天氣息。“貓冬”的街坊走出家門,玻璃窗擦得明亮,互相打著招呼,人人透著眉舒氣爽有精神。孩子們有的追逐打鬧,有的在院中“嗡嗡”地抖著空竹。自己會紮風箏的曹大爺,拎著“沙雁”風箏、“大蝴蝶”風箏招呼著愛玩愛熱鬧的老少爺們去城豁口護城河邊大空場放風箏去了。那年月,北京城裏樓房少,平房院養鴿子挺多,我們院的呂大哥喜歡養。春天麗日藍天下,成群的鴿子翱翔,傳來悅耳的鴿哨聲。賀奶奶等老人坐在台階上,聊天享受著春光,真是一派平和、溫暖的春景喲!

京城的春天有聲有色,明朝學者史玄記述:“京城三月時桃花開,滿街唱賣,其聲豔羨”。不必再往前追尋,像我這歲數的北京人,誰沒聽過春天胡同叫賣吆喝交響曲呀。

二月河水解凍,小販城外撈來活蝦米。三月蛙雛已成“蛤蟆骨朵兒”,田螺螄也有了,您聽吧,一早胡同裏就傳來吆喝聲:“約活蝦米來!”“蛤蟆骨朵兒、大田螺嘞!”聞聲準有捧場的出來,大嬸、老太太買小蝦米、小魚,可供人嚐鮮,抖上麵糊“炸蝦米”,加上韭菜“炒蝦米”,好吃極了,也可以買回家煮一煮剁碎拌上米飯喂愛貓。蛤蟆骨朵兒最受孩子和養魚的主兒歡迎,院裏養魚人家,買來蛤蟆骨朵兒、燈籠碧草放進魚盆或魚缸,無限生機春意,呈現眼前。

隨著春暖花開,街巷胡同叫賣之聲此起彼伏,數月不斷。挎著荊條筐賣青杏的吆喝道:“杏兒來,粘了蜜嘞!”賣新從郊外或自家采摘的野菜、香椿的小販也在吆喝:“鮮花椒來,嫩芽兒的香椿哎!”

(節選自《春天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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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農村文化工作隊來到農村後,積極幫助當地農村進行文化建設。這是在巢湖畔司集人民公社為青年農民中的積極分子進行女聲表演唱輔導。 供圖/《人民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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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大學通過電視機教學,學員不出門就可以聽課。而且可以通過電影手段將在課堂上的教學內容,表現得很清楚,使學生更容易理解。 供圖/《人民畫報》

陸零年代

上世紀60年代,有五六個孩子的家庭很平常。回望60年代,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現象是:孩子多。孩子一多大家就湊在一起玩耍。

孩子玩的種類很多,多數玩法通行全國。胡同裏四周都是平房,孩子平地折騰的餘地不大,但上房、翻牆、上樹成了他們的玩法;大院的孩子由於院子大,空場多,玩成規模的“兵團作戰”的遊戲,又比胡同的孩子便利得多。這大概也應了那句學術用語——“地理環境決定論”。

露天電影

◎文/泉韻

提起露天電影,一直有種難以割舍的情絲纏繞在心頭。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相當一部分電影都是露天看的,看露天電影成了普通人過把電影癮的最佳途徑。

對我來說,隱約記得看的第一部露天電影是《海鷹一號》,這是一部反映我國最早的解放戰爭的片子。在我的印跡中,隻記得在波濤洶湧的南海水域上,有我人民解放軍的一艘軍艦被敵人的炮火擊沉了,軍艦上的海軍戰士與軍艦一同殉國的慘烈情景。

後來到了東北,看的露天電影才逐漸多起來。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我們東北小鎮有駐紮的部隊,特別是中蘇關係緊張時期,每年都有大量的露天電影可看,都是部隊專門為了慰問地方,為了增強軍民魚水情而放的。

那是一個盛夏的夜晚,天氣格外悶熱,人們吃過晚飯,手拿蒲扇便早早地來到兵團廣場看阿爾巴尼亞電影《第八個是銅像》。在去的路上天空已經電閃雷鳴,陰雲密布,眼見一場大雨就要來臨。但是難得的一場電影不能錯失良機,也就三五成群地來到了廣場。電影還沒有演過一半,大雨便直瀉而下,把上千名觀眾淋了個落湯雞,電影隻好停演,但廣播通知先回家換衣服,什麽時候天晴了再回來看,因為那時的電影片子,都是好幾個地方輪番上映,如果因天氣原因不能放映,你也要按規定時間送到別的地方上映,所以必須當晚看完。

回到家之後,為了看《第八個是銅像》後半部分,誰也不敢睡覺,會抽煙的就坐在那裏吧嗒吧嗒地吸著煙,不會吸煙的坐在那裏搖著蒲扇,靜靜地等著雨過天晴。一直到了淩晨3點,雷雨終於停了下了,人們喜出望外,紛紛又回到了廣場才看了下半場,等看完之後,東方已經魚肚白,人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看了一晚上電影。

當時看國外電影的感受有個順口溜叫作:朝鮮電影哭哭鬧鬧,南斯拉夫電影槍槍炮炮,阿爾巴尼亞電影摟摟抱抱。這個順口溜很形象地反映出了各國電影的特點。

說起看朝鮮電影《賣花姑娘》那真是一場傷心又凍人的經曆,看這部片子的時候正是寒冬臘月,夜晚氣溫零下30多度,人們一直是跺著腳,哭泣著看完這部片子的,到底是被凍得哭泣了,還是被電影中的情節感染了而泣?這兩個方麵的原因都有。當看到賣花姑娘及家人受到地主如此的欺壓,遭受如此的淒慘遭遇的時候,全場哭聲一片了。可是當電影散場之後,人們才麵麵相覷地發現,每個人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全部變成白胡子老頭,無論是眉毛還是胡子睫毛上,都結滿了白霜,人們在悲痛過後又一次忍俊不禁的一陣大笑。

還有一次上演《列寧在一九一八》,我和二哥去晚了,正位子沒有了,隻好到銀幕後麵去看,看反銀幕電影是很別扭的,除了字幕都是反的,電影裏的人物的動作,手勢也都和現實相反,就在那次看到列寧拿著羽毛筆寫信的時候,我二哥突然大喊起來:原來列寧也和我一樣啊,也是左撇子,以後吃飯時再不挨父親敲了。當時我們也沒有轉過彎了,完全沒弄明白我們是看的反麵銀幕電影,所以誤以為列寧是左撇子。

露天電影的時代已經離我們遠去,當年看電影的那種感受也不再擁有,但我還是樂此不疲地把這些感動寫出來,目的無非是讓我們想到在如今的信息爆炸時代,我們曾擁有過那最純淨,而又最質樸的露天電影,我們有很多的做人理念和人文思想就是從露天電影那裏傳承過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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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個“少年之家”的小朋友製作了一部自動控製裝置,它可以使路燈在天暗時自動明亮,天亮時自己熄滅,起到了節約電力的作用,非常科學。 供圖/《人民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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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職工的業餘文化娛樂生活是豐富多彩的。除了組織多種多樣的業餘文藝團體,還教革命歌曲,或根據本廠新人新事編成節目在廠裏上演,調動了職工的積極性。 供圖/《人民畫報》

馬路遊戲

文/劉仰東

上世紀六十年代,孩子是玩的主體。

那時候,計劃生育的國策尚未出台,獨生子女人家不是沒有,但少得可憐,有五六個孩子的家庭很平常。因而回望六十年代,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現象是:孩子多。

