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張愛玲之所以寫這樣一個小說，就是因為她在現實中遭到很多人的批判，她無法忍受這樣的壓力，所以用小說的形式來為自己投靠做掩飾，在人性上找到一種合理的解釋。
一個沒落自私、夢想榮華的女子蛻變為婆娘幾乎順理成章，這樣的文學或曆史形象不可能為她開脫。她必須把一個抗日之士變成一個情婦才能達到目的。但這項工程的難度不亞於把白說成黑，方說成圓。這是小說《色戒》從娘胎裏落下的致命傷，沒出生就斷氣了。這麽一塊沒生命的骨肉，李安再做人工呼吸也無濟於事..................
1995年，張愛玲去世後，中國內地出現了“張愛玲熱”。對此，我寫了《“張愛玲熱”要降溫》。其後，關於張愛玲，我又寫過4篇文章，評說了“張愛玲熱”這一文學現象。在這些文章中，我認為：“張愛玲在中國現代作家中是一位有個性、有特色、有相當成就的作家”，但“有三樁關係到張愛玲‘大節’的事件，人們是不該忘記的”：一、她在抗戰中“民族大節”有虧；二、在日寇投降後仍包庇、資助她的同居者、胡蘭成；三、新中國成立，黨和政府沒有對她算老帳，但她卻在1952年到香港後炮製反共小說，露骨地反共反人民。我說的都是事實。古遠清先生（以下簡稱“古”）在1996年《今日名流》第9期上發表《張愛玲是“文化”嗎?》一文對我進行批評。同年《今日名流》第12期刊登我的文章《何必匆匆為張愛玲曲辯》，對“古”文作了回答。其後，“古”沒有再寫為張愛玲曲辯的文章。因此，我以為在張愛玲評價問題上，我與“古”可能有了共識，“古”或許已改變了他對張愛玲評價的原有觀點。
孰料10年後，“古”竟寫了長達14000字的長文《海峽兩岸“看張”的政治性和戲劇化現象》，以眾人皆錯、唯我正確的自以為是，在正文和附注中一口氣點了迅雨（傅雷）、李子雲、錢穀融、王瑤、唐弢、丁易、劉綬鬆、黃修己、《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四位學者（錢理群、吳福輝、溫儒敏、王超冰）、劉心皇、蘇雪林、周錦、司馬文偵、陳遼、何滿子等十八人的名，指責他們：“兩岸左右翼文人聯手挖坑‘活埋’張愛玲”；其中特別指稱劉心皇、陳遼、何滿子是“忠義文學評論家”，“聯袂‘宣判’張愛玲為‘文化’”。氣勢洶洶，不可一世。然而，在這14000字的長文中，“古”卻對張愛玲的曆史真實、張愛玲的作品實際沒有什麽評述，意在遮蔽。在此情況下，我覺得有必要將“古”遮蔽的張愛玲的曆史真實及其作品實際告訴讀者，敬請讀者及專家將我這篇文章與《“看張”》比照，看看這場有關張愛玲評價上的爭議究竟誰是誰非。
一、張愛玲的曆史真實和作品實際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中華民族處於存亡絕續的關鍵時刻。無論是國民黨統治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還是被日本強占的淪陷區，百分之九十幾以上的人民都為抗日戰爭勝利而艱苦鬥爭。而少數卻喪失國格人格，認敵為友，充當日本法西斯侵華的工具和幫凶，成為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凡是愛國的中國人，當時無不痛恨。張愛玲（1921-1995）與文化大胡蘭成先姘居、後結婚的年月，並非在抗戰以前，也不是由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在抗日戰爭已經進行了六七年的時刻，自覺自願與胡交歡。而且，張愛玲也不是無知無識的女性，而是大學生，當時的高級知識分子，已有一點名氣的女作家。
