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書是由老鄉在他女兒來成都的時候轉交的。當時，張雲良的女兒並未向警方通報遺書內容；記者發現，離張雲良家最近的9路車站是“軍區總醫院站”，而要在始發站“天回鎮”上車，則還需要反向坐5站地，他為何要這樣做呢？
頭發稀疏，個頭偏矮，皮膚蠟黃，走路跛腳——這就是張雲良人生的最後畫像。2009年6月5日早上7時40分許，這個62歲的老人在天回鎮始發站登上通往成都市區的9路公交車，二十幾分鍾之後，一切灰飛煙滅。
27死，74傷，慘絕人寰。
7月2日，警方通報，成都“6·5”公交車燃燒案是一起特大故意放火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張雲良已當場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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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大灣村：鄰居眼中的張大爺
麻將館中的常客；酒量一般，穿著普通“人平時和和氣氣”；愛用水果皮敷手臉；抽10元一包的女士煙；喜歡隨身帶一個茶壺；有痛風病，走路有些跛腳，臉色蠟黃，整天病懨懨的樣子
成都市金牛區天回鎮大灣村4組，緊挨成都市軍區總醫院，是條喧鬧的市井小巷，商鋪眾多，尤以旅店業最為旺盛。接近小巷盡頭的一座兩層農民房最左下角，一扇木門的背後，是一間不足17平米小屋。犯罪嫌疑人張雲良最後的日子，正是在這兒度過。
屋內簡陋、單調，一如他的生活。在這裏，他被稱作“張大爺”。
在張雲良之前，鄰居羅大漢已經早先落腳幾年，但他對張雲良並不熟悉，“平時跟他來往不多。”羅大漢說，“我接觸的人多是打工者，而張雲良接觸多的是牌友。”
打麻將、鬥地主，鄰居眼中，這就是張大爺日常的活動。他是胖大姐開的麻將館中的常客。
胖大姐與一幫鄰居對張雲良的印象包括：沒有怪癖，酒量一般，穿著普通，不會讓人感覺寒酸，也不富裕。“似乎是個愛幹淨、愛美的人”。
他尤其在乎自己的皮膚，總是指著別人的手跟自己比較，鄰居們記得，他會說：“看看你們這些女人的手，那麽粗糙，我的手平時都是用蘋果皮敷的。”
理發店老板回憶，“張大爺”去理發店洗頭，發覺他臉上黏糊糊的，卻不讓用水衝洗，“他說那是用水果敷臉留下的”。他從不擦化妝品，都用純天然的，會自己把蘋果皮和梨皮敷在臉上、手上護膚。
甚至，他洗頭連洗發水也不用，直接用白水衝。
他有時也在人麵前炫耀自己的富足，比如喝水的杯子，他曾多次在人群中展示自己的水杯，說是電視購物中的那種磁化杯“900多塊”。有一次他出來顯擺自己 “900多塊錢的水杯”，結果落在茶館裏忘記拿了，老板看到後覺得“估計那個值不了900塊，外殼是木頭的，張雲良當了冤大頭”。
他喜歡看電視，失眠較重，電視常常是開到淩晨兩三點不關，以至於住在樓上的租客幾次半夜被吵醒，為此還發生過幾次小的摩擦。
胖大姐說，最後見到“張大爺”是6月3日，他從她店麵前經過，但沒有打招呼。她覺得張大爺“人平時多對(好)的，和和氣氣”，幾乎不跟人吵架。後來公安部門天天來查，持續了有20多天的時間，大家一度都覺得是警方“搞錯了”“老張，咋個可能嘛？”
張大爺還給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整天一副病懨懨的樣子。與他相識的人，對張雲良的臉色描述最為一致：臉色蠟黃，沒有血色，沒有人說得清他究竟犯有什麽病。他有痛風病，走路有些跛腳，喜歡隨身帶一個茶壺，有時泡茶，有時喝藥。