玩騎馬打仗、雙球打壘、官兵捉賊等等,動輒有滿山滿穀的孩子衝鋒陷陣。有時候一個樓的適齡孩子模擬軍事遊戲,照著軍棋(陸戰棋)封官,兩個陣營從司令到班長封完了,還能剩下成片隻能當兵的孩子,若加上同樣數目的女官兵,場麵可想而知。由此還引出一個動輒出現的情景:天擦黑的時候,家長扯著嗓子亂叫孩子的小名,呼喚在外邊瘋玩的孩子回家吃飯,有的老大老二老三輪番叫。如今這種聲音已經根本聽不到了。很多過來人感歎當年鄰裏關係的親密,其實這種關係的確立,與孩子之多,孩子之間的紮堆玩、串來串去不無某種連帶關係。

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北京,沒有遊樂場(僅中山公園內有一個今天看起來不過巴掌大的、能坐“汽車”和“飛機”的轉盤遊樂區),沒有電子遊戲廳,沒有滑板,沒有形形色色的智力玩具,沒有各種旅行度假生活,總之,沒有現代化的“玩”。北京孩子就在家門口這一畝三分地裏折騰著玩,好在當年的北京城裏樓少,城外樓也不多,高樓尤少,禁止孩子進去折騰的綠地花園更少,相應而言,是平房多,空場多,土路多,樹多,沙子、木頭、鐵絲網多。從撒尿和泥到爬樹上房揭瓦,各個年齡段的孩子,都可以盡情地利用這個天然遊樂場,施展自己玩的創造性和天分。“玩具”或製作“玩具”的原材料,常離不開紙、皮筋、皮球、玻璃絲、線軲轆、鐵絲、磚頭、沙子、樹、土、木頭……

那時候,北京的胡同裏和樓群間普遍栽著一些有年頭的樹,像槐、柳、楊、棗、榆等等,小樹林也不罕見,住在大廟附近的,還能與更有年頭的鬆柏樹為鄰。這些樹都是北京孩子登高望遠和采摘的去處。院裏如有一排柳樹,遇春夏兩季,有時候棵棵樹上都掛著孩子。孩子爬樹,經常是毫無目的,就是爬著玩。看誰爬得高,爬樹的高度與心理上的恐懼感加榮譽感成正比。如今四五十歲的北京爺們回首當年,一定還記得院裏的哪棵樹好上或不好上,哪一回腳踩空了或踩折了樹叉摔成腦震蕩。

當年的孩子也“出遊”。最簡單的玩法是漫無目的的幹走,稱“遛圈”,類同大人的散步。有時候也遛人,即幾個孩子合謀途中甩掉一個。那時候孩子都覺得世界很大,北京很大,自己住的院子也很大。從三裏河走到甘家口就有長途跋涉的感覺。巴掌大的院子轉著圈玩,都覺著沒邊際。有機會搭一段卡車,則是一件相當爽快的事情。有個朋友說起過,他們院有個孩子父親當司機,有一次把卡車開回家,這孩子左磨右求,當爹的終於破例拉著一堆孩子上街兜了一圈,前排的孩子站在卡車跨鬥上,神色如毛主席檢閱紅衛兵。途中穿越人多的地方,有的孩子也沒忘了玩壞,衝著人群大叫一聲:“老張!”引來好幾個張姓路人的抬頭應答。這些孩子的得意忘形終於在歸途中遭到報應,有個孩子光顧著體驗兜風的暢快,不留神腦門被樹枝剮了個兩寸多長的口子,急送醫院縫了好幾針,險些傷及眼睛,至今傷疤還在。

節選自《紅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此文有刪節 (本文來源:北京青年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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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泳愛好者們來到昆明湖,在綠波中盡情地嬉水,孩子們在水麵上追逐著五彩的水球,拍打著浪花,人們笑語歡騰,熱鬧非常。 供圖/《人民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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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航海俱樂部為了滿足青少年對航海運動的愛好,在頤和園昆明湖南邊的龍王廟建立了一個航海活動站。圖為航海俱樂部的健兒們在練習駕駛帆船。 供圖/《人民畫報》

遊泳

文/劉仰東

上世紀六十年代,除了個別孩子四五歲時被“選拔”到體校,孩子的泳技再高,泳速再快,也屬於“自學成才”。不像今天的孩子,報個遊泳班,有教練培訓,有專用器械,安全也不是問題,十天半個月就速成了。

“文革”前,與春遊一樣,許多機關、學校每年夏天要組織幾次遊泳,不少孩子起步於此。所謂起步,不過是套著橡膠的或塑料的救生圈在水裏泡著,漸漸在淺水區練練憋氣和換氣,至於多長時間能把頭伸出來,得看悟性了。個別孩子練了幾十年,至今離不開救生圈,就遊泳而言,可謂孩子裏的另類。

80 年代上大學時,有一年暑假,係裏幾個同學去西柏坡憑吊,在崗南水庫遊了一次泳。有個同學下水後隻在淺水處呆著,讓所有同學側目,感到蹊蹺:“你是旱鴨子?”答雲小時候家長看得緊,出不來。眾同學皆不解,有人忍不住接茬說,當年不都是千方百計連躲帶騙瞞過家長往八一湖溜嗎?

“文革”中,因為有毛澤東橫渡長江的壯舉,遊泳一直是一項得到提倡的群體運動,每年7月16日,昆明湖等水域要以大規模的遊泳形式來慶祝他老人家暢遊長江多少周年。直至“文革”後期,離遊泳場所不遠的小學,高年級夏天的體育課,必有幾堂要拿到遊泳池去上,其實也沒人指導,說是上體育課,不如說是組織孩子遊泳,更為恰當。“組織行為”以外,周末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情景,一家子出動,大人騎車帶著孩子,孩子身上套著救生圈,背著軍用水壺。這在當時,算是一種時尚的消夏生活。更多的孩子是瞞著家長隨院裏的大孩“私奔”到遊泳池,這屬於地下活動,一旦被家長發現少不了挨一頓臭罵甚至臭揍。不論渠道性質是光明正大還是陰謀詭計,我們在十來歲上下,差不多都三撲騰兩撲騰地學會了遊泳。當然永遠忘不了那令人振奮的一刻——居然突然間能不借助任何東西,把頭露出水麵,身子浮在水上——會遊了!

一旦會遊了,便一發而不可收拾。一到暑假,天天泡在遊泳池的孩子不計其數。城東的孩子去工體,城南的去陶然亭,城北的去什刹海,城西的去八一湖。正規的遊泳場所收取費用,什刹海這樣的天然遊泳場,學生票價每人2分,團體(十人以上)每人1分,遊泳池一兩毛。當年孩子一招呼至少十來口子,去什刹海遊泳,花1分錢進門,什麽時候出來則沒譜了。工體等遊泳池有一陣子是按場次或時間收費,進門蓋戳記錄時間,出門結賬,入場管得不大嚴。

我的同事黃蔚琦小時候住東大橋紡織部宿舍,也屬於泡工體遊泳池的一族。那時院裏的孩子事先說好,上午一幫孩子就帶著幹糧趕頭撥進去,一直遊到太陽落山。出來前個把小時,院裏一個孩子到場,按人頭起票。如此則他們經常花一小時的錢遊10個小時的泳。當年孩子在遊泳池一泡就是大半天甚至一天,不累也不膩。今天再回首,他們也不忌“好漢不提當年勇”的祖訓,仍是一副自豪加驕傲的神態。


