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偉東指點著他現在居住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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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某城市街頭標語 李江鬆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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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鬆代三丁目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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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偉東在鬆代三丁目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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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代三丁目社區的主婦們在一起做料理
身為中科院一名博士生導師，周偉東一輩子都在擺弄數學模型，卻又對社區治理相當著迷。
他近20年的社區生活可以一分為二：前10年，寄居日本，體驗過“真正的自治”，甚至，作為“老外”，還當上了日本社區自治會的會長；後10年，回國定居廣州，正趕上中國住房體製改革以及由此帶來的城市社區蓬勃發展的進程。
而眼下，他正越來越痛心於身為業主在國內的種種“遭遇”：
物業費要從每平方米0．8元漲到1．20元,物業公司卻不打算聽聽業主們的想法；
開發商想改變規劃，準備鏟平街心花園，同時在所有業主的腳下新建一個地下停車場，卻不擔心此舉會不會挖斷整棟樓的地基；
“不能再忍”的業主們試圖成立業主委員會，以維護自身權益，卻遭受著來自各方力量的百般阻撓，遲遲不能建立。隨著利益的分化和時間的推移，業委會籌備小組內部也出現矛盾，最終“作鳥獸散”……
目睹了這些混亂的社區現狀，周偉東不由想起自己10多年前在日本擔任類似業委會主任的經曆。今年8月底，這位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員，花了一整晚的時間，把這些陳年舊事一股腦兒地寫了出來，貼到“天涯社區”。沒想到，很快成了熱帖。
有人跟帖感歎：“早在10多年前，日本的社區就已經如此和諧，值得國人反思，學習和改變。”
有人不解：“中國人很勤勞，隱忍，能吃苦，為什麽在現代社區的幸福感反倒不如過去的鄉村或四合院？是製度不健全還是我們的文化有缺陷？”
在周偉東看來，自己回憶的其實都是些平凡的小事。問題是，這些小事背後的價值觀和行事準則卻是國人很難遵守的。
“看似平常的社區治理，最初可能隻是維護業主的權益，進而可以上升到民主議題的討論。”周偉東是如此看重社區的公民自治，因為根據中國人民大學一位社會學家的提法，“小小的業主委員會將成為中國走向公民社會的先聲”。
“日本是鰯文化，沒有頭兒照樣能轉起來”
周偉東於1989年前往有“日本矽穀”之稱的築波市攻讀博士學位。幾年後，他和妻子搬到一個名叫“鬆代三丁目”的社區。在那裏，他第一次知道有小區自治會這樣的組織。