他平時抽10塊錢一包的“陽光驕子”(一種女士煙)，其他人散的煙他不要，說自己身體不好隻能抽自己的，煙量一般。很少在外麵吃飯，都是自己做飯，吃得比本地人講究一些。
警方最終認定張雲良就是“6·5”慘案的製造者時，相信的鄰居仍然有限———“不可能是他幹的”，平時誰想都不敢去想他是那樣的人。
蘇州滸墅關：鄉親記憶中的能幹青年
參軍時曾隨部隊到越南築路，回鄉後娶了村書記的漂亮女兒；腦袋靈光、膽量超常，自破丟表案後又“扮演”小偷；上世紀70年代末曾隨販蛇者南下廣州“闖”，從此在外飄蕩
滸墅關的“滸”不念“虎”，而念“許”。相傳，乾隆下江南時來過這裏，滿腹經綸的皇帝竟不識“滸”字，讀為“許”音，金口難改，此後人們跟著皇上犯錯叫“許關”。這個 蘇 州市區西側京杭運河旁的小鎮，就是張雲良的家鄉。
張雲良生於1947年6月16日，原是紅星村二組人，年輕人不認識他，因為他們未出生時，張雲良就出外闖蕩，遠遊他鄉，而上了年紀的人，如果沒有這次公交車燃燒案，也早已將張雲良遺忘。與成都的鄰居不同，鄉親們記憶中的張雲良不是和和氣氣的大爺，而是一個“膽子大，能說會道”的青年，那是三十年前，他的前半生。
村裏人都說，他打小就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很能幹。
65歲的張寶興與張雲良從小相識，他印象中張雲良從小性格外向，活撥調皮，初中畢業後，1965年參軍，美越戰爭期間還隨部隊到越南築過路，1969年複原後回了滸墅關。
據說當年，村裏的小夥都羨慕張雲良，他回鄉不久後就娶了一個漂亮的女人，嶽父當時是村書記，後來還當上鄉幹部。
“他字寫得好，又是退伍軍人。”張雲良的工友陸鳳祥說，在那個時代這樣條件很不錯。
1970年，陸鳳祥和張雲良一起進入吳縣鐵礦工作，每個月35.1元的工資，“我們都是黨員，都是從部隊回來的，所以我對他還有所了解。”
陸鳳祥覺得，張雲良當時活幹得還不錯，和其他工人沒有兩樣，“井下的工作，大家都很辛苦，他的工作總結寫得漂亮”。
張雲良讓陸鳳祥驚歎的是腦袋的靈光和超常的膽量，“他和別人不一樣，什麽事情都幹得出來”。以至於聽說張雲良被認定為縱火者時，陸鳳祥也並未感到意外。
當年在礦上發生的一起盜竊，將張雲良不凡的一麵深深地刻進陸鳳祥以及其他工友的記憶中。
據說有一天，張雲良發現自己的手表不見了，便向當地派出所報了案。那是一塊昂貴的上海牌手表，在當時吳縣鐵礦已算得上一起大案，於是警方和礦上的職工成立了聯合調查組著手破案。
很多人被懷疑，一名老工人還因此憤而辭職，然而案情長時間沒有一點進展。陸鳳祥說，張雲良這時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他自己來破案。“他真的找到了小偷，而且做得很聰明，他並未自己去處置，而是再次向派出所報告，讓公安去抓人。”小偷原來就是調查組中的一個工人。
張雲良拿回手表後，又做了一個更驚人的決定：他要“扮演”一次小偷，而這樣做目的僅僅是為了讓派出所難堪。他拿了兩個工友的兩塊手表，工友報案後，與之前一樣，派出所遲遲未能破案，兩周後他又將手表物歸原主。
上世紀70年代末，剛剛改革開放，滸墅關有人捕蛇販賣到廣州，發了財，張雲良不能安心上班了，他也想發財，也想到南方去闖闖。
陸鳳祥說，張雲良並未被單位開除，而是他跑到廣州去做生意，沒辦手續長期缺席而自動離職。“其實，他又不會捕蛇，也做不了什麽生意，隻是跟著老板端茶送水打打雜。”此後，張雲良開始在外飄蕩，很少再回滸墅關。
張雲良離家之後，妻子帶著兩個女兒一直住在鎮上叫師古浜的地方，那是一棟三層樓房，張雲良家在二樓。鄰居說，他們幾乎見不到張雲良，而且他不怎麽顧家，兩個女兒主要靠他妻子在廠裏上班和賣刺繡拉扯大。