節選自《紅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此文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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軋鋼廠工人陳忠明是一位攝影愛好者,他置辦了全套的攝影器材,他還在業餘時間為廠裏拍攝了許多生產中感人的畫麵,他的許多照片成為工廠珍貴的曆史資料。 供圖/《人民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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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倆是懷柔縣孫柵子大隊的赤腳醫生。漸漸的彼此產生了好感,有了共同的生活目標和追求。供圖/《人民畫報》

柒零年代

誰說另類的玩法隻屬於今天?70年代的孩子有70年代的玩法。Y形樹枝彈弓、滾鐵圈、陀螺、粗鐵絲手槍……生於70年代的孩子,全是遊戲DIY的高手。

上個年代的“文攻武衛”沒了,下個年代的下海致富還沒來,人們生活單調而平靜,但他們沒忘記自尋開心。從這一點來說,70年代的確是陽光燦爛的日子。

“文革”結束後沒多久,鄧麗君來了。一開始還是“靡靡之音”,人們得在家裏偷偷聽。後來小青年就拎著“四喇叭”,大聲放著鄧麗君招搖過市。這是一個承前啟後的年代,一個醞釀著變革的年代。

春遊

文/北島

1970年春,我從河北蔚縣工地回北京休假,與同班同學曹一凡、史康成相約去頤和園。那年春天來得早,陽光四溢,連影子都是半透明的。我們並肩騎車,攔住馬路,32路公共汽車鳴長笛,轟然駛過,揚起一陣煙塵。

曹一凡是同學也是鄰居。在“上山下鄉運動”大潮中,他和史康成是立誌紮根北京的“老泡”。所謂“老泡”,指的是泡病號留在城裏的人,為數不多但不可小看—— 除了有抵擋各種壓力的堅韌神經外,還得深諳病理知識及造假技術。幸好有他們留守,幾個月後我隨工地遷到北京遠郊,每逢工休泡在一起,讀書寫作聽音樂,被鄰居龐家大嫂稱為“三劍客”。

北京近乎空城,頤和園更是人煙稀少。進正門,穿樂壽堂,玉蘭花含苞欲放,木牌寫著“折花者罰款”。在排雲殿碼頭租船,繞過石舫,向後湖劃去。一路說笑。後湖更靜,唱俄羅斯民歌,招來陣陣回聲。我們收起槳,讓船漂蕩。

史康成站在船頭,挺胸昂首朗誦:“解開情感的纜繩/告別母愛的港口/要向人生索取/不向命運乞求/紅旗就是船帆/太陽就是舵手/請把我的話兒/永遠記在心頭……”停頓片刻,他繼續下去:“當蜘蛛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台/當灰燼的餘煙歎息著貧困的悲哀/我依然固執地鋪平失望的灰燼/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

我為之一動,問作者是誰。“郭路生”,史康成說。朗讀賀敬之和郭小川的詩,除朗朗上口,跟我們沒什麽關係,就像票友早上吊嗓子。最初喜愛是因為革命加聲音,待革命衰退,隻剩下聲音了。在工地幹活吼一嗓子:人應該這樣生,路應該這樣行——”師傅們議論:這幫小子找不著老婆,看給急的。而郭路生的詩如輕撥琴弦,一下觸動了某根神經。

退船上岸,來到諧趣園,一個中年男人坐在遊廊吹口琴,如醉如癡,專注自己的心事。我又想起剛才的詩句。郭路生是誰?我問。

不知道,聽說在山西杏花村插隊,史康成聳聳肩說。

原來是我們中的一個,真不可思議。我的70年代就是從那充滿詩意的春日開始的。當時幾乎人人寫舊體詩,陳詞濫調,而郭路生的詩別開生麵,為我的生活打開一扇意外的窗戶。

節選自《七十年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標題為編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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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郊木材廠的民兵當年把戰備訓練和體育健身有機地結合起來,既鍛煉了身體又提高了戰鬥力。供圖/《人民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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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是我們偉大祖國的象征。每年的國慶節,成千上萬的遊人從祖國各地來到這裏,瞻仰高大雄偉的天安門。照片上的一家人,站在金水橋上,仰望天安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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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鋼豐富多彩的業餘活動。在工人俱樂部的繪畫室裏,經常可以看到工人全神貫注作畫的情景。供圖/《人民畫報》

聽電台

文/阿城

70年代聽境外廣播,當時叫敵台,我不知道在全國知青當中普遍不普遍。雲南知青中相當普遍。

聽敵台,並非隻是關心政治消息,而主要是娛樂。我記得澳洲台播台灣的廣播連續劇《小城故事》,因為短波會飄移,所以大家幾台收音機湊在一起,將飄移範圍占滿,於是總有一台是聲音飽滿的。圍在草房裏的男男女女,哭得呀。尤其是鄧麗君的歌聲一起,殺人的心都有。第二天在山上,總要有一段時間劇情大討論,昨天沒顧上聽的人,借機補課,總是矮人一截的樣子,聽過的人則都在發飆。

節選自《七十年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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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良是那個年代的時髦貨。供圖/《人民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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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軋鋼廠吊車工王誌堅是一位無線電愛好者,在他的家裏擺滿了無線電的零部件、測試器和有關書籍。他還是廠裏的技術骨幹,先後革新了多項電力設備。

抄書

文/韓少功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高一級有一美男,工人子弟,籃球打得好,毛筆字寫得好,又有渾厚男中音,在早晨的樹林裏嗬的一聲開誦,立刻暈了一大片女生。紅衛兵們愛詩熱潮由此而起。郭小川的《青紗帳/甘蔗林》,賀敬之的《三門峽/梳妝台》、普希金的《致大海》等,立刻成為被大家爭相傳抄的朗誦文本,成為晝夜裏此起彼伏的男聲和女聲,包括有些人對舌頭痛苦的折磨。

當時大家幾乎都有一兩本手抄詩。下鄉後,詩心在勞累中漸失,娛樂隻剩下夜晚唱歌這種自我播音,於是抄歌的還是不少。蘇俄的,美國的,拉美的,歐洲的,南亞的,日本和越南的,加上中國少數民族的歌曲,尤得很多女知青的青睞,幾乎也是人手一冊。多少年後,凡老知青們聚會,隻要《三套車》、《老人河》、《流浪者之歌》一類音樂響起,中老年們差不多個個能唱。這種當年地下歌潮所留的餘習,這種無組織、無領導、無綱領的全國性音樂認同,與學曆教育倒是毫無關係。

一些知青做著文學夢或科學夢,當然更有抄書習慣。我在縣城裏結識黃某,後來當上編劇的一位,發現他抄錄了幾大本古文,深受震動和啟發,回鄉下後也如法炮製,每借來一書,便擇優輯抄,很快就有了厚厚幾本,以彌補書藏的短缺,以備今後溫習。好幾個早上起來,我的麵目被人取笑,原來是柴油燈的煙太多,晚上抄書時靠燈太近了,太久了,鼻息吸引油煙,就會熏出個黑鼻子和黑花臉。知青點的朋友們也經常幫我,比如發現廢品站有什麽舊書刊,發現商店裏有包裝貨品的舊報紙,就會留心多看一眼,把有用的紙片帶回來給我。

90年代末我在美國參加一會議,發現身旁一學者有動筆的癖好,倒也不是做會議筆記,隻是筆頭不閑,在會議材料的反麵或空白處胡寫,有時默寫古體詩,有時默寫洋文句子,有時甚至把會標之類抄上多遍。我心生奇怪,後來問及此事。他想了想,說是嗎?又想了想,說他可能是寫慣了,尤其是當知青時抄書太多,以至到如今差不多一摸筆就手癢。據他說,他曾赴江西省插隊,在鄉下抄滿過近百本筆記本,幾乎抄出了一個圖書館。因為一件“反革命團夥”案,他坐牢兩年多,但他在監房裏還把《毛澤東選集》英文版抄了三遍。他學英文的辦法是,找一本詞典,每天背下一頁,就撕去這一頁,待整本書撕完,英文也就咽下一肚子。

……

當然,這種手工活畢竟太耗時間,畢竟不足以抵消嚴重的短缺。在一個信息速生和知識高產的時代,急匆匆的現代人還可能抄書嗎?

