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奧運會男子體操個人全能決賽，中國選手張博恒帶著一身傷病上場，艱難拿下一枚銀牌。下場後，有人驚喜地看看，他訕訕然說：“銀牌就不掏了吧。”
他已經做得夠好了，沒人能指責他，但這番話卻隱約透露出他的自責，仿佛一個考了95分的懂事孩子，覺得自己辜負了家長的期待，原本他“應該”考滿分的。
他這番話讓很多人為之心酸、感動，銀牌難道還不夠？但話是這麽說，在某些特定情況下，丟了金牌，還想得到國人諒解，那可沒那麽容易。
在男子體操團體決賽因蘇德煒的嚴重失誤丟金之後，有一種論調值得注意：中國體育的體製與國外不同，運動員是納稅人出錢、國家培養的，因此，別談什麽“成績好壞都隻是他們個人的事”，他們就應該拿出成績才對得起“我們”，如果誰不行，那就換個能行的上。
這話有道理嗎？這麽說吧，那其實是把運動員當成了奪金的工具人。按照這一邏輯，重要的是實現奪金的目標，誰行誰上，“隻許成功，不許失敗”，因為失敗是不可接受的。
別看這用上了“納稅人”這樣的新潮話語，但那背後潛藏的其實並非納稅人意識，而仍然傳統的恩報觀念：一個人隻要受了恩惠，就永遠無法獨立於施恩者，而必須竭盡全力來報償，因為根據這種社會交際原則，對方已經“購買”了他的服務，那他就應該去為對方賣命。
我之前就曾注意到，如今的家長在合理化自己控製欲時，采用的是經濟支配的邏輯：我出錢了，所以我有權知道孩子的成績——甚至，如果你的表現達不到我的預期，我還能以“撤資”來威脅。雙方都心知肚明的是，孩子努力讀書，其實是在實現家長這個“出資人”的目標。
問題也就在這裏：既然如此，那麽目標的設定通常就是“誰出資，誰說話”，很難考慮到你的實際情形，尤其是那些望子成龍的家長，很難接受自己投入巨大的成本，孩子的成績卻不如預期——哪怕對孩子本人而言已經盡力了，但並不能讓家長滿意。
怎樣才叫“盡力”，是很難量化的，那其實就是中國式管理中經常強調的“態度”。我曾訪談過一個家長，他無視自己讀初中的女兒已經壓力巨大到影響成績這一事實，再三強調她成績不好是態度還不夠端正。在這次蘇德煒失手後，也有很多人辯稱，不是要指責他丟金，而是他根本就沒努力拚搏，但問題是怎樣才算“努力拚搏”了呢？
在結果導向之下，唯有成功者才能被完全免於追責，就像你隻有考滿分，家長才沒話可說，甚至隻要你沒考滿分，就總覺得你還沒盡力，是不是還有餘力可挖。
這種邏輯盛行於中國社會，太多人習焉不察，因為這就是我們從小浸染在其中的家長製基本邏輯。一些粉絲不容許喜歡的明星在觀點立場上有別於自己，理由也是覺得仿佛是自己“出資養了你，你就得聽我的”，雖然他們有時反感家長這麽對自己說話，轉頭卻又用同樣的邏輯去控製他人。
總有人強調，“你要為自己而戰可以，那你就自己養活自己”，這話其實就是中國家長對那些叛逆的孩子常說的，“有本事你別靠我養活”，且不說這能不能做到，就算做到了，也無法逃脫指責。
日本乒乓球選手早田希娜這次斬獲一枚奧運女單銅牌後，激動落淚，那是她多年努力之下來之不易的獎牌。熟知日本社會的徐靜波解釋：
在日本，運動員的訓練與培養純屬於個人行為，隻有在遇到重大國際比賽時，國家需要選拔一些運動員組成“國家隊”時，政府才會通過全國選拔賽來選拔優秀選手參加集訓，這集訓和參賽的錢才是政府掏腰包。所以，日本沒有國家出錢從小培養 “職業運動員”的製度。即使像早田希娜，已經多次代表日本參加國際比賽，並取得了冠亞軍成績，但是，她平時的生計，是靠企業養的。
像她這樣，倒是不靠國家掏錢養著，但如果按照中國社會的邏輯，她靠企業養著，難道不需要去為企業賣命？不然企業出錢養她又是圖什麽？
那如果不靠企業養活，完全是自己養活自己呢？我曾以老運動員倪夏蓮為例，認為她是真正在“享受體育本身”，但有人留言爭辯：
別的我都讚同，但用倪夏蓮來做例子，卻是極大的諷刺。在我看來，倪根本就不是在享受體育，而是跟國人一樣，在利用體育爭名奪利。
她當然知道自己根本拿不到奧運獎牌，但為什麽還是要執著參加奧運會？因為對她來說，能參加奧運本身就是勝利了。畢竟整個盧森堡都沒人能跟她競爭，所有的讚助和資源都給了她。
如果她真的喜歡體育、喜歡乒乓球，她就應該把精力放在培養年輕人、推廣乒乓球這項運動上。如果還不信，可以去看看她的抖音和小紅書，完全就是在販賣情懷，收割流量，都已經開始直播了。
在此，“享受體育”被看作是一種道德上純粹的活動，必須不含任何功利目的，完全無私地獻身於運動本身，你執著於參加奧運會就不對，試圖出名就更不對了。
這樣，在中國社會語境下，一個運動員會陷入道德兩難：接受任何組織出錢培養，就得去實現組織的目標，沒有“為自己而戰”一說；但如果你真的想自己去從事這項運動，那你又得無私忘我，就算你有了點名氣和收入，還會被指責是不夠純粹。
真的太累了。運動員不是奪金的工具人，不是道德楷模，也不是神，他們隻是和你我一樣的人。承認這一點有那麽難嗎？容許他們為自己而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