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巧妙突圍還是新衝擊，如何麵對道德和現實的拷問
■ 世俗與“恐艾”夾擊下，這一群體與社會如何對峙與和解
核心提示:一邊是世俗和父母的步步緊逼，一邊是艾滋病的惘惘威脅。中國近3000萬的同性戀者何去何從？ 這一群體在社會和文化上處於邊緣，但站在艾滋病防治的角度，容不得我們對任何一個角落保持有意或無意的忽視。
原文標題：斷臂
深圳阿梅和阿光的故事是一個現實版的《喜宴》。他們，一個是“男同”，一個是“拉拉”(指女同性戀)，正式登記結婚，但平時分居，各有自己的同性愛人。阿梅懷上了阿光的孩子，一個特殊的三口之家即將誕生。
這種被稱為“互助婚姻”的家庭，據圈內人士保守估計全國已超過500個。在中國同性戀婚姻尚難合法化的當下，“互助婚姻”被認為是“以婚姻為偽裝，獲得愛的自由”，還有利於建立“一對一”的伴侶模式，減少因多性伴帶來的艾滋傳播風險。
比起電影《斷背山》裏一個被打死、一個孤老終生的悲劇，這樣的婚姻找到了一個和世俗“暫處”的方式，然而這始終不是真正的“喜宴”。“互助婚姻”在衝擊中國傳統家庭模式之餘，帶來了更多道德和現實的拷問。
《南方日報》記者 陳楓發自廣州 (南方日報供騰訊新聞專稿，轉載請注明)
《喜宴》真實版
望著父母鬢角的白發，阿梅決定在網上發布“征婚啟事”
在區民政局領證時，兩人的眼角都有些濕潤
婚宴上阿梅拚命喝得爛醉，終於逃過了“鬧洞房”的尷尬
冬天來了，阿梅這兩天口幹，老想吐。
她懷孕4個月了，是跟丈夫阿光借的種。
這是一對讓外人羨慕的婚姻：男女雙方都是高學曆，都是白領，30歲出頭就有房有車。兩人的性情也好，阿光是出了名的細心體貼。
隻是朋友們不知道，他們平時一個住在城裏，一個住在郊區。阿光有一個男朋友阿熊，煮一手好菜，兩個人拍拖已經好幾年了，住在城裏。而阿梅的情路比較坎坷，現在還在追逐著她的同性愛情。隻有當親友來時，這“兩口子”才臨時住在一起“應付檢查”。
“目前合作愉快，我希望和他們是一生一世的朋友。”阿梅是一個聰慧的女子，14歲時發現自己喜歡上班裏一個學習很優秀的女生，於是就發奮讀書，追著她從重點中學念到北京名校，但最後那個女生出國了。阿梅隻身南下，追求新的生活。
一次次頂住父母的“逼婚令”，但奶奶臨終前的一句“看不到你成親我閉不上眼”，讓阿梅心裏滿是愧疚。望著父母鬢角的白發，她在網上發布了“征婚啟事”。
經過QQ上的幾次篩選，她選擇了斯文、高學曆的阿光。此前一次圈內飯局，阿光和阿熊的溫馨小家給她留下很好的印象。她一直強調，“互助婚姻”最重要的是對方的人品。
去年初，他們登記了，派喜糖了。阿光單位的領導高興地說：這個老大難青年總算解決了。在區民政局領證時，兩人的眼角都有些濕潤。
新婚時，阿梅興奮地在博客寫道：“我們是一群有想象力和創造力、實踐力的年輕人。當我們在外人麵前一派恩愛模範夫妻的時候，我會覺得很得意：看看你們，又被我們兩個給騙了吧，嘻嘻！”
但婚姻畢竟不止是一場婚禮，更多的是“囉唆的責任”。在朋友麵前，阿光會細心地給她蓋被子。回阿光老家擺酒時，阿梅不顧新娘形象，拚命喝得爛醉，終於逃過了“鬧洞房”的尷尬。
去年阿光母親去世時，她陪著他回家奔喪。看著老人安詳的遺容，她寫道：“願她老人家一路走好！我們的‘婚姻’對進入暮年的她來說，多少是不小的安慰……我們選擇‘形式婚姻’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為了父母，既然這樣，那就善始善終吧。”
父母、孝道，這些價值深深植入每個中國人的生活，不管是什麽群體，什麽性取向。