節選自《七十年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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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土機手李安利從小愛好音樂,她喜歡彈琵琶和拉小提琴。她家是全廠聞名的藝術之家,全家五口人有四個是音樂、舞蹈愛好者,每天晚上鄰居們常到她家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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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的“十一”國慶節,首都各大公園為參加遊園活動的各界群眾準備了豐富多彩的娛樂活動。其中有小朋友最喜歡的用電子和激光遙控的模型玩具。

看電影

文/翟永明

一天,我與閻莉去和平電影院看《紅色娘子軍》。和平電影院的售票處人山人海。那些年,有一部電影看不容易,何況是人人皆知的電影版《紅色娘子軍》,那裏麵有人見人愛的洪常青飾演者:王心剛。現在想起來,當時在我們眼裏,洪常青在電影裏的角色,與女兒國中的賈寶玉差不多,總是被女人圍著。他對女性的尊重和同情,以及對瓊花若有若無的那麽一丁點兒曖昧(通過王心剛的眼神顧盼和那些顧左右而言它的革命話語,表現了出來),使得電影版的《紅色娘子軍》,有了一點人性的色彩,也使得王心剛成為“文革”時期女孩的偶像。

話說當時我和閻莉看見電影院的陣仗,心有不甘。一心想要買到電影票,我們一左一右地從人群的兩邊往窗口處擠。沒有經曆過“文革”中搶購的人,絕不會想像出這種狀況: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擠得人挨人,有人從後麵撲到前麵人的肩上,抓住售票處的鐵欄杆,買好票的人因此也擠不出來,隻得低下頭,從那人身下鑽出來。我們從小就去擠買搶購各種各樣的物品,早已有了經驗,仗著人小,從兩頭緊貼牆壁往裏鑽,是屢試不爽的方法。

但是,人多,也就有混水摸魚之人。我正接近售票窗時,突然人浪像退潮一般退了開去。又聽人群中喧鬧起來,後來才知道,革命群眾扭住了一個耍流氓的人,把他扭送到了派出所。而被耍流氓的,正是閻莉。我還沒反應過來,閻莉也被送到派出所去,錄了一通口供。回來後,閻莉被耍流氓的事,很快在院子裏傳開了。大人們如何反應,我不記得了。隻記得在這幫小孩們中間,閻莉一下變得神秘和不可捉摸起來。那時,還沒有魅力這個詞,但是,閻莉在我們這些孩子們心中,一下變得比她原有的形象更漂亮了。大家一致認為:她,是我們大院子裏麵最漂亮的。而且,隱隱地,也覺得她與我們不一樣。不是嗎?怎麽沒有人對你們這些小孩耍流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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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髦、款式變化快的“蒙莉莎”時裝受到上海婦女喜愛。由上海和澳門合資經營的上海蒙莉莎時裝有限公司,自1986年底開業以來,每天推出的新款,都受到顧客的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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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深圳市工人文化宮前耍猴。

捌零年代

這是一個新生的娛樂休閑方式大量湧入的時代。

蹦迪、霹靂舞、太空舞、街頭台球、紅白機、溜旱冰……國門漸開,新鮮的周末休閑玩藝兒“忽如一夜春風來”。人們曾熱衷於喇叭褲、蝙蝠衫,追趕時髦的腳步在羞澀和探索中前進。《霍元甲》、《少林寺》讓武俠熱一時風起雲湧。錄像廳門口,經常人頭攢動。這個時代也是如今的“80後”和“70後”們最留戀的童年和少年時光。

街頭台球

文/侯希辰 包華

上世紀80年代中期,街頭台球算是當時年輕人最時尚的娛樂項目。

“特別是街頭台球,昏暗的路燈下,幾張自己做的台球桌,幾個朋友打上兩盤,成了當時我們晚上主要的娛樂活動。不對外開放,大家都是偷偷摸摸來玩。”

1982年,高中畢業的林健榕成為一名學徒工。他回憶說:“那時真沒什麽地方可玩,年輕人又愛玩,每天晚上閑得心裏像貓抓一樣癢癢。”

一天傍晚,一個學徒班的朋友急匆匆地跑到林健榕家,讓他趕緊吃完飯帶他去開眼界。

“臨走扔下一句話,要我穿整齊點,說去那的都是見過場麵的人”。

於是,林健榕騎上自行車穿街走巷,跟朋友來到福州工人文化宮附近的一處居民家中。

“擠滿了一屋年輕人,圍著一張大桌子看得津津有味。擠進去一看,兩個人拿著一根長棍子,正在捅桌上的球。”

看了一會兒,林健榕突然冒出一句話,“我說‘這不是小孩玩的彈珠嗎?’大家一下子全都看過來,笑著說:‘這家夥怎麽這麽土,連台球都沒見過’,說著遞給我一根球杆。”

林健榕一打,沒打中球,再一打,球彈了出去。

“所有人又笑又吹口哨,有人拿過球杆,幾下就把桌上的球都打進洞裏,姿勢相當帥,那時我一下子被台球這新玩意吸引住了。後來才知道,打一盤球要收1毛錢,而且不對外開放,大家都是偷偷摸摸來玩的。”

而當時1毛錢能看一場電影,林健榕還是被迷住了,他握著球杆時想象自己是衝鋒陷陣的戰士,“球一進洞,別提有多英雄了,也許這就是我們為何對台球著迷的原因。”

不久,林健榕和打台球的一群人交上朋友,還彼此取了一些“滑槍”、“底袋”、“背槍”這樣的外號。

林健榕說,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街頭的台球桌漸漸多起來了,福州掀起一股“台球熱”。

他回憶道:“當時文化宮外麵,一條路上有七八家台球店,人行道都堵住了。那時的台球桌都是自己做的,一張木桌挖四個洞,這算是比較正規的,還有用兩張板凳支起一塊木板當台球桌的呢。一張台球桌就能吸引許多人來打,最多再拉個燈泡,一個月能掙不少錢。不少臨街的人家就在馬路邊支起台球桌做買賣。”

林健榕回憶說,一到晚上,昏暗的燈光下,台球桌邊圍滿了年輕人。

“一拿杆,不管認識不認識的都圍上來,指點著要怎麽打,打壞了,一堆人起哄,一條街上都是大呼小叫的聲音,一直會玩到大半夜。”

而那時的夏天,赤膊拖鞋就是台球迷們的“標準”裝備。

(摘編自2008年10月《海峽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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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說春秋是釣魚的好季節,可是對釣魚愛好者來說,在冬天裏釣魚更是件其樂無窮的活動。在冰麵上鑿個洞,下竿垂釣, 那感覺,隻有親自體驗才會知道這其中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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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著喜慶的《婚禮進行曲》,20位新娘身著漂亮的禮服,在新郎牽引下,共同踏上他們神聖的婚姻殿堂。整個婚禮既傳統典雅,又新潮大方,新人們個個臉上帶著微笑。