糟糕的是，張愛玲和文化大胡蘭成結識後，竟對他傾心愛戀。她贈給胡蘭成一張照片，背麵寫著兩行小字：“見了他，她變得很低很低，低到塵埃裏，但她心裏是歡喜的，從塵埃裏開出花來。”那時，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已從防禦轉為進攻，日寇敗局已定，張愛玲竟愛上了文化大並和他正式結婚，在民族大義麵前，不能不使她蒙垢含羞。她的舅舅對她不齒，她的弟弟張子靜在《我的姊姊張愛玲》中說：“胡蘭成說她‘不會跌倒’，她卻為胡蘭成跌倒了。”張愛玲與胡蘭成結婚後，胡蘭成“隻身來到武漢。因受日本人指使，在武漢接編《大楚報》，並創辦了一個政治軍事學校，其目的是想在武漢炮製出一個日偽政權———‘大楚國’”。令人難以原諒的是，張愛玲在淪陷區上海的創作，竟和敵偽政治相聯係。她在作品中歌頌日本；嘲諷正與德國法西斯浴血奮戰的社會主義蘇聯；對還在抗日的蔣介石造謠誹謗。那些一味哄抬張愛玲的人，卻隻字不提這些作品。在《忘不了的畫》裏，張愛玲在這麽一篇談繪畫藝術的文章裏也忘不了對日本稱讚一番：“日本對於訓練的重視，而藝妓，因為訓練得格外徹底，所以格外接近女性的美善的標準。”而在當時，“對於訓練的重視”的日本人正在滅絕人性地大肆殺戮中國人。在《雙聲》一文中，她說：“同西洋同中國現代的文明比起來，我還是情願日本的文明的”。這樣公開的媚日言論即使在敵偽報刊上也不多見。當時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地區裏與日寇作殊死戰的軍民都知道“日本的文明”究竟是什麽。在《公寓生活記趣》裏，哪怕是開電梯的丟了一隻舊的牛奶瓶換了一隻小一號的牛奶瓶這麽一件小事，張愛玲都沒有忘記刺一下社會主義蘇聯：“這一類的舉動是頗有點社會主義之風的”。而當時蘇聯是反法西斯的主力，在衛國戰爭中，傷亡2000萬人以上。在小說《等》裏，她竟借作品中人物之口誣蔑蔣介石“因為戰爭的緣故，中國的人口損失太多，要獎勵生育”，便下令政府工作人員討“二夫人”。說了一遍不算，又說第二遍：“……裏邊蔣先生（即蔣介石）因為打仗，中國人民死得太多的緣故，下了一條命令，討了小也不叫姨太太叫二夫人———叫他們討呀!”國民黨政府在大後方誠然腐敗，但它畢竟還在抗戰，而且蔣介石從來也不曾下令政府工作人員討“二夫人”。造謠造到蔣介石頭上，可見依附敵偽的張愛玲的膽子多麽大！這在依附敵偽的作家中也是僅見的。請問“古”：在淪陷區作家中還有誰敢這樣指名道姓地對蔣介石造謠？
日寇投降，國民黨政府又重新統治了上海。這時胡蘭成“感到大禍即將臨頭，但又不甘束手待斃，積極策劃，與二十九軍軍長鄒平凡一起匆匆宣布武漢獨立，並擁兵數萬，妄想成立武漢軍政府”。“‘獨立’了13天，便分崩離析了。”胡蘭成逃到上海，曾到張愛玲處住了一宿，後又逃到溫州，化名張嘉儀。此時，張愛玲一方麵包庇丈夫，以稿費支持潛伏浙江鄉下的胡蘭成，還路途迢迢地看望背著張愛玲已和範秀美結親的胡蘭成，苦苦哀求胡蘭成在她和小周（胡蘭成在武漢活動時的情人）之間作出選擇。在已被通緝的文化大胡蘭成麵前，仍然“很低很低，低到塵埃裏”；另一方麵，她卻在《有幾句話同讀者說》中對抗輿論界對她的揭發、批評，大言不慚地申明：“我自己從來沒想到需要辯白，但最近一年來常常被人議論到，似乎被列為文化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寫的文章從來沒有涉及政治，也沒有拿過任何津貼。”其實，當時輿論界指責張愛玲是“文化”，是有根據的。她不但作為知名女作家和大胡蘭成結婚，而且和上海很有權勢的日本人池田紀篤友善，出入汪偽第三把手周佛海的家門；日本軍人宇垣大將到上海，也想與張愛玲結識。上麵我引述的張愛玲的多處文字，更揭露了張愛玲所謂“寫的文章從來沒有涉及政治”是騙人的假話。至於拿什麽“津貼”，根本沒這個必要。她的稿費多得很也高得很。《傳奇》出版的第四天就再版，她還要“津貼”做什麽?
