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後，三峽移民未完成。今年9月，重慶市通過《渝東北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規劃》，規劃從現在起到2020年，渝東北地區將向重慶主城區和萬州區累計轉移 230萬人。54歲的庫區農民陳天澤很希望成為230萬中的一個。作為重慶市開縣渠口鎮崇福村村支書，他在上月鎮裏舉行的幹部會議上了解了這一規劃。他的村子在1998年從長江支流彭溪河的岸邊窪地搬遷到附近的山腰上，是重慶三峽庫區最早搬遷的一批移民村之一，因此贏得了開縣“移民第一村”之譽。就在當年，三峽工程最大規模的一次移民浪潮拉開序幕。
移民10年後，站在村口那塊代表著昔日光榮的“第一村”石碑前，陳天澤指著圍在身邊的村民們說：我們都願意再搬一次。這次我們堅決配合上級的精神！我隻怕沒有我們的名額。像陳天澤這樣，三峽庫區裏的230萬人，將再次麵臨一個不確定的未來。陳天澤迫切希望搬遷的原因很簡單：他沒有活兒幹，除了每個月50塊錢的移民生活補助，沒有收入。這個種了半輩子地的農民，因為田地全部被淹，已經好幾年幾乎無地可種。“村裏的水稻田原先全部在那下麵”，站在現在的村口，陳天澤比劃著山腰下一大片範圍，他所指的地方，如今已是一片波光粼粼。
根據國家統一部署，原先山上的坡地也必須執