750) this.width=750' src=http://space.wenxuecity.com/gallery/others/catchpic/E/ED/ED8A2EC9A5622BD55193B1CC45B31C54.jpg onclick=document.location='http://pop.'>


小朋友們很開心地玩球操。

黑白電視

文/李順民

1984年,我正在上小學二年級。那一年,改革開放的第7個年頭,村裏一戶家境殷實的人家買來了一部12英寸的黑白電視,是全村最早的一部黑白電視。

於是,村裏的男女老少一窩蜂地湧到這戶人家看稀奇古怪。他家的上房炕上坐不下,就坐在地上;地上坐不下又站在院子裏。看著電視上出現的圖像,一些上年紀的人說,當今改革開放的年代裏,國家本事大的了不得,製造出那麽大一個塑料匣匣,裏麵啥都有,電視機裏那麽多人從一根細細的電線繩子裏能鑽出來嗎?村裏來看電視的人把全村“電視首戶”鬧騰得半夜三更還不能入睡。看上兩三個晚上,大人們都不好意思再來。為了看電視,我們這些孩子們根本不知道顧忌臉皮,更何況當時中央台正在上演電視連續劇《西遊記》。每一集電視劇剛搭頭觀看,看得興趣正濃厚的時候,這一集就結束了,仿佛一眨眼的工夫,大家都埋怨這一集電視劇格外的短暫。

看完電視劇,我們還賴著臉皮一個不漏地接著往下看節目,包括廣告節目也看得津津有味。眼看著主人家瞌睡得直打盹,我們還是絲毫沒有回家的念頭,人家也不好意思說出讓我們回家睡覺的話,直到電視屏幕上打出“晚安”的字幕,我們才如夢初醒,戀戀不舍地離開人家。那時白天沒有電視節目,孩子們整天興趣關注點就是昨天晚上演出的《西遊記》,腦子時時刻刻都在回放精彩情節和片段。想得非常陶醉的時候,不覺腦門子上挨了一竹棍兒,正當走神的同學丈二和尚摸不著高低的時候,全班同學哄堂大笑,老師出現在麵前笑盈盈地訓問:“你在想豬八戒背媳婦嗎?”聽到這樣的問話,全班同學們笑的前俯後仰,肚子都笑疼了。

好不容易熬過漫長的白天,剛剛吃過晚飯,飯碗丟在一旁,溜出大門,又直奔“電視首戶”。沒想到人家已經插上了門閂,隻聽見人家電視機裏傳來孫悟空打鬥的動感聲響。眼看著電視劇被耽擱,我們焦急得眼睛對準門縫向裏張望,小聲地叫喊著人家孩子的名字:“開一下門啥?”聲音小了,裏麵聽見也裝作沒聽見一樣,根本不開門。我們把小手伸進門裏試探著取開門閂,卻根本夠不著,隻好縮回手,非常沮喪地抱怨大夥:“趕緊喊,再稍微遲一下,這一集就演完了。”裏麵的人實在裝不住我們接連不斷的喊叫聲,就給我們開門。等開了門,沒看幾分鍾這一集就臨近結束了。我們幾近乞求地說:“以後再不要關門了,等我們家有了電視,就再也不打攪你們了。”以後,這家人每天晚上幹脆把電視搬到巷道裏,在桌子上放穩一把椅子,把電視架在椅子上,每天晚上村裏的人拉一把小板凳,坐在巷道裏看起了露天電視。看著人家的電視,自己心裏想著,自家什麽時候也能買上一台電視,那時候可以躺在熱炕上看電視,多氣派和自在啊!

(摘編自2008年8月《甘肅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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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斯科舞廳和錄像廳是80年代最尋常的周末休閑活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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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大學的田徑場上,平時文質彬彬的大學生,這時躥蹦跳躍。有時各係各班之間還經常搞一些拔河之類的比賽。魂鬥羅

◎文/Marilyn Lin

1985 年左右,我上小學一年級時,老爸被公司派到日本學習,回國時買了好多東西。那時出趟國,恨不得傾家蕩產地往回買東西。不過現在回想起來,我爸還是挺時髦的,特意從日本扛回來了一個任天堂遊戲機。可是日本的遊戲機與國內的電視機不兼容,為了能玩這遊戲機,他還買了一台不能收看國內電視節目的監視器。我們全家跟著了魔似的搶著玩。

大概是1987年前後,紅白機被引進到國內,製式作了改進。我媽立即跑到商店買了一台,花了近2000元錢。她後來聽說新東安市場開始銷售“魂鬥羅”元,第一時間帶著我衝過去,在擁擠的人群中花了280元買了一張盤。

這下全家上下掀起了一陣攻打“魂鬥羅”的熱潮。我們一大家十幾口子人,一到周末,就有一半人圍著桌子打麻將,另一半人就在電視前排隊,等著Game Over之後換人。

因為我是住校生,隻能每個周末回家修煉。當時也不知道有調30條命的方法,僅憑著3條小命能打到第五關就已經是極限了。後來知道了“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aba“的秘訣,用30條命打到關底,讓我興奮了好一陣子。我又給自己製定了更高的目標:“通關不死人”。經過苦練,我終於也實現了目標。

在遊戲機上,我媽特別舍得花錢,眼睛都不眨一下。她曾在西四的一家電玩店花了420元買到《希特勒複活》的遊戲盤,當時要價420元。據說那時候她一個月的工資也就這麽多錢。這是我最喜歡的一款遊戲。

不知道為什麽,有段時間我們家裏人瘋狂迷戀《坦克大戰》,以幾個舅舅、舅爺爺為首,聚在一起玩得不亦樂乎,有操作的、有配合的、還有兩三個人在後麵支招。全家人喜歡一塊玩的還有俄羅斯方塊和一個打彈子球的遊戲。

最有意思的,是我姥姥也加入到遊戲大軍的行列中。她隻玩一個叫《忍者神龜炸彈人》的遊戲,玩過這個遊戲的人都知道,50多關全都是小人放炸彈炸怪物、找鑰匙。我姥姥一個人在家閑著的時候邊做會兒家務,玩會兒遊戲。她就這麽勞逸結合,一天下來活幹完了,遊戲也打通關了。而且每次她一定等我們回家之後才打最後一關,讓我們跟她一起看通關的畫麵。

《超級瑪麗》是一款非常經典的遊戲,但是我從來沒有打通關過,倒是後來的《瑪麗醫生》掀起了我們家最後一波任天堂遊戲高潮。一個人通關,兩個人比賽。今天你比我強,明天我一定要超過你……

每個人從周一到周五都摩拳擦掌,就為了周六比賽做準備。 我媽為了苦練基本功,連續兩周和我爸爸作戰到3點,直致大拇指因為按鍵太多而患上了腱鞘炎,後來還去醫院做了個小手術。

(摘編自Marilyn Lin的windows live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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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女子服務部新近增設錄像征婚服務項目。這一內容,使男女青年得以更方便、更全麵地了解對方。這是兩位工作人員正在為一女青年(左一)拍錄像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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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氣溫攝氏零下的天氣,參加冬泳的人們不畏寒冷,跳進冰冷刺骨的水中,叫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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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的快餐文化基本上是路邊攤兒。

