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小剛:忍不住想罵娘 楊瀾:你能不說髒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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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你是不是可以不要說髒話?

  馮:我真的是在心裏萌動,去你大爺的吧,我就不跟你們打交道了,我就不幹這個了,是吧,不幹這個了。

  一邊要為喜劇正名,一邊又不甘心僅僅當一個喜劇導演。事實上,這種進退兩難、想贏怕輸的掙紮情緒,在近兩年馮小剛的作品中流露無遺。口舌間的幽默調侃還在,但生活的無奈和辛酸卻越來越被放大。馮小剛真的變深沉了?還是他原來就不淺薄?摘編自《楊瀾訪談錄2》 

 “拍喜劇非常難,比讓一個人哭還要難”

  楊瀾(以下稱楊):你遇到跟現實有關係的題材,打心眼裏就會有種激動?

  馮小剛(以下稱馮):對對,像徐帆跟我說了一件事,我覺得,哎,這東西就能是喜劇。

  她有一天問我,她說葛成生是誰啊,我說葛成生不認識啊,她說特有名,我在成都啊、出差去的很多地方,老聽說葛成生PLEASE。

  楊:葛成生PLEASE?

  馮:結果有一次在杭州,她說你聽,葛成生PLEASE,我一聽,是,葛成生PLEASE,後來呢我就問那個———我當然知道他是說的英語———我就問旁邊會英語的,他說……

  楊:attentionplease.

  馮:但是全中國的空中小姐她們發音,一說英語啊都是……

  楊:各種各樣的。

  馮:不是,後來我在首都機場,確實在不同的機場我都聽到她們說的是葛成生PLEASE。

  楊:葛成生PLEASE。

  馮:是這樣的。那一個不會英語的人他聽的就是葛成生PLEASE,然後他覺得葛成生是一個特別有名的人,在全國的機場哪都叫他,這事你說放在電影裏頭多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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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你覺得喜劇比悲劇難?

  馮:我覺得喜劇是非常難的,比讓一個人哭還要難。

  楊:所以當別人都說你特俗的時候,我是說,有一個階段說這個就是迎合市場啊,低級庸俗啊……

  馮:你知道我心裏想什麽?心裏想的是,你要認為你洋,咱倆可以比一比,你真不見得洋得過我。他們認為他們很高雅,我很庸俗,你要有機會去他們家一看,從那裝修上你就感覺到他一點品位都沒有,你要到我們家一看,就會知道什麽叫雅,什麽叫調子,什麽叫質感。

  “我是商業導演,但不是商人”

  楊:1997年,你拍攝了內地第一部賀歲片《甲方乙方》,後來陸續拍攝了《不見不散》、《沒完沒了》、《大腕》等商業片,在七年內創造了兩個億的電影票房,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票房冠軍導演。

  馮:我一次都沒砸過,怎麽能一次都不砸,我後來覺得我自己確實是……

  楊:挺牛的。

  馮:挺牛的,就為了這挺牛的,就得扛著那個背著這個。拍《天下無賊》的時候我找過薑文,我說能不能你來演這個賊,因為我覺得薑文可以把一個人演得特別壞,在這基礎上又把這人演得好了。

  楊:他是一個天才。

  馮:所以他就跟我說:小剛,你呀,就背著一個“非要”,就是這麽一包袱,你能不能把這包袱從肩膀上扔下來,你就拍砸一回,怎麽了?他說:你要有這樣的決心我才跟你拍,,我現在有好多事。我說那等到什麽時候?他說你看你心不誠,你要等我一段時間。

  楊:薑文有他自己的規則。但是他說你可以砸一回,你心裏怎麽想呢?

  馮:可以砸一回,我是覺得把這個電影拍好看了是一個有意思的事。

  楊:你曾經說過一句話,你說有人當批評你是商業電影導演的時候,你說我是一個商業導演,但是我不是一個商人,有些藝術片的導演其實他們更像商人。是基於一種什麽樣的情況這麽說?