後來他發現，這類自治會，既非營利的公司，又和政府機構毫無關係，隻是居民自然形成的自治組織，卻同時擁有類似中國的物業公司、居委會、業主委員會等多項權責。
不過這位26歲之後才走出國門的研究生還是延續了固有的行事習慣——對工作和學習之外的“俗事”漠不關心。
“我雖然在小區住了多年，卻很少參加自治會的活動。”周偉東笑著說，他隻是有時候暗自好奇，為什麽小區能搞得那麽幹淨整齊和有條理。“這或許就是日本人的素質吧。”他這麽對自己解釋。
1998年4月，自治會舉行換屆大會，周偉東和以往一樣沒有出席。第二天，他在實驗室裏接到一個陌生人的電話。
“周先生您好，我是鬆代三丁目自治會原會長。”對方很有禮貌地說。
“有什麽事嗎？”周偉東有些尷尬，以為對方是來責備自己無故缺席的。
“昨天您不在，我們舉行了抽簽儀式，您當選了會長……”
周偉東一下愣住了。“這不是要我命嘛？”他心裏這麽想，嘴上倒沒說出來。小兒子剛出生還不滿周歲，正是焦頭爛額的時候。他心裏盤算著要不要以“外國人當不好”為由推掉這個差使。但最終他還是應允了，因為他知道，在日本，很少有人會無理拒絕公益活動。
好在，同時當選這一屆自治會會計的蒲地先生是周偉東的好朋友，兩人不但專業上有來往，而且兩家的孩子也經常一起玩。因此，周偉東首先找到他，並說了自己的擔憂。
“不要著急，不要著急。”蒲地先生像卡通片裏的一休哥那樣勸自己的中國朋友，“您不必擔心當不好會長，因為日本是‘鰯文化’。”
鰯是一種魚。在中國叫“鰮”，在西方國家叫“沙丁魚”。
整天研究海洋環流的周偉東當然知道，這是一種最抱團的魚群，上億條魚動起來就像是一個球體，卻沒有一條“領頭魚”。據說，在海洋裏，沙丁魚最有禮貌，也最守紀律，當它們遊到狹窄地帶時，會自覺排成整齊的隊伍，且遵守規矩：年長者在下層，年幼者在上層。
蒲地先生的意思很明白，在一個成熟的現代社會裏，即使沒有頭兒，社區也照樣能運轉起來。
很多年以後，周偉東回想起當時這段對話，深有感觸。在他留學日本的10年中，印象最深的一點，就是日本人極不關心政治，每逢選舉，投票率都很低，即使在政府首腦頻頻換屆的時候，公眾也漠不關心，好像不需要政府首腦似的。尤其是在2000年4月，當時日本在任的首相小淵惠三突然中風，6周後去世，日本民眾也絲毫沒有顯示出什麽異常的情緒。
“你們難道不擔心領導班子不穩定嗎？”周偉東也曾這麽問過一位日本朋友。
“日本是鰯文化。”對方也是這樣回答的，“沒有頭兒，其他的魚照樣能轉起來。”
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不過，在中國人周偉東的固有意識裏，總覺得會長大小是個“頭兒”。他擔心，自己作為領導講話時，口音濃重，會被人笑話。更重要的是，他還沒搞清楚“會長到底要幹嘛，又能幹嘛”。
後來他聽從蒲地先生的建議，找前會長聯係，拿到了厚厚一摞記事本。這才發現這些從一屆屆會長手中傳下來的東西完全是一套“會長操作寶典”。
有關會長的責、權、利都以記錄某一件具體事務的形式，明明白白地寫在記事本裏。譬如添加割草機的來龍去脈，可以追溯到六七屆之前的曆史；譬如對於小區居民新搬來的和遷走的情況，每年都要“人口普查”；還有每年收到來自七八十戶居民的自治費，每戶每年1000多日元（當時接近100元人民幣），是這個自治會唯一的收入。所有賬目不但清楚，而且都留有存根發票。並且，每一筆支出都在記事本上寫明了原委。
甚至具體到幾月份該開什麽會，該討論哪些議題，隻要按記事本做就行。
終於找到了自己定位的周會長，由此召開了第一次委員會議。小區一共9棟樓，每棟樓選出兩名委員。他注意到，沒有一個人缺席。此後一年中，共開了14次會，次次是全體到會，也沒有一個人遲到。比如有個委員，患有肺癌，一直到住院前也堅持到場。等住院後，他的妻子早就聯係好接替的人選。