“他這些年在外具體做了些什麽，恐怕他家裏人都不清楚。”
如今，紅星村已經不複存在，六七年前，蘇州建設高新開發區，征用了村裏土地，村裏人以及滸墅關的數萬農民遷入了專為他們修建的小區———陽山花苑，村民由此變成了社區居民，隨後還成立了陽山街道辦。
據說，張雲良一家在陽山花苑裏擁有4套住宅，且都被租了出去。這個江蘇省最大的安置小區裏共住有四五萬人，張雲良的親戚朋友散布其間，但他本人沒在這裏住過一天。
本可有優越生活
家中4套房產均已出租，身前每月可領500元補助，大女兒是港企高管;曾想回鐵礦但名額被人頂了，從此在外做生意四處借錢，“虧了就騙，騙了又虧”;張雲良出事後，他的家人就不見了蹤影，兩個女兒的家如今都是門窗緊閉
鄰裏鄉親，沒人能說得清張雲良作案的動機。按照常理，他本該擁有比一般人更優越的生活。
張雲良戶籍所在的陽山花苑31撞406房屋已出租給人，他家另外三套在該小區的房子據說也租了出去。而師古浜的房子，兩個女兒出嫁後，就剩張雲良妻子獨自居住，後來女兒將母親接到市區，這套房也外租。
張雲良死前每月可以領到130元的補助金和390元的土地占用補償金。據陽山街道辦介紹，滸墅關農民本世紀初開始動遷，很多家庭給了兩套房子，就是讓他們可以一套自住，一套出租，另有二三十萬的補償費，如今搞土地入股年終還可以分紅，當地農民人均收入有1萬多元。
警方的通報中稱，張雲良2006年到成都後一直沒有正當職業，主要經濟來源靠女兒資助。2009年，女兒因其又嫖又賭，減少了給他的生活費，張雲良遂多次以自殺相威脅向家人要錢。
以往，對成都的鄰居提及自己的女兒，張雲良總是滿臉的驕傲，“在花旗銀行上班，每個月兩三萬元”。後來他的女兒來成都辦理後事，房東曹女士曾當麵問過其職業，“她隻是笑了笑，說自己現在外企上班，以前是銀行的。”
在蘇州鄉親眼中，張雲良能生得這樣兩個女兒是他的福氣。他大女兒就在滸墅關上班，是一家規模很大的港資塑膠公司的高管，小女兒在鎮上的幼兒園教書。兩個女兒都沒住滸墅關，都住在蘇州市區。大女兒所住的金之楓花園，是楓橋路上高檔小區。
自從張雲良出事後，他的家人就不見了蹤影。“張經理很長時間沒來上班了。”大女兒公司一名職員對記者說。她兩個女兒的家如今都是門窗緊閉，鄰居也不知人上哪裏去了。
陸風祥最後一次見到張雲良是上世紀80年代初，那時陸已經當上了吳縣鐵礦的礦長。“他兩次做生意都虧了，找到我想回礦上。可我們是國營單位，他離職後名額被別人頂了，回不來，他又出去了。”
之後，陸鳳祥聽到了很多關於張雲良騙人的消息，“他四處借錢，做生意虧了就騙，騙了又虧”。陸說，張雲良不敢回來，一是怕別人追債，二是沒有混出個名堂無臉麵，“他不是那種吃得苦的人”。
說張雲良借錢不還的還有他的妹妹張學寶，她的家在陽山花苑六區。張學寶小哥哥7歲，她說兄妹之間感情本來不錯，但張雲良多年前向她家借了500元錢，拖著不還，討要多次都沒要回來。
最讓張學寶不能理解的是，後來，張雲良的女兒出嫁，作為孩子的姑姑應該參加，沒想到哥哥竟然沒有告訴她家。於是，兩家自此不再有什麽來往。
關於“又嫖又賭”
張雲良曾多次透露，女兒每月給他寄3000元用於治病和生活，後來才改寄1000元；大約在去年七八月份的時候，張雲良有些拮據，開始向胖大姐家借錢；至於嫖，多數的鄰居持懷疑態度，但也有鄰居評價他“是個老色鬼”
張雲良開始離家的時候，兩個女兒都很小。據熟悉他女兒的人透露，雖然父親沒怎麽照顧過他們，但他要錢時，兩個人還是滿足要求。她們還一直勸他回來安享晚年，但張雲良沒有把女兒的話當回事，後來，兩個女兒也心灰意冷了。
在成都，張雲良曾多次對人透露，他女兒一個月給他寄3000元用於治病和生活，後來被他朋友回去說了又嫖又賭後，才改寄1000多元。張的一名老鄉說，有些時候為了向女兒要錢，他會讓老鄉幫助自己給女兒打電話，說自己病得厲害，再不寄錢就要死。老鄉對這個做法也不以為是。