生小孩的問題緊逼而來。除了父母的要求，阿梅一直也希望有一個自己的孩子。這其實也是很多同性戀者的夢想，有的人走領養孤兒的路子，她的一對“拉拉”好友則通過“人工授精”的方式，生下一個活潑可愛的寶寶，現在都上幼兒園了。
她決定跟阿光“借種”。阿光也有要孩子的需求。兩個人都是高學曆，基因應該不錯。
這個願望實現了。現在阿梅懷著孩子，還不時出差。她是一個獨立的女人，以後就算自己養孩子也可以。最近朋友說，阿光也計劃在她的小區裏買多一套房子。也許，兩家人會住得更近，可以更好地照顧他們共同的孩子。
朋友說，這簡直就是中國版的《喜宴》。
在名揚四海的《斷背山》之前，李安早就導演了這出他最擅長的東西方倫理衝突：一個台灣青年偉同與美國男友同居在曼哈頓，為了給父母交差，他與一名上海女移民葳葳協議假結婚：葳葳得到綠卡，二老得到安慰，他倆得到安寧。兩老遠赴紐約主婚，喜宴熱鬧非凡。不料，一對新人鬧洞房時“擦槍走火”，假戲真做。葳葳懷孕了，三個年輕人大吵，父親發病入院，偉同在病房外忍不住向母親“出櫃”(公開自己性取向)，誰都不知道老爺子聽得懂英文……
故事的最後，李安以他氣定神閑的“平衡”，貢獻了一個中西合璧的“大團圓”：父親默許了，葳葳決定留下孩子，三個人共同承擔。這是一個極具象征性的慢鏡頭：年邁的父母在晦暗的通道裏遠去，在三位小輩眼含熱淚的注目下，戎馬半生的老人在機場安檢口高舉雙手。古老的父權和習見，在現代的情境下“投降”了。
由於采訪的艱難，我們無法得知新生命的到來，會不會也導致阿光與男友關於“忠誠”問題的激烈爭辯，如果有，會不會也像《喜宴》那樣最終得到“平衡”。
但對於阿梅來說，他們三人的未來，孩子的未來，一切才剛剛開始。
慘烈的對峙
同性戀一度被視為“變態”、“瘋淫”，備受歧視
據估算，約有八成同性戀者，不堪重負，最後被迫與異性結婚
由於婚外高危性行為，男同結婚後可能把HIV傳播給無辜的妻子
“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對於阿梅的選擇，李銀河給了這樣的評價。
這位近年因“出位”性學言論屢屢刺激國人神經的女學者，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和她的丈夫王小波一起，最早在國內開展同性戀亞文化研究。那時候，同性戀還潛藏在社會的冰山底下，有時隻能到公廁、公園等“漁場”秘密行動。北京天安門廣場東西兩邊的公廁在圈內最為著名，王小波據此還寫出了著名小說《東宮西宮》。
持續多年的關注和同情，讓李銀河深明這個群體的艱辛與苦難。
國際公認的調查結果認為，男同性戀者(含男雙性戀者)占成年男性的百分率通常是2%-5%。而根據著名同性戀研究專家、青島大學醫學院張北川教授2002年的估測，中國有男同接近2000萬，女同一般是男性的1/2，男女累計近3000萬。
盡管中國古代已有“龍陽”、“斷袖”的傳說，乃至明清有“士大夫養相公”的癖好，但同性戀始終處於中國主流文化之外，被視為“變態”、“瘋淫”。而且上世紀80年代國外“同性戀感染艾滋病”的事例，更讓這一人群備受歧視。
而客觀上，由於難以像異性戀者那樣有婚姻保障和社會祝福，令同性戀群體存在多性伴、少戴安全套等現象。根據最近調查，深圳娛樂場所三成男同的性伴侶超過10個。再加上肛交這一特殊性交方式容易造成破損，導致男同的艾滋病感染率較高，目前廣州等地的抽樣檢測陽性率約為2%，而國內個別地區針對MB(Money boy，指向同性提供商業性服務的男同)的調查檢出感染率更超過10%，觸目驚心。
而同時，在強大的世俗壓力下，據估算，約有八成同性戀者最後被迫與異性結婚。“隻要結了婚，就不再有人懷疑你。”