若問：像張愛玲這樣的人，因何未受國民黨政府懲治?這是因為，抗戰勝利後蔣介石忙於發動內戰，打共產黨，因此他把抗戰期間降敵的一百多個將領和不少汪偽高官收編，委任他們為“司令”、“長官”，根本不予法律處理。連大周佛海在蔣介石包庇下也免予一死。即使如曾任汪偽中央宣傳部次長、法製局局長的胡蘭成那樣的文化大，也未認真緝拿歸案，“繩之於法”。據潔芳提供的資料，從1945年9月至12月，軍統在南北各地，僅捕獲嫌疑者4291人，移送軍法機關審判者隻有334人，移送航空委員會訊問查辦者24人，在押病死者43人。1946年4月至1947年2月，高等法院共審理案530餘件，終結381件。其中判處死刑14人，無期徒刑24人，有期徒刑265人。最後受到刑法處理者隻有303人，隻有總數三四萬人的1%。如此“懲奸”，張愛玲自然可以逍遙法外了。這和解放區在抗戰勝利後嚴肅、認真地進行懲奸，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由於張愛玲未被國民黨政府“繩之於法”，所以我在《關於淪陷區文學評價中的幾個問題》中，將張愛玲和另一位附敵女作家蘇青作為“以不同方式附敵附偽的作家”的代表，以之與作家代表周作人、陳彬和、胡蘭成相區別。而“古”卻反而因此說我“以老新四軍戰士的身份給張愛玲補劃‘文化’”。這就是“古”的論戰“邏輯”!
二、張愛玲從依附敵偽到
“附蔣”到緊貼共產黨政治到
“附美”，其人品、文品實在差勁
當張愛玲得知國民黨捉拿胡蘭成不過是一陣風，胡蘭成的生命已保無虞以後（由此可見，國民黨政府在抗戰勝利後“懲奸”，完全是裝模作樣給百姓看的，當不得真），她就立刻“附蔣”，在文學作品裏企圖向國民黨的政治靠攏。她在1947年發表的《華麗緣》裏有意插進這麽一段：“我注意到那繡著‘東怡劇團’橫額的三幅大紅縵子，正中的一幅不知什麽時候已經撤掉了，露出祠堂裏原有的陳設，裏麵黑洞洞的，卻供著孫中山遺像，兩邊掛著‘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的對聯。那兩句話在這意想不到的地方看到，分外眼明。我從來沒知道是這樣偉大的話。隔著台前的黃龍似的扭著的兩個人，我望著那副對聯，雖然我是連感慨的資格都沒有的，還是一陣心酸，眼淚都要掉下來了。”這段文字，對於《華麗緣》的主題和“一個行頭考究的愛情故事”都是不搭界的，隻能理解為張愛玲急於“附蔣”，急於向國民黨的政治靠攏。
新中國成立，中國進入了曆史上從未有過的新時代。黨和國家對國民黨統治區沒有逃跑台灣仍然留在大陸的作家藝術家，抱歡迎態度，采取團結他們一起建設新文藝的政策。對張愛玲也不例外。上海舉行第一次文代會時，正式邀請張愛玲作為代表參加。上海電影劇本創作所成立，上海文藝界領導人夏衍打算請張愛玲來擔任編劇，後因為有人持不同意見，隻好稍待一時。鎮壓反革命期間，對張愛玲並無觸動。善於見風使舵的張愛玲便又迅速緊貼共產黨政治。共產黨對張愛玲是爭取、團結的。但是，我們後來從張愛玲的《浮花浪蕊》（收人《惘然記》，1983年）中得知，她以主人公洛貞從羅湖橋出境後的心理描寫寫出了她自己1952年從羅湖橋出境後的心理體驗：“她覺得是個陰陽界，從陰間回到陽間”。她把新中國視為“陰間”，這倒恰好用得著這麽一句話：對新中國懷有刻骨仇恨!