大約在去年七八月份的時候，張雲良在經濟上開始有些拮據，開始向胖大姐家借錢，“也都是50、100的”，但很有信用，女兒的錢一寄到，馬上就還了，但今年以來陸陸續續借了一共1200元，一直沒有還上。出事後沒幾天，他的女兒曾來過，胖大姐說本來想等著後事料理完了跟他的女兒“提一提還錢的事”，結果老張竟然是縱火犯，“也就不好意思再說了，就當打麻將輸了”。
張雲良打麻將輸了不少錢，這可能是他經濟變得拮據的另一個原因。附近理發店老板說，老張在理發店老板處理發時老談打牌的事情，女老板記得有一次他用普通話對其說：“今天又當了‘兔子’，被他們宰了”。她聽說老張今年以來就已經輸了2萬多，還說因為被女兒管住了錢，所以“今年不敢大賭了”。
張雲良生前主要是在胖大姐開的麻將館裏打麻將。胖大姐的說法是他們打的麻將都不大，就是在當地最普通的“一兩塊錢的”，半天下來輸贏幾十塊而已。“他要是有那麽多的錢打那麽大的麻將，還會欠我1000多塊錢呦”。
而在陸鳳祥記憶中，張雲良是從來不賭的。
關於張雲良“賭博”，還有另外一種說法，張在當地賭得“比較大”，“5塊10塊20塊帶花的”，一晚上輸贏幾百上千，鬥地主是“2、4、8、16元的”，每次也要幾百塊的輸贏。
他最後一次交房租是5月底，即死前的一個星期左右。而在6月初，女兒照例寄來1000元。他的房租是每月不算水電費150元。
至於嫖，多數的鄰居持懷疑態度，“他是那種打屁都還要人按出來的人，還咋嫖？”胖大姐說。值得一提是，張雲良此前房東，怕他病懨懨死在家裏不吉利，不願意再租房給他，因此他才搬到了現在的房東這家。在當地，有些租客是長期病號，死在出租屋裏時有發生，很多人都不願把房子租給這樣的人，
在當地流傳一個關於張雲良與女人說法，有陣子他帶了個20多歲的女人過來包了一個房，最開始還以為是他女兒，後來才知道是軍區總醫院的實習護士，而他自己開玩笑承認喜歡的女人是胖大姐，“所以才去胖大姐那打麻將”。
據了解，警察此前曾率先對周圍的各類“按摩院”進行了排查，當地人說，以前這裏很多簡陋的聲色場所，警察幾乎帶走了每一個按摩女，之後，這些大大小小的按摩院就在當地消失了。羅大漢倒是經常看見有女人去張雲良房間，“老的、年輕的都有，但沒問過。”他說，此處租住房屋的主要是做生意的、搞貨運的、看病的、做工的都有。
老鄰居謝大富(化名)覺得，說老張又賭又嫖是準確的，“因為他自己也經常對別人這樣說，周圍的人都知道，警察的說法沒錯”。“是個老色鬼”。也有鄰居這樣評價。
“最後的晚餐”
6月5日早上7點多，羅大漢看到張雲良提了兩個紙質手提袋出門，說“我進城”；“那麽多的汽油帶在他身上，從我身邊經過我卻沒有聞到一點的汽油味道”，羅大漢猜測後來汽油可能是由裝飲料的那種塑料瓶帶上汽車
警方的通報中提到，“張雲良多次以自殺相威脅向家人要錢，並流露出悲觀厭世的情緒。”“他似乎從來沒有表現出厭世的情緒”，有的鄰居說。而包括陸鳳祥在內的蘇州家鄉人，都說張雲良性格開朗、樂觀、外向。
但厭世的情緒還是有的，隻是沒有引起足夠的注意。謝大富承認，如果不是大意，悲劇似乎是可以避免的。
6月4日晚上，謝大富正要出去耍，下樓的時候碰到老張，“來嚐嚐蘇州的紅燒肉嘛”，這是鄰裏間最正常不過的邀請，謝大富自然不會拒絕。事後，謝說，他覺得這肉是吃得“太虧了”，“吃了塊紅燒肉，喝了一杯酒，卻接受了警方反反複複8次問詢”。
案發後，謝大富正在昆明跑生意，結果直接被4個成都警察帶回來查案。“我怕他們認為我是老張的同夥，而且這個事情確實太大，配合調查也是應該的”。
當晚老張表現平常。謝大富回憶，當時除了說了句聽起來更像是調侃的“這是咱們最後一次喝酒啦”的話，並無其它，那天還仍然保持了平常的喝酒水準，隻喝了一小杯而已。他甚至還照例去鬥了地主。當晚8、9時，一家張雲良租住地附近的茶館老板見到其正在該處鬥地主，她當時未發覺異樣。