不少中年同性戀者坦承，為了排遣內心的痛苦和寂寞，結婚後他們會時不時到“漁場”或者同性戀網站交友。有些還像電影《斷背山》裏的兩個男主角傑克和安尼斯一樣，定期悄悄和昔日“愛人”聚會。在這漫長的生涯中，不僅自己備受道德和精神上的折磨，他們各自的妻子兒女也受到巨大的傷害。
“為什麽都關注同性戀者，而不關注一下我們做妻子的痛苦？”此前廣州媒體有關“同誌”的報道引起了很多討論，有位讀者張女士就曾打電話向本報記者哭訴。她是在和丈夫結婚後才發現丈夫是同性戀的，十幾年來，多次的爭吵和承諾始終無濟於事，她還是發現丈夫在外麵有男性伴侶，而且經常更換。“有時我真想拿把刀子把他殺了。我想離婚，但又怕傷害到孩子！”
“這種婚姻對夫妻兩方來說，實際上就是地獄。”張北川感歎說。
他知道最殘忍的例子，發生在北方某城市。一個男同性戀者結婚了，等到妻子懷孕後，他就再不和妻子發生性關係，因為他本身就對女性沒性趣。但是他內心又很愧疚，就在家裏“當牛做馬”來補償妻子，周圍鄰居都看在眼裏，覺得他是個好丈夫。但妻子非常恨他，先去找了情人，丈夫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後來妻子背著他把房子賣了，和情人私奔。私奔當夜，妻子趁他睡著給他被子上澆上了煤油，男的被嚴重燒傷。結果公安局來調查，鄰居全部作證說男的很好，女的太沒良心了。朋友去醫院看他，這位丈夫哭著說：“我上輩子造什麽孽了，讓我是這麽個人，還結了婚。”
令張北川憂心的還有，由於存在婚外高危性行為，男同結婚後可能把艾滋病傳播給無辜的妻子，成為艾滋病傳播的“橋梁人群”。
事實上，他已見過十幾個這樣不幸的家庭。
互助突圍
國內“互助婚姻”是1999年最早由南京的金先生提出來的
據保守估計，全國已有500多對這樣的先行者
“形式婚姻交友網友”遍布深穗佛汕等地，以男同為主
為了不再重複這樣的悲劇，“互助婚姻”就應運而生了。
在圈內人士的指引下，記者登錄了好幾個“形式婚姻交友網”。就廣東網友而言，遍布深圳、廣州、佛山、汕頭各地，動輒幾百人，多是“70後”一代，以男同為主。上麵不僅有詳細的個人條件、交友要求，有的甚至配上照片。
據了解，在國內最早提出“互助婚姻”這個概念的是南京金先生。金先生1999年從國外回來的時候，麵對家人催促結婚的要求，想到在國外同誌圈中流行的男女結伴情況，於是請求張北川教授在其編輯的《朋友通信》上發布了一條消息，希望尋求能夠適合條件的“拉拉”結成家庭。
“他們隻是借助婚姻這種形式作殼，來抵擋家庭和社會對其婚姻方麵的要求。”根據圈內人士保守估計，全國已有500多對先行者。目前的模式有緊密型、鬆散型、半鬆散型。緊密型像正常夫妻一樣，住在一個屋簷下，但可以帶各自的伴侶回家；半鬆散型基本上是一人有一套房子，彼此定期同住幾天，過年過節正常回家。很多年輕人提倡的是鬆散型，各自過各自的生活，逢年過節或者家裏有事需要出現時，雙方才一起共同露麵，平常保持朋友或者協議的關係。
對於這種“互助婚姻”的道德爭議，阿梅曾有過酣暢淋漓的“宣言”：
“客觀地講，我們這樣做當然是非常不誠實，肯定不誠實，首先就是欺騙了國家婚姻法，欺騙了民政局。然後我們也欺騙了我們的父母家人、我們的朋友、我們的老師……
主觀地講，我們這種欺騙是善意的。我選擇合作婚姻主要就是為了我父母親，其他那些理由隻是微不足道的。我承認合作婚姻隻是一種妥協，相對兩全其美的妥協，好過和異性戀者結婚去害人家，也好過‘出櫃’氣死我家老頭老太太。我是準備等父母離開後對我哥‘出櫃’的。
我可能天生有小混混的特質，就覺得我們這樣和主流社會‘鬥智鬥勇’，挺考驗我們同誌的智慧的。竊以為隻有那些有勇有謀的同誌，勇於開拓和實踐的同誌，那些充滿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的同誌們才能於夾縫中求生存，美美地過上一輩子。”