在這個完全自治的社區裏，每個人都能自覺地找到自己的位置。
委員們會主動分擔自認為能夠勝任的工作，沒有推托，也沒有拖延。
比如割草機壞了，這本應該由會長去處理，當周偉東詢問起“割草機在哪兒修”的時候，底下有一個委員主動說：“周先生，我去修。”同時特別強調修理鋪正好在自己下班的路上，比較順路。
“他擔心這種自告奮勇會讓我誤解成‘因為你是外國人，所以不適合幹會長’。”在日本待得長了，周偉東也能體會到日本人出於尊重對方的良苦用心。
會計也是自治會中一個重要而煩瑣的職務。雖然蒲地先生是那種愛開玩笑的日本人，但一到對賬的時候，就立刻“切換”到那種“傻認真”的狀態，每筆賬都核對兩遍，叫人不得不特別地認真起來。
作為一個完全自治的社區，每家每戶都會被分配到清理垃圾場等工作。那個七八平方米大的垃圾場，共分為3格，各家倒垃圾時早就分類裝袋。“但有時難免有野貓抓破垃圾袋，流出些湯湯水水”，於是社區內各家輪值，每天都有不同的人去清掃。
“你問幹淨到啥程度？”周偉東的妻子吳曉利笑道，每次掃完以後，社區的孩子們會蜂擁走進三麵圍牆的垃圾場，扶著矮牆玩獨輪車。
會長這個“頭兒”當得實在輕鬆
做了幾個月的會長之後，周偉東愈發覺得在日本這種居民自治方式下，會長這個“頭兒”實在輕鬆。
首先，在完全自治的社區裏，會長沒有任何行政權力和決策權，很多時候隻是會議的召集人。通常開會的時候由會長提出動議，然後由委員們進行投票。如果會長願意也可以加入投票，但這個票和委員的票是等效的，根本沒有所謂“一把手”拍板的權力。
此外，會長需要監督會費的使用情況。很多時候隻要按照慣例處理即可，如果出現新的預算，則必須召開會議通過全體會員的表決。
不過，從記事本的記錄來看，身為會長，每年都必須提一條新的動議。按這位中國人的理解，就是“新官上任必須燒三把火”。不同的是，按照慣例，“不燒火不行，燒兩把也不行”。看明白之後，周會長就一直在琢磨：“作為外國人，能提出什麽樣的好動議呢？”
有一位委員建議他，可以把社區內過於繁茂的櫻花樹修剪一下，以防台風來襲時，傷及房子和行人。
這算是周偉東當會長期間最大的政績了。有些櫻花樹確實長得過高，過於靠近房子，但對於這片置身在樹林中的社區來說，這無疑是巨大的工程。
但沒想到，等到告示一出，整個社區都出動了。100多個勞力，花半天時間就修剪完了。修剪後清掃滿地的樹枝，那是婦女們的工作。老太太們也不閑著，忙前忙後，端茶送水。
經過這次集體勞動，周偉東才意識到，為什麽他們的社區沒有物業公司，卻照樣幹淨整齊。
周偉東還意識到，原來，以往每月一次的小區大掃除和每年兩次的小區聚會，自己家總是缺席的。過去幾年中，自己家應該包幹的草地都是別人主動幫著割的，甚至“都沒有人含蓄地提醒過”。
有人說：“這樣好啊，割草的時候，你就可以不用去了。”
“可是入鄉隨俗啊，別忘了這裏是鰯文化。”周偉東說，“文化就是每個人都能自覺遵守，並以此為榮。”
他舉例說，比方社區集體割草那天，家裏來了客人。按照中國人的想法，有客人就不去了，鄰居也能理解。在日本卻倒過來，客人一旦發現外頭有人割草，會自己起身，找個理由說：“我該走了。”
在周偉東看來，這種自覺和認真細致的公民文化還杜絕了腐敗的可能。
比如，鑒於會長的記事本記載得如此細致，想要私吞會員的會費，就必須做假賬，這難度非常大。
第一，很難逃過會計的眼睛，蒲地先生是很好的朋友，但他一核對賬目時那種認真的眼神，對任何一個要做假賬的會長都會是一種無形的壓力。
第二，商店，哪怕私營商店，要他們開假發票也難。
第三，一旦敗露，哪怕是一點小利，這個人就沒有臉麵在大集體文化的日本群體中待下去了。
周偉東就認識一個日本籍台灣人，因為在學校課程安排中占了點小便宜，結果被大家知道。這個人後來再也沒法在這所大學評教授了。