唯一有些異樣的可能就是張雲良第二天起來得太早。6月5日早上7點多，羅大漢剛吃了麵條正在刷洗鍋碗時，看到張雲良提了兩個商場裏麵裝褲子衣服的紙質手提袋出門了，用報紙包住了袋口。
他很奇怪這麽早就見到張，在平時，張雲良都是起得很晚。問：“老張，你去哪？”答：“我進城”。沒發現反常的跡象，因此也沒多問。事後證明，正是這簡短的對話，老張得以被快速地證明“隨9路車一起出事了”。
事後警方的調查證明，至少從6月3日開始，張雲良的表現已經很不正常。“6·5”案發後，成都軍區總醫院附近一家加油站的監控錄像顯示，6月3日上午，張雲良總共去過加油站3次。頭一回，張雲良提了個塑料桶，被加油站拒絕售油；第二次，他提了個鐵桶，交了100塊錢，加了70塊錢的油，桶滿了；第三次又接了 30塊錢的油。
張雲良生前的房東太太曹女士向記者證實，6月3日上午，張雲良曾向其借水桶使用，但未說明用途，在征得同意後拿了其衝廁所的水桶，該水桶為某品牌裝修用聚酯漆的廢棄包裝桶，容量是20公斤，案發後已被成都警方作為證物取走。
羅大漢猜測後來汽油可能是由裝飲料的那種塑料瓶帶上汽車，“那麽多的汽油帶在他身上，從我身邊經過我卻沒有聞到一點的汽油味道”。
6 月5日中午，羅大漢在茶館喝茶時，老板娘說起“今天早上9路出事了”。一問時間，差不多正是張雲良出門那會兒，“他不會那麽巧就在那車上吧？”中午有人老找過張，電話打不通，下午開始大家一直給他打電話，仍是不通。到了晚上，房東見他一天沒回，電話又打不通，就去收治燒傷患者的軍區總醫院掛了號，不久後，證實了張雲良“正好就在車上”。
羅大漢回憶，出事頭幾天張雲良的脾氣不太好，把打牌的人都得罪了。這個也得到了諸多牌友的證實。一名牌友說，出事前幾天，張雲良一次打牌點了3個人的炮，被人催錢，他火了，從抽屜裏拿出一張鈔票撕個粉碎“催什麽催嘛！早晚給你們！”
仍有未解之謎
一種說法是，遺書是由老鄉在他女兒來成都的時候轉交的。當時，張雲良的女兒並未向警方通報遺書內容；記者發現，離張雲良家最近的9路車站是“軍區總醫院站”，而要在始發站“天回鎮”上車，則還需要反向坐5站地，他為何要這樣做呢？
在這個窄窄的巷子裏，在過去的一個月裏早已被有關張雲良的一切擠滿，關於縱火犯的點點滴滴是一個被討論過度的話題，一撥一撥的調查來了又走，很多人已被問得不厭其煩———“可以談點別的麽”？
被問及張雲良，一些人開始有些不耐煩，“咋個又是老張啊，把我們都搞慘了”，警察幾乎每天都來詢問，事情發生後，成華區分局(案發地)、金牛區分局(暫住地)、市刑偵大隊等警察都先後筆錄了七八次。有時一來幾十輛車子(當地的街道隻能容納一輛車通過)，半夜兩三點還在附近走動調查詢問。
據了解，案發後，張雲良的老鄉“老蔣”過來了，第四天，其女兒女婿坐飛機也過來。第四、五天，開始有公安過來調查，6月10幾日，張雲良被確定為重點懷疑對象。原本，他的女兒在6月11日處理完後事後返回上海，結果又被警方帶了回來。
張雲良的老鄉老蔣目前仍在成都警方“配合調查”。一種說法是，遺書不是寄給江蘇的，而是由老蔣在他女兒來的時候轉交給她的。當時，張雲良的女兒並未立即向警方通報遺書內容。估計遺書內容是後來警方在詢問老蔣和張雲良女兒的過程中得知的。此前，按照警方表述，6月9日，其家人收到了張雲良案發前從成都寄出的遺書。
此外，張雲良選擇9路公交車似乎也是精心選擇。從成都軍區總醫院去往市內的公交車有9路、9路(區間車)、39路、403和650等不同線路，但因9路車的終點站臨近成都最大的小商品零售批發市場荷花池市場，又在火車北站附近，轉車極為方便，乘坐人數最多。平時，住在附近的上班族，早上也都是趕這趟車。