錄像廳

文/張立憲

在我的記憶中,那是一個小城鎮擁擠嘈雜的街道,地上混雜著甘蔗渣和瓜子皮,路邊混雜著自行車和摩托車,人們的臉上混雜著茫然和憧憬。腦筋靈活的人引進各種新鮮事物,比如冰淇淋機,此前老百姓隻能吃到硬梆梆的冰棍或冰磚(聽這些豪爽的名字),如今也可以吃到膩得齁嗓子的奶油冰淇淋了;還有啤酒機,此前老百姓隻能喝上高粱白酒,如今也可以拎一個暖水瓶,打上一暖壺冰涼的啤酒,或直接在機器旁邊就著水煮花生米、拍黃瓜與涼拌腐竹喝個酒飽。

讓這些錄像機派上用場並賺上大錢的,是錄像廳。錄像廳往往是跟當地的文化館聯係在一起。門口豎一個牌子,或是紅底白字,或是黃紙黑字,先是一行“香港最新武打片”,下麵是片名,導演主演什麽的沒人感興趣。牌子旁邊是個桌子,有售票的人守在那裏,桌子上是票據和賣票人的大搪瓷缸,桌子旁是把聲音開到巨大的大喇叭。喇叭與錄像廳裏正在播放的片子相連,片中的音響遠播到大街上:男主人公那低沉冰冷的嗓音,會突然被一段恐怖的音樂蓋住,女主角的聲音尖利刺耳,帶有一種蠻不講理的霸道。當然,更多的是“嘿嘿哈哈”的打鬥聲和“嗖嗖鏘鏘”的刀劍棍棒聲。

那些“嘿嘿哈哈”和“嗖嗖鏘鏘”,讓你忍不住停下腳步,從補丁摞補丁的衣服裏湊出一塊幾毛錢,買一張印刷低劣宛如食堂飯票的票,然後在黑暗中摸進錄像廳。裏麵視規模大小,有一個或幾個電視機,放著那些最新湧入的老式香港武打片,屏幕上是那些裝模作樣的男女主角,完成一段肯定能完成的複仇大業,或粉碎一個小學生就能看穿的陰謀。經常會有故障發生,或是畫麵突然變得糟爛不堪,或是聲音突然消失,或是畫麵與聲音全部變得不正常,大家發出“嘿嘿哈哈”的聲音,讓相關人員來鼓搗一下,然後繼續看下去。

(摘自《閃開,讓我歌唱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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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泉”已被建成為一個溫泉浴池,附近傣族村寨的群眾紛紛來這裏沐浴治病, 他們挎上象腳鼓,敲著芒鑼,跳起孔雀舞,感謝武警戰士為邊疆人民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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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上婚禮從1984年舉辦以來,有來自世界各地不同年齡、不同民族、不同膚色的新人在冰城結婚。冰上婚禮已成為中國哈爾濱國際冰雪節中不可缺少的一項重要活動內容。

選美

這是新中國的第一次選美。

1985年初,廣州市團委為了配合“兩個文明建設”和“五講四美三熱愛”活動,策劃了一次選美活動,叫作“首屆羊城青春美大賽”。這在新中國的大城市還是第一次,也基本上沒有外國選美的經驗可學。

1985 年2月3日晚7點開始的預賽在回民小學裏舉行,不僅要麵試形體儀容,而且要筆試文化知識;不僅選女也選男。共有550多位俊男靚女參加初賽。通過了預賽的 130多人於2月14日在廣州少年宮參加初賽。由考官對每個人依次進行詳細的麵試,從上午9點到晚上10點才結束。

筆試分13個室舉行,時間為1個小時。要求回答的內容,包括政治、時事、文學、曆史、地理、哲學、政治經濟學、數學、化學等共50條填充題。例如問最近當選的美國總統是誰,《王子複仇記》的作者是誰等等。麵試著重儀表、氣質、風度、體態、表達能力以及普通話水平等方麵。容貌占總分100分的15%。“你為什麽參加青春美評選活動?”是選美評委們反複提出的問題。參賽者有的當場要進行表演、唱歌、跳舞。

初賽之後,選美比賽突遭非議,官司一直打到北京去。老先生們議論紛紛,他們認為廣州搞選美是資產階級自由化,隻講穿著打扮,不要艱苦奮鬥。廣州的宣傳機構從此對羊城青春美大賽諱莫如深。經主辦單位多方努力,才使這次選美幸免於夭折。但正因為有爭議,又限製報道,使這次選美更染上了神秘色彩,街談巷議有讚有彈、沸沸揚揚。可不像九十年代的選美和模特大賽那樣司空見慣、平平淡淡。

當年的3月 6日,決賽在廣州中國大酒店舉行,選出五男五女為“羊城之星”。獲得女子冠軍的是謝若綺。她當時是白天鵝賓館總台首席職員。在決賽中,她舞姿優美、歌聲甜潤、口齒伶俐,對司儀用英語提問也能對答如流,傾倒了全場近千名觀眾,也博得評委的讚賞。獲得男子冠軍的是汪子健。(來源:和平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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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文化衫:跟著感覺走。 供圖/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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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音樂到外灘”已成為許多上海市民、遊客文化生活的一個去處。圖為:1994年5月黃浦藝苑藝術角,800名青少年小提琴愛好者,身著紅衣,頭戴白帽齊奏《梁祝》。

玖零年代

文化衫、一字裙和牛仔褲,港片、偶像劇和好萊塢,真維斯、班尼路和皮爾·卡丹,遊戲機、KTV和VCD,這是一個國門大開、潮流湧動、物質相對豐富的年代,市場的開放給了人們太多的選擇,潮流成了指引娛樂休閑的風向標,趕時髦是對這個年代的絕好注解。

文化衫

文/餘世存

自90年代第一個夏天起,三四年的時間裏,中國的城市裏行走著民眾的姿態。人們身著背心汗衫的前胸後背,印著大大小小的圖案、文字、口號。

這個一時被稱為文化衫的空前的“民眾的創造”,其曆史內涵和現實意義,並不為人們自覺地認知。倒是敏感的市場很快征用了這一創造的形式,商學結合,使得文化衫有了直接的宣傳和表達功用,直到今天,文化衫仍是人們表達其願望和訴求的工具之一。

文化衫確實是在整個社會無聲的狀態下登上曆史舞台的。政治家已經遠走,知識分子已經沉默,小人物們走上了街頭、廣場、鬧市,他們無能力把願望和訴求上升為觀念主張或標語口號,但他們有能力表達自己的生存狀態,即寫印文字圖案的文化衫本身是他們強調自己有意無聲的生活方式。

那些文字是流行歌曲、詩詞、影視、習語、旅遊、卡通等等話語或關鍵詞的混合,有對家國領袖的流行說辭,“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大海航行靠舵手”;有人們的口頭禪,“跟著感覺走”、“別理我,煩著呢”、“人很善良,但老吃虧”;有流行歌曲,“世上隻有媽媽好”、“好人一生平安”、“我的未來不是夢”、 “來自北方的狼”;有生活用語或哲理,“當心觸電”、“不喝一杯”、“我吃蘋果你吃皮”、“天生我才必有用”、“錢非萬能,但沒錢卻是萬萬不能的”;有旅遊宣示,“摸到棒槌山能活一百三”、“我登上了南天門”,等等。

但在當時,文化衫上場的時候,人們卻是驚疑交織、目瞪口呆的。習慣了任一事物都有直接明了意義的中國人無能力從文化衫的文字裏讀出意義,麵對流行起來的文化衫,“別理我,煩著呢”、“跟著感覺走”、“情人一笑”,人們不知道他們在想什麽,他們要幹什麽。文化衫挑戰了人們的生活習慣,人們難以理解,文化衫就是生活本身,就是民眾活生生的創造。