“唉，這在中國人裏行不通啊！”
一年的會長任期很快就結束了。2000年,學業有成的周偉東回到了國內，在廣州市的東南郊購置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一家四口人開始在新的社區生活。這裏跟日本的“鬆代三丁目”社區是截然不同的景象。
在妻子吳曉利的印象中，剛入住的時候，“除了蚊子什麽都沒有”。由於治安不好，家家都裝了防盜網，“遠遠看去就像一間間班房”。
更讓人擔憂的是，仿佛有一種無形的牢籠，讓這些來自五湖四海的鄰居不越雷池一步。“中國當下社區的狀態，就是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吳曉利說。在這裏已經住了8年，她不知道同一樓層的鄰居姓什麽。整個社區隻認識一個朋友，還是因為孩子在一起上學才認識的。
“如果說日本社區奉行的是鰯文化，那麽中國社區又是哪種魚呢？”有人這麽問海洋研究所的周老師。
“很難說是哪種魚。”周偉東沉吟道，“有時候像是羊群，很溫順、溫和，但必須有個高大的頭羊統領才能團結到一起；有時候又像林子裏的鳥，覓食的時候臨時聚在一起，一旦受到驚嚇，各自飛。”
這些都是周偉東的切身體會。
起初他和別的業主一樣，也覺得沒有成立業主委員會的必要。在最初的幾年中，這裏的物業公司服務尚可，衛生和安保也算到位。盡管周偉東覺得部分服務定價有些高，比如換個燈泡要20元，但他也覺得還能接受，最多自己裝就是了。
到了2007年夏天，麻煩來了。開發商賣出了第三期房子，其下屬的物業公司隨即貼出通知，一期二期的物業費要從每平方米0．8元漲到1．2元。後來老業主們又發現，原先按照規劃，三期的房子最高18層，結果開發商不知為何獲得了新的審批，要建到23層，而且相比原先的樓距，挪近了許多。這勢必影響到采光和通風。更可怕的是，開發商打算鏟平街心花園所有的噴泉和植被，挖一個大坑，建一個覆蓋全社區的地下停車場。
老業主們不幹了，他們開始維權。隨著有傳言說，“部分維權的業主被打”，這個500多戶人的社區業主分成了兩派。“主戰派”打算通過拆工地圍牆的辦法阻止開發商施工；“主和派”則開始著手籌備業主委員會，試圖通過合法的手段維護業主權益。
因為有在日本當自治會會長的經曆，周偉東被一些籌備組成員拉去做了“顧問”。
不過，當這位試圖移植日本社區經驗的博導剛說了幾個例子，幾位領頭的業主就打斷他，都說：“唉，這在中國人裏行不通啊。”
周偉東不信，他跟著籌備組的成員去敲業主的門；他塞傳單請人開會；他坐在樓下守著，等待回家的業主簽字。可是在很多業主臉上看到的都是“不耐煩”的表情，“好像不是為大家維權，倒像是來逼債的”。
此時，這位曾經的自治會會長不由得想：“在日本做件公益的事可真輕鬆啊。”
最終，主和派因為沒有拿到足夠的票數而沒能建起業主委員會。倒是主戰派取得了戰果，兩次拆掉了開發商建起的工地圍牆。
這使得周偉東不得不感歎：“難道在中國維權隻能通過極端的手段？”
很快，業主委員會籌備小組不再開會，“顧問”周偉東也隨之退出。“我也管不了。”他苦笑著說，“說到底，我也是那隻林中鳥啊。”
最後，一位退休的老太太成了籌備組的“看守內閣”。“一位隻是小學畢業的老太太。”博導周偉東強調說。
不光是文化差異
溫秋華住在周偉東的樓上，他是業主委員會籌備小組的11名成員之一，時常和周偉東聚在一起比較中日社區間的差異。“我覺得周老師強調的文化差異的確存在，但卻不是業主委員會夭折的唯一原因。”他說。
作為籌備組成員，他掌握了一些周偉東並不清楚的信息：