但這其中也有讓人費解的地方。此前警方通報稱，經調查，6月5日7時40分左右，張雲良攜帶裝有汽油的塑料桶在9路公交車天回鎮始發站上車。但記者發現，離張雲良家最近的9路車站是“成都軍區總醫院站”，步行大概10分鍾左右，而如果要在始發站“天回鎮”上車，則還需要在出城的方向坐5站地到達終點站後轉車進城，他為何要這樣做呢？
“他什麽事情都幹得出來，他是聰明過頭了，一步一步走上絕路。”陸鳳祥相信張雲良會自殺，但他還是不能理解為何這樣極端，選擇將自己的身體與素不相識的乘客一起燒焦。
因為臉色蠟黃，身體不好，經常有人拿“生死”開張大爺的玩笑。在事發前幾天，一名鄰居曾開玩笑地問張雲良，“老張你咋還個不死呢？”他嘿嘿一笑“快了，就這幾天了”。
手記 艱難的搜尋破碎的信息 驚歎辦案之神速
7月2日，警方公布成都公交燃燒案是由張雲良縱火所致後，公眾在驚歎辦案之神速的同時，對這樣的調查結果也提出了質疑。
一個62歲的老人做出這樣震驚全球的事情，本就讓人不可思議。警方公布的信息對事件說明僅600字，留下了很大的猜想空間。一些網友質疑，將遺書列為重要證據，但對遺書的內容為何語焉不詳；張雲良62歲已是退休年齡，怎麽定性“不務正業”；“悲觀厭世”這樣的心理判斷是否能提供醫學方麵的證明。
7月3日，央視主持人白岩鬆在節目中也指出，這樣的公布缺乏細節。
為了了解張雲良這個人，本報記者兵分兩路采訪，一路前往成都，一路前往蘇州，但不論成都還是蘇州官方，對此事都緘口不談，一些了解張雲良的鄰居朋友，還被告知不能說話。
張雲良戶籍所在的滸墅關派出所，民警嚴辭拒絕采訪，並稱要經上級部門同意。
陽山街道辦一負責人對記者說，張的戶籍不在陽山花苑，而在滸墅關老鎮上，記者於是赴老鎮上打聽，得知張所在的紅星村多年前就劃歸陽山那邊管轄。記者找到的一張張雲良的常住人口登記表也明確寫著，張的戶籍地址就在陽山花苑2區31幢406。
幾經周折後，記者找到了張雲良家人的住址，多次前往，無奈門窗緊閉，人去樓空。得知張家人包括張的一名老鄉正在協助警方調查的消息後，記者向警方求證，最後還是沒有結果。
於是，這篇報道隻能提供一些破碎的信息給讀者，雖然每個細節都有出處的，但關於張雲良的麵貌依然模糊。依然隻有等待，等待更多的細節被公布，讓公眾停止猜想，不再存疑。
資料 警方通報鎖定他
公安機關全力以赴，開展了大量的勘查檢驗、偵查實驗和走訪調查工作。經過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現已認定成都公交車燃燒事件為一起故意放火刑事案件，燒死在車內後部的張雲良是故意放火案的犯罪嫌疑人。
警方介紹，今年62歲的張雲良是江蘇省蘇州市人，案發前暫住成都市。他在江蘇原籍嗜賭，長期不務正業。2006年到成都後一直沒有正當職業，主要經濟來源靠女兒資助。2009年，女兒因其又嫖又賭，減少了給他的生活費，張雲良遂多次以自殺相威脅向家人要錢，並流露出悲觀厭世的情緒。6月4日，其與女兒通話中表示“明天我就沒有了”“跟別人死的方式不一樣”等內容。6月9日，其家人收到了張雲良案發前從成都寄出的遺書。
經調查，6月5日7時40分左右，張雲良攜帶裝有汽油的塑料桶在9路公交車天回鎮始發站上車。有乘客證實當車輛由北朝南向城內方向行駛至三環路川陝立交橋處時，張雲良在車內傾倒所帶的汽油，並點燃引起車輛燃燒。
據現場勘查顯示，在張雲良所坐位置的地板上有汽油向車頭方向擴散流淌痕跡，該區域燃燒程度最為嚴重，專家組認定為點火區域。通過現場勘驗確認，車輛起火的中心區域隻有張雲良的屍體，在其屍體旁提取到一枚打火機防風罩。屍體倒地的姿勢和朝向表明，著火後張沒有主動逃生意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