在經曆過全國人民穿著清一色服裝的年代之後,在經曆過八十年代的綠軍裝、白襯衫、中山裝、連衣裙等衣服之後,中國人用五花八門的文化衫為自己清教徒式的生活、為自己被代表的生活畫上了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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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北京市第二十九屆春季長跑賽。供圖/《人民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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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4月,北京,一些未成年的孩子在遊戲廳裏玩耍。 供圖/CFP

街機廳

◎文/天山小仙

中國的街機廳——一個隻屬於男人的地方!當然,這裏說的不是電玩城,而是90年代的純街機廳。一排排機器,龍蛇混雜,烏煙瘴氣。時不時還有現實版的《古惑仔》看的地方。80後、70後玩家的聚集地。

香煙:男人從來就跟香煙分不開。特別在那個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90年代。想證明你真的不是個軟柿子?點上一支香煙,蹺個二郎腿。時不時還抖上兩抖。輸了來兩句國罵。仿佛不管技術咋樣,反正氣勢上是不輸人了。

形象:不修邊幅就是那時候酷的代表。來個郭富城式的中分,穿條喇叭褲,下麵配雙拖鞋。當然,雖然外人看來是街邊的小癟三。

小 P孩:經常有些沒錢的小P孩在旁邊觀戰。小P孩通常都是機廳最了解機器硬件的人。哪台機經常吃幣,那台機按鍵失靈。他們大都知道。觀戰的時候時不時還專業性的點評上個兩句。 “不要這樣打!去角落啊!逼死他(BOSS)!逼啊!為什麽不逼?不逼等下你就死(指遊戲角色)。”他們也知道依附強者才能生存的道理。每每看到誰玩的厲害點的,都想投幣進去參上一腳,不過大多數都被大哥哥們嚴厲的話語喝退就是了。雖然很煩,不過也是街機廳獨有的風景之一了。

吃幣:“老板!吃牌了!”這個聲音通常都響徹整個街機廳。除了個別特別專心的玩家。幾十雙眼睛齊刷刷地看過來,這個相當於街機廳的廣播了。然後通常都有個小 P孩過來跟你說:“這台機經常吃幣的,叫你別玩了。”停電的時候,老板都會推出發電機。然後再給在座的玩家補上一個幣。小P孩們也假裝坐到機台上,希望老板會糊塗一下。不過老板都知道你小樣心裏想什麽了。這招沒見成功過。

古惑仔:這幫人不同於小P孩。是街機廳的強勢群體。經常剝削小P孩的錢財,遊戲幣。當然。玩遊戲碰上個別不爽的玩家,招來幾個兄弟幹上一仗。從此結上梁子。以後還是盡量少去那個機廳的好。不然什麽時候屁屁上多個窟窿都不知道。這叫什麽了?人在江湖。

機室招牌:那時候大多數機廳還是沒有招牌的。然後各種民間叫法就誕生了。有按照地理位置分的——批發行、五金行。 也有按照老板的人物特點叫的——老頭機、阿姨機等等。反正一說出來大家都知道是哪就對了。

這就是我眼中的中式街機廳。很黃很暴力。但是很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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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北京官園市場,國家領導人的掛曆與大美人的掛曆都是市場上的熱銷貨。 供圖/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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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從哈爾濱開往牡丹江的列車上,戴耳機看微型電視的旅客。供圖/CFP

下館子

文/選自《中國生活記憶》

90年代,人們一有了點錢,就毫不客氣地下館子了。

他們最初的選擇,是比較實惠的川菜館。

川菜館剛剛進入人們視線時,很低調,小店居多,裝修淳樸古拙,甚至開始階段還稍顯簡陋,但裝修多用串紅辣椒、茅草、綠竹等極富四川地域特色的材料和元素,具有較強的感染力與親和力。菜品定價又經濟實惠,深受務實的大眾消費者的喜愛和認同。

人們終於吃上了四川火鍋,知道了什麽是“麻辣燙”,什麽是鴨血,什麽是毛肚,什麽是黃喉,什麽是火辣辣的四川風情……

還有那所謂的鴛鴦火鍋,必須成雙成對。圓圓的鍋子中央,那S形的擋板將普普通通的火鍋呈現出了奇妙的太極世界,鍋底湯被分成了乾坤、陰陽,一分為二,一紅一白,一辣一淡,一文一武。紅如殘陽白似雪,火辣辣伴著清香。吃過鴛鴦火鍋的“老外”們說得更加形象:“紅湯如同迪斯科,白湯好似華爾茲”。

90年代,自助餐開始流行。人們在餐飲消費方麵增加了更多的選擇。

餓怕了的國人,麵對自助餐,顯然有些驚慌失措。進去先觀察地形,打量清楚,一定不要拿又便宜又容易飽的東西,結果,桌子上擺滿了菜,狼吞虎咽般吃了半小時,感覺有點飽了,這時候桌上還有很多菜,鍋裏也很多。突然看到門口邊看到一個提示,說如果拿到桌上的菜吃不完,剩下的要按重量來收錢。

一般“戰鬥”結束,最後從座位站起來時,感覺很痛苦,身體不能完全站直,隻能微彎,從座位起來後,想坐回去,腰已經彎不下去了。一位作家曾說過,吃得太飽的感覺和餓得太狠的感覺是一樣的。人們這才感受到原來吃得過飽是多麽的痛苦。

“扶牆進(餓得雙腿發軟),扶牆出(撐得直不起腰)”這一最具代表性的口號讓不少人感同身受。其實,抱著“吃夠本”心態去吃自助餐的大有人在,後來隨著生活水平的進一步提高,人們才注意到,隻吃貴的,不吃對的;一頓把本吃回來;飯前餓著,省著肚子;少喝水,甚至不喝。這些吃自助餐的習慣,都不利於健康。

可見當時的老百姓下飯館要的還是經濟實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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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麥當勞初入中國。◎供圖/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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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黑白電視換成彩色電視。圖為:1997年9月12日,北京百貨大樓,一位打工農民蹲著認真看一次重要會議的電視現場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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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廳興起。供圖/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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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熱溫泉治病。邦臘掌熱泉的水含有鈉、鉀、鈣、鎂等23種微量元素,對人體十分有益,對許多疾病有著神奇的療效作用,一年四季來這裏沐浴治病者成千上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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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品牌專賣店進入中國。圖為:1995年,上海,行人在皮爾·卡丹專賣店前。

遙控、彩電、VCD

◎文/小豆豆

記得爸爸剛把新彩電搬回家之後,我們都很高興:“這麽大的電視?還有顏色呢?哈哈,最好的是不用我們下炕換台了(一次次被支使下去換台這個差事是我們小孩子最煩的)!”到買這台電視機時我年齡稍大認字了,知道是“快樂”牌。質量也很好的,一直用了好幾年直到我們嫌它還小又換了一台更大的它才被易主。到現在,每家一台電視那是最少的,液晶38英寸的那是最小的,再也不會出現到別人家集體看電視的盛況了。

父親是一個特別容易接受和喜歡新事物的人,在90年代初,剛剛有VCD和卡拉OK的時候,他便托人花高價買了一套設備回家,還有一堆經典老歌的光盤。什麽《農奴翻身把歌唱》、《南泥灣》、《在那桃花盛開的地方》、《北京的金山上》、《東方紅》、《毛主席的光輝》等等好多。哈哈,若幹年前的盛況又出現了,鄰居不管男女老少,會唱不會唱的晚上都到我們家來OK了。那話筒我們小孩子是搶不上的,隻有在旁邊幹著急和忍受噪音的份。因為小姨會唱戲,專門托城裏京劇團的親戚買了呂劇的盤,唱得那個叫好啊,聽的人直拍巴掌,唱的人得意洋洋,並道:“都怪當年他姥爺不舍得讓我去唱戲,不然現在還用呆在這村裏?”