一、有公益心的中國人不是沒有。早在2004年，社區裏3位熱心的老人就試圖建立業主委員會，這個由老教師、老工人、老導遊組成的團隊首先找到街道辦事處提出籌建申請，結果街道答複，需要50％以上的業主拿出房產證原件。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老人們的嚐試就此作罷。
二、隨著8名年輕業主的加入，2007年,籌備小組成員增加到11人。他們再次找到街道辦事處，得到同樣的答複。有律師到房管局谘詢得知，不知是街道辦事處理解錯誤還是別的什麽原因，並不需要達到那樣的苛刻條件，隻要提供複印件即可。由此，籌備組很快完成了相關要求。
三、如果不是街道辦事處隻給業主兩天的投票時間，業委會成員完全能夠獲得足夠的票數，因為當時隻差30多票。
四、街道辦事處的辦公室是由開發商提供的。
溫秋華有時候也問周偉東：“您別老說文化和國民性，我就想知道日本的基層政府和自治會是什麽樣的關係？”
據悉，事實上早期日本小區自治會的作用主要是為住戶爭取各種權利。那時，自治會需要做的多是與政府談判之類的工作。例如為居民解決子女入托、入學等問題。但是，隨著政府行政職能的細化和行政服務質量的提高，政府已經能夠在自治會“爭吵”之前盡量解決新入住居民的各種問題。這樣，自治會的職能也開始退回到原有的“自治”領域，開始發揮其特有的功能，如防衛、保潔、親和、陳情等。在這裏，自治會主要表現出來的是一種服務功能，一種在政府的行政服務之外的獨立服務體係。這就形成了一種政府與自治會同時從不同的角度為居民服務的格局，而居民成了受益最大的主體。
無論是周偉東還是溫秋華，他們在這一輪的嚐試中都無奈地發現，不要說跟自治會相比，就連成立業委會都很困難。
廣州因為毗鄰香港而成為中國內地最早萌生業委會的城市，但有數據稱，直到今天，廣州城數千個樓盤中，能成立業委會的也不超過10％。
“我承認中國人的文化有點散。”溫秋華說，“正因為如此，業主維權和成立業委會才更需要來自政府部門的支持和推動不是？”
“我自己首先要反思”
周偉東所在社區發生在2007年夏天的維權故事，如今早已塵埃落定，卻不失為當下中國社區環境的縮影。最終開發商做出了部分讓步。一是地下停車場麵積縮小到3期樓盤範圍以內，二是物業費隻漲到每平米一塊錢。
隻是誰也弄不清這究竟是武力拆牆的成果，還是業主們試圖成立業委會的震懾作用。
在周偉東看來，最大的遺憾是沒有趁著那個人人自危的時機成立業委會，“如今再想搞就更難了”。
據了解，盡管後來新建的地下停車場縮小了麵積，但是一期二期的部分住宅樓還是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地陷。直到今天，你仍能看見某些單元門口裝飾用的水泥柱歪歪斜斜。
“那時候真是人心惶惶啊。”周偉東說。有人甚至打算趕緊賣掉房子搬走，但同時又不願意求助新聞媒體，“因為怕風聲傳出去，問題沒解決，房子賣不掉了”。
“還是那個隻想著自己的老毛病。”實際上，周偉東在網上貼出那些十多年前舊事的目的，也是想引發國人的思考，在維護自身利益的同時，是不是也能兼顧到他人以及大家共同的利益。
“我自己首先要反思。”周偉東說。在籌備業委會的過程中，他自己也並沒有真的為公益盡最大的力量，因為對自己來說，每平方米1．2元的物業費並沒有像給下崗的鄰居那樣造成難以負擔的沉重。另外，知識分子的“清高”，又讓他在某些事情上懶得管。包括對那位老太太的態度，“我常說她小學畢業，好像她學問不高，但我自己卻沒有她那種非凡的勇氣。”
如今，每次見到那位有著公益思想的老太太，周偉東不由得會想起在日本他居住的社區邊，常看到水田裏的螢火蟲。“一隻螢火蟲並不起眼，但一群螢火蟲卻有漫天的綺麗光彩。”
這位曾經的日本小區自治會會長有時也會趴在自己廣州家裏的陽台上，想象著，“要是螢火蟲再多一點，該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