我們回過頭來看張愛玲在新中國生活期間的作品，卻又發現她在字麵上對共產黨的政治比國統區留下來的任何一個作家跟得都緊，簡直到了熱衷為政治服務的程度。這隻有一個解釋，張愛玲寫在紙麵上的全是假話。為了讓讀者了解張愛玲在新中國生活期間的陽一套、陰一套，我們不妨對在上海《亦報》發表的《小艾》、《十八春》中的某些文字略作引述：
小艾作為女傭被主人席景藩強奸後，對主人景藩、主母憶妃，“她是恨透了他們，但是不光是他們兩個人，根本在這世界上誰也不拿她當個人看待。她的冤仇有海樣深，簡直不知道要怎樣才算報了仇，然而心裏也常是這樣想著：‘總有一天我要給他們看看，我不見得在他們家待一輩子。我不見得窮一輩子。’”比起《白毛女》裏的喜兒來，小艾的階級覺悟高多了。其後，小艾聽說丫頭連喜出逃被人騙賣成妓女的故事，“心裏非常難受，對於這吃人的社會卻是多了一層認識”。金槐大罵國民黨，“說到後來上海失守，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又十分憤慨”。小艾“聽他說說”，“長了不少見識”。小艾和金槐後來結了婚，苦盡甘來，“那是蔣匪幫在上海的最後一個春天，五月裏就解放了”。小艾在舊社會裏帶來的病還沒有好，解放後的小艾對金槐說：“我真恨死了席家他們，我這病都是他們害我的，這些年了，我這條命還送在他們手裏。”金槐道：“不會的，他們已經完了，現在是我們的世界了，不會再讓你死的。不會的。”小艾住進了醫院，起初隻是覺得那程醫生人真好，三等病房那兩個看護也特別好，後來才發現那原來是個普遍的現象。“她出院以後，天天去打營養針，不由得感到醫院裏的空氣真是和從前不同了，現在是真的為人民服務了”。小艾到印刷所裏做折紙工，“通過學習，把眼界也放大了，而且明白了許多事情”。小艾懷了孕，“有時候想著，現在什麽事情都變得這樣快，將來他長大的時候，不知道是怎樣一個幸福世界，要是聽見他母親從前悲慘的遭遇，簡直不大能想像了吧?”
比起《小艾》來，張愛玲在《十八春》裏對共產黨政治的服務更到了觸目皆是的程度：
“我覺得我姐姐（曼璐）沒有什麽見不得人的地方，她沒有錯，是這個不合理的社會（指解放前的舊社會）逼得她這樣的。”“我也不是個共產黨，我還沒有那個光榮。我不過想著，像我們這樣一個工程師，在這兒待著，無論怎麽樣努力，也是為統治階級服務。還是上那邊去（指往蘇區）或者可以真正為人民做一點事情。”“我告訴你一樁事情。別的朋友麵前我都不說了，告訴你不要緊———我預備到解放區去。”（按：叔惠去的地方是蘇維埃地區，簡稱蘇區，那時還沒有“解放區”的說法）“像我是對政治最不感興趣的，可政治不清明，簡直就沒法子安心工作。”“其餘都是些有名的鄉紳，其實也就是地頭蛇一流的人物，靠剝削人民起家的”。
“她（指曼禎）是在國民黨的統治下長大的，那一重重的壓迫與剝削，她都很習慣了”，“在她看來，善良的人永遠是受苦的，那憂苦的重擔似乎是與人生俱來的，因此隻有忍耐。她這還是第一次覺得冤有頭，債有主，她胸中充滿了悲憤。”“到底是解放區那邊什麽人才都有。”“從前我們醫院的院長（指張慕瑾）給國民黨捉去了，冤枉他是，跑到醫院裏來搜，簡直像強盜似的，逼著那院長太太叫她拿出錢來，把她吊起來打，拿火燒她的腳後跟……”“你可以加入家庭婦聯（按：新中國成立後並無“家庭婦聯”那樣的婦聯組織，是張愛玲自己編出來的組織），她們那兒有許多有意義的工作可做，有機會還可以參加學習，像你這樣聰明的人，思想很快就可以搞通了。”“老實說，我對新中國的前途是絕對有信心的，可是對我自己實在缺少信心。”“你（指世鈞）要到東北去（工作）我也要跟你一塊兒去。”“所以還是那句話：‘政治決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我結果是弄得家破人亡!”
…………
我之所以摘引這麽多張愛玲在《小艾》、《十八春》中如此緊貼共產黨政治的話語，隻是為了指明：一、張愛玲及其作品從敵偽統治時期起她的創作一貫與政治密切聯係，而她生活在新中國的日子裏，她在文學上緊跟共產黨的政治比任何一個原在國統區的作家都更要表麵化；二、張愛玲在心底裏把新中國看作“陰間”，但她在作品裏卻把“陰間”寫成光明的“陽間”，把國民黨政府、國民黨軍隊、解放前的舊社會寫成黑暗的“陰間”，如此陽一套陰一套，也是國統區留下的作家們中間所罕見的；三、張愛玲把對新中國的仇恨隱藏得這麽深，而對新中國的歌頌又歌頌得如此表露，這倒真有點難為了她；四、凡是對社會主義新中國有點感情的人，如果得知張愛玲一方麵把新中國看作“陰間”，另一方麵又在《小艾》、《十八春》裏對共產黨這樣歌功頌德，對國民黨、“蔣匪幫”這樣大罵特罵，仍然還要做“張迷”，是不是有點兒“冤大頭”?!
