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連傑的名字在中國耳熟能詳，年齡稍長的中國人都會清楚地記得，25年前放映的《少林寺》幾乎舉國癡迷。從這個時候起，李連傑開始了從少年武星向電影明星的演變之路。2002年，他以國際知名的動作明星身份，登上了《時代》周刊封麵。時隔8年，李連傑再次登陸《時代》，這一次，他扮演了一個全新的角色：慈善家。
國內媒體對《時代》周刊的這則報道的內容已經作了鋪天蓋地的轉載，其主線是李連傑在事業的巔峰時期，放棄了風光的演藝生涯，開始為自己創辦的“壹基金”不知疲倦地奔走。很難找到其他的一線明星能完全放棄賴以成名的職業，全身心地投入到慈善事業中，他們中許多人隻是在拍寫真或電影時才落足非洲。李連傑對壹基金的管理和透明提出了跡近神經質的要求，基金的財務由德勤會計谘詢事務所獨立審計，並點名提到波士頓谘詢集團和麥肯錫是他的管理合作夥伴。他想讓這個慈善組織像上市公司一樣運作，希圖開辟中國“21世紀的慈善事業”。基金賬戶是在汶川大地震後不久就建立起來的。《時代》認為，對這場災難的反應標誌著整個中國慈善事業一個劃時代的轉變。
李連傑為什麽放棄正如日中天的事業和炫目浮華的生活，從事平凡的慈善事業？《時代》周刊分析認為，並非是海嘯的劫後餘生讓李連傑突然頓悟，而是深入到他自少年以來的成長曆程埋下的思想邏輯。作為少年時代的武術冠軍，李曾經全球巡演，家國的榮譽和自豪感由此生成：“我代表十億人民，我必須做好。”而在他此後的演藝生涯中，他主演的多是浸透著民族主義的題材，使他相信，家國的興亂比一己之得失更重要。
這種宏大的家國使命感，隱約地成為他思索個體生命時不能逾越的屏障。他疑惑人究竟是什麽？以他的思維邊界所及，他認為如果個體脫離集體的皈依，什麽都不是。因此，他要把自己變得很低很低，借用胡蘭成描述張愛玲的話就是：“低到塵埃裏，但他心裏是歡喜的，希望從塵埃裏開出花來。”當然，不是20世紀30年代上海灘上那樣靡靡的愛情之花，而是一種新的鮮花，其形態是西方人道主義，其內裏是中國千年修齊治平理想和當代民族主義。這從他的話裏可以感受得到的，“在這個國家開放之前，人們更關注精神生活，”他說，“自開放以來，我們則更注重物質生活。為了中國文化，該是予以平衡的時候了。”
盡管我並不覺得，李氏這種以集體壓倒個體的思想自覺對大多數終日為生活而勞碌的普通人適用，但作為遊走於中西文化之間的人。他那些浸染著文明色彩的理念和行為，或許是中國得到真正改變的希望：作為個體，我們不缺失公共參與精神，才會真的成為公民；作為國家，我們自信地承擔責任，才會真的贏得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