  馮:《一聲歎息》這個電影拍的時候沒有一個投資人願意往裏投,我動員中軍,中軍說:它其實不賣錢,但是因為咱倆的關係,我可以幫你投,那你能不能就別拿錢了。我說行,我就動員徐帆、動員製片主任陸國強,我說咱們都不拿錢。我覺得吧,好多認為自己不是商人是藝術家的這種吧,真的你不給他錢,他是不幹的,而且他錢要得不少。你自己喜歡的東西,你是可以把這個利益給舍掉,因此我拍的電影很有商業性,但我確實不是一個商人。

  渴望背井離鄉的自由生活

  楊:2001年,在拍攝電影《大腕》時,你遭遇了突發性的心髒疾病。在美國的那個晚上,因為也不能夠去外麵求救,是不是有一種夫妻兩個相依為命的感覺?

  馮:嗯。我隨身老帶著一個量血壓那個東西,往這兒一弄,徐帆一量,實際上我當時的心跳可能是特別地快,血壓也不正常,但她告訴我,心跳正常,血壓也正常,她說我覺得你是心理作用。我也覺得我是自己嚇唬自己,然後呢,一夜就過去了。第二天她告訴我,她是實在不知道怎麽辦了,她也不會說英語,也不知道找誰去,在那個賓館裏頭,所以她隻能一個勁地那麽說。

  楊:她用心理的方法來安慰你。

  馮:她就告訴我沒事,結果果然就真的是沒事,實際上我那個血壓和心跳都特別不正常。

  楊:但同時有沒有一種時間的緊迫感?

  馮:我跟趙寶剛聊天,我說看他的那個《別了,溫哥華》,一幫年輕人前不著村後不著店地那樣生活,我感觸頗深。我現在想,我特別希望能夠有機會,比如把我扔在美國,兩年或者三年,大概給我一筆餓不死的錢就行了,讓我流浪。

  楊:幹嗎呢,要這個幹嗎呢?馮:我喜歡過一種這樣的生活。我跟趙寶剛說,我們沒有出去闖蕩過,就是背井離鄉到一個陌生的國度、一個城市,然後靠幹活養活自己。就是說我們能隻身上路,誰也不管了,不要到死的時候,你都要一部一部地拍著電影,被這個東西吊著,被旁邊所有的複雜關係吊著。最後你就會覺得,其實這麽自由自在的過幾年比拿那個奧斯卡獎更重要。

  “媒體,我不玩兒了”

  楊:這就是現在站著說話不腰疼,你想想自己那時候做美工的時候,第一次人家讓你做編劇,第一次讓你做導演的時候,那個時候不是哭著喊著往上走嗎?

  馮:我如果今兒跟徐帆說,你能不能送我一個禮物,讓我走,她說行啊,去吧,我第二天拿著包就玩去了,而促成我這個想法的,跟媒體有衝突就是重要的原因。

  據說上次泄露我家地址的那個媒體還表彰那個記者,在這件事上已經沒有是非了。

  楊:但你是不是可以不要說髒話?

  馮:然後我就發現,我真的是在心裏萌動,去你大爺的吧,我就不跟你們打交道了,我就不幹這個了,是吧,不幹這個了。

  楊:為什麽偏偏就是說這些那麽小的事,你要用一種這麽激烈的碰撞的這種方式來麵對,你完全可以開一句玩笑,然後就等於罵人不露髒字就過去了,為什麽?

  馮:在這件事上,我不想妥協,我也不想跟他們再這麽開心,就是假裝開心的在那兒玩。所以我回家以後,我跟徐帆也說了,我說你要有精神準備,就是說我處在這樣一種邊緣,因為我越來越覺得他們特別地髒,我不想跟他們玩了,我說我願意以不做導演為那個代價。

  楊:那你的代價太大了。

  馮:我覺得是這樣的,我總是不斷地湧出這個想法,像潮水一樣的,越想越興奮。

  楊:我不願意跟你們玩了。

  馮:然後他挑釁我的時候,我可以按照我最解氣的方式來對待他,然後我告訴你,我不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