1952年，張愛玲去了看港。很快供職於美國新聞署在香港的新聞處。麥加錫是她的頂頭上司。她又很快決定“附美”。張愛玲在香港期間寫出了《秧歌》、《赤地之戀》兩部思想上反共、藝術上拙劣的作品。麥加錫後來很得意地告訴著名女作家陳若曦：“是他們提供資料，張愛玲便坐在書房裏寫出來的。”張愛玲自己也在後來坦言，故事大綱預先已經定好，她是在“授權”的情形下寫成的。《秧歌》寫農民在土地改革後被勒索“捐獻”，終於“暴動”。女主人公月香縱火焚燒糧倉，卻葬身火海。不久，村民們奉命備齊年禮，扭著秧歌到軍屬家去拜年。《赤地之戀》寫了“土改”、“三反”、“抗美援朝”，在張愛玲的筆下，解放農村生產力的“土改”，反對腐敗的“三反”，抗擊美國侵略者的“抗美援朝”，全被寫得麵目全非，黑白顛倒。這時，張愛玲已明目張膽地、肆無忌憚地與美帝國主義的政治密切聯係，為美帝國主義的政治服務了。當年曾經發表過張愛玲的較好作品《金鎖記》的老作家柯靈直率地說，《秧歌》、《赤地之戀》是“壞作品”，“致命傷在於虛假，描寫的人、事、情、境，全部都是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了作者原有的光彩”。
從上可見，有奶便是娘，就是張愛玲的創作傾向。不同的隻是，張愛玲對敵偽、國民黨政府、美帝國主義，是心裏“叫娘”；而對共產黨是心裏“罵娘”。難怪胡蘭成說她：“非常自私，臨事心狠手辣。”確是知妻之言。
對張愛玲及其作品充塞“政治性”的評價，不可能置當時當地的政治於不顧。夏誌清從反共政治出發，大捧張愛玲，大吹《秧歌》、《赤地之戀》，瞎說張愛玲的成就超過魯迅。不能跟夏誌清學樣。我們一方麵肯定張愛玲的某些作品在藝術上有特色，另一方麵實事求是地指出，張愛玲民族大節有虧。
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張愛玲之所以在淪陷時期走紅上海，很大一個原因即在於，抗戰爆發後，絕大多數的優秀作家或到革命根據地或撤退到了大後方。被迫留在淪陷區的作家，有的忙於做地下工作，寫文章隻是餘事，而且他們不可能有言說自由；有的隱居；有的暫時擱筆；加之，敵偽政權“把新文學傳統一刀切斷”（柯靈語），所以，淪陷區文學中並沒有什麽特別優秀的上佳之作。這也並不奇怪，正如迅雨（即傅雷）說的：“在一個低氣壓的時代，水土特別不相宜的地方，誰也不存什麽幻想，期待文藝園地裏有奇花異卉探出頭來。”
張愛玲的曆史真實如此，張愛玲的作品實際如此，張愛玲一貫依附不同時代、不同政權的政治如此，因此，當上海某高校在某教授的策劃下，擬於2005年（抗戰勝利60周年）舉行“張愛玲國際學術研討會”時，老作家、老評論家何滿子先生出於民族義憤，認為“張愛玲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抗戰勝利60周年時舉行，很不合適。有關部門接受了何老先生的意見，建議某高校停止舉行這一研討會。後來，某高校決定不舉行這一研討會。這樣做，十分正確，深得人心。而“古”卻對此大為不滿，在《“張看”》中竟對何老先生上綱上線，說什麽“讓人覺得好像是大批判運動又來了”。這是不講大義，不識大體，不顧大局!夏蟲不可與語冰，此之謂也。
附錄：李安的成名背景的背後：成名的蹊蹺
而李安之所以在國際上比張藝謀影響更大，是因為李安更會投洋人所好。張藝謀所作的隻是把中國文化最惡劣的成分當作中國文化的代表給洋大人看，這樣一種跪的姿態讓洋人感覺不錯。而李安卻對西方文化更加了解，在《推手》、《喜宴》中十分成功地表現了中西方的文化衝突與優劣，集體主義內核的東方文化與個人主義內核的西方文化之間，李安無疑更接受後者，他的這樣一種立場的影片，十分清晰地讓西方人看到了西方文化對東方文化的優勢與征服。李安的這個下跪，跪的更幹脆漂亮，獲得西方主人的賞賜也就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