但孩子的出生給這種“完美”的模式也帶來了新的問題，接受采訪的同性戀圈內外人士表達了另一種擔憂：孩子出生後，這種特殊的家庭會不會給孩子的成長產生不利影響？“你是不是有兩個爸爸兩個媽媽”這樣的問題孩子怎麽回答？成年人或許能頂得住世俗的壓力，但當這種壓力甚至是歧視施加在孩子身上時，是可怕的。
“如果隻顧自己的選擇，對孩子來說是自私的。”這樣的聲音在本報關於“艾滋媽媽”生子的報道中也突出存在。確實，這不單是技術問題，也必須麵臨倫理的多重拷問。
和解，還是未解決
互助婚姻並非同性戀者的理想天堂，也不是每個人都適合
它比傳統的與異性結婚更“人道”，但無法取代人性的徹底解放
越來越多的“80後”“90後”同性戀者選擇更坦蕩的方式
“互助婚姻”是否找到了一種與社會和解的方式，甚至是解決的方式？
“其實要尋找到合適的對象，並不容易。”某“形婚網”主管坦言，為了讓父母滿意，雙方在外形、學曆、工作、地區、性情等方麵要“門當戶對”。而且為了減少今後麻煩，對雙方的人品也需要一個熟悉信任的過程。
“互助婚姻並非同性戀者的理想天堂，也不是他們每一個都適合的選擇”。“過來人”林先生是某大公司的部門經理，找了一位在銀行工作的“拉拉”結婚。“忽然發現，結婚隻是一個開頭，並不是結尾，還要繼續上演父母上門、要不要小孩、父母養老等係列劇。當婚姻由一紙形式滑向家庭實質的時候，而我們的表演也要越來越用心，壓力也將會越來越大，似乎隻有離婚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出路了。”
包括李銀河在內的學者認為，這隻是一種權宜之計。在同性戀婚姻沒有合法化的前提下，它比傳統的與異性結婚更加“人道”，但無法取代人性的徹底解放。
在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晚上，李銀河在接受本報記者電話專訪時說，盡管前段時間麵臨“封口”的壓力，但她“必須說話的時候仍會說話”，仍會堅持為同性戀婚姻合法化鼓呼，呼籲社會解除歧視。
而事實上，有越來越多的“80後”“90後”同性戀者選擇了一條更加坦蕩的方式。
“我從初中就知道自己是同性戀！高中就和男友在一起了。”20歲的“廣州仔”小藤斯文白淨，是廣州某著名高校的大二學生。其談吐坦率、陽光，讓記者都有些吃驚。
他說，確認自己是天生的同性戀者時也有一個艱難掙紮的“黑暗期”，但後來通過網絡，知道同性戀不是一種病態，就慢慢接受了。現在母親和身邊的朋友都知道了他的性取向，他覺得沒必要隱瞞。同宿舍的同學也跟他相處如常。
“我們也許等不到同性婚姻合法的那一天，但沒有必要去走‘互助婚姻’的道路，這樣太累了。”小藤說。大他4歲的男友阿文是廣州某高校的醫學生，今年剛畢業，潮汕老家的母親就不停來電催他找女友結婚了，相當煩惱。但阿文說，盡管父母難以接受，但他仍會在合適的時候“出櫃”。
小藤身邊的朋友也支持這種坦然。小藤覺得，隨著社會觀念變化，年輕一代對同性戀的看法已經相當開放，很多異性戀朋友也表示理解，就像對待左撇子一樣，沒必要強行去“矯正”。
小藤坦然的背後，是一種自覺的安全意識。他說現在總是隨身帶著安全套，“就像開車，並不是什麽時候都會撞車，但你總要係上安全帶。”
無論是阿梅、阿光還是阿藤，他們都在不停地求解，尋找一個跟社會更“舒服”的相處方式。
無論如何，麵對他們和社會的共同“敵人”——艾滋病，這種求解總是積極的。
(有關人物、個別地名是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