現在那套設備哪裏去了?我也不清楚後來父親把它們怎麽處理了,隻知道現在家裏用的是觸摸屏的DVD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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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固定的訓練場,公園、圍牆、工地……就是他們“飛簷走壁”的舞台,他們被稱為“跑酷一族”。“跑酷”,又叫作城市疾走(Parkour),誕生於上世紀80年代的法國,意思為“到處跑”,其含義就是“超越障礙訓練場”,這幾年在國內很受年輕人喜歡。圖為2009年4月,北京,中國首屆跑酷大賽現場。供圖/陽光(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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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購物街區也是綜合休閑場所,商家總會想盡各種新鮮玩法,留住人們。“全北京向上看”LED大屏幕成為世貿天階的亮點,人們可以在這裏欣賞各種主題的“視覺盛宴”。圖為2009年9月13日北京世貿天階。 供圖/朱熙嘉(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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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d帶著科技、時尚、娛樂等多元素標簽,走進年輕人的生活。圖為2007年7月27日,北京西單地鐵一號線,大廳內的iPod廣告牌。 供圖/張愷欣(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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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不再是簡單的記錄工具,還被賦予了更多的娛樂色彩。圖為2005年5月20日,安徽某師範學院即將畢業的大四學生,用DV拍起反映自己生活的小電影。 攝影/本報記者 呂家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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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20日中國科技館新館開放,到新館感受科技的力量,已成為人們周末休閑的新選擇。圖為2009年9月13日中國科技館內景。 攝影/本報記者 呂家佐

零零年代

2000年以後,我們的生活呈幾何式的速度變化著。如果說,以前人們隻想到利用長假出遊休閑的話,那麽2000年以後,更加個性的休閑方式,隻要在家門口就能玩出彩兒。盡管我們無法將這些新潮玩法一一列舉,但請跟上我們的視野,讓這些休閑片斷更加豐富你的生活。

刷街

◎文/香水百合

昨天,老公和他的“刷街”(滑著滾軸掃街)盟友們,從北京前門刷到天津鼓樓。

老公一大早5點30分就起床了,說是要7點到前門集合,7點30分準時出發。所以前天晚上,我就開始給他準備東西,買了兩大瓶脈動1.5L的,裝在水袋裏,專門為長距離輪滑設計的。別說,還真是挺有模有樣的,水袋放在包包最底層,有一根管子從上麵伸出來,渴了可以隨時喝,非常方便。我特地去超市買了好多東西,有幹牛肉塊,有真空小包裝的鹵汁牛肉,還買了一大塊巧克力,以及兩瓶強化型紅牛,又給他裝了五六塊巧克力派。本來還想再給他準備點兒,老公說,他們到了廊坊就中午了,會大休一次吃午飯,所以也就是路上可能會吃點兒,補充體力,準備太多吃不完,還特別沉,所以我也就沒再買了。回到家,我又給他準備明天要穿的衣服,長袖衫和半袖衫,早上挺冷的,等到中午熱了,再換半袖衫,兩邊的小兜裏又放了兩包紙巾,我想可能會用到。

為了這次刷到天津,老公特地買了一雙速滑鞋,輪子大,滑得快啊,省勁。不過,新鞋都磨腳,這兩天一直練習,好穿的時候習慣點兒,但還是磨了兩個大泡,我就特心疼啊。心想:實在不行,就穿以前那雙平花鞋。不過最後,還是決定穿這雙速滑鞋,就是用繃帶把腳踝纏著唄,實在不行,也就隻能這樣了!

我一邊準備一邊囑咐他,別滑得太快,跟上隊伍就行,看著車點兒。實在不行,刹不住了,你就輕輕地坐到邊上,別摔太疼。到了廊坊和天津給我打個電話,別總是讓我擔心,說著說著他就笑了,說什麽你給我灌輸點醫學常識還行,怎麽一說這個就特不著邊啊,哪有輕輕坐那的啊,那麽多人呢,你坐那,後邊還不全倒啊。再說了,就你一人坐那還滑什麽勁呢,刹車都刹不住,還敢刷到天津。

就這麽著,折騰折騰洗完澡就快11點了,我就催他趕緊睡,明天還得刷一天呢!

(注:2009年9月13日發表於新浪博客,此文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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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女聲”成為“造星”的代名詞,人們生活中又多了一項休閑活動:全民選秀。圖為2005年8月26日傍晚, “超女”最後關頭FANS瘋狂拉票。 供圖/趙靜(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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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閃”是新近在國際流行開的一種嬉皮行為,可視為一種短暫的行為藝術。很多年輕人,已經把“快閃”加入到活動中,成為有創意的亮點。圖為2006年12月2日,“艾滋病日吹個球 安全自有一套”快閃活動在北京王府井舉辦。 供圖/周民(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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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鴉活動越來越多,圖為2009年5月30日,北京朝陽區奧萊足球公園裏舉辦“塗鴉藝術節家庭日”活動。 供圖/潘之望(CFP)

草原音樂節

文/畫海聽濤

2009 年8月8日清晨6點,無法抑製住自己那顆驛動的心,悄然起身下床,洗漱完畢,整理行裝。8月7日、8日、9日,張北草原國際戶外音樂節,為了這場期待已久的歡樂聚會,那種喜悅、激動、期待的心情已經整整伴隨了我一段時間。盡管即將三十而立,那種渴望在路上、那種激情燃燒的歲月漸漸離我而去,對搖滾樂和新音樂依舊像理想世界裏的一道光芒,在我心裏閃耀著。此時我最想說的一句心裏話就是:“我年輕,我渴望上路。”

…………

夜幕降臨,明月當空,燈光閃爍,繁星閃爍,一盞盞孔明燈冉冉升起,照亮了草原的夜空。這時,大批觀眾自發向主舞台聚集,夾雜著興奮的尖叫,今晚最令人期待的、人氣最高的“後海大鯊魚”要登場了。在觀眾有節奏的掌聲和歡呼聲中,樂隊主唱付菡登場了,依舊是幹練的短發和煙熏妝。一首《MONEY FXXKER》,讓人群第一時間冒泡沸騰,HIGH翻天,舞台炫目的燈光也在挑戰著觀眾們情緒。

左小祖咒今天打扮的很正式,標誌性的禮帽,金屬框眼鏡,深色西裝搭配紫色的襯衣,氣色看上去很不錯,依舊是難聽的嗓音和方言化的唱腔,以及平實、平庸,甚至有些不知所雲的歌詞,就是在這樣的歌裏暗藏真實,讓你的心感覺被什麽東西一下子就抓住了。新歌、老歌一起來,火爆的演出將第二天現場氣氛帶進高潮。一個中年男人蒼涼的聲音演繹的《烏蘭巴托的夜》在草原夜空回蕩,那絕望透著悲涼的歌聲讓我的回憶又湧上心頭,擠出洶湧的人潮人海,獨自徘徊。“穿越曠野的風啊,你慢些走,我用沉默告訴你,我醉了酒”,絕望的歌聲使我不知不覺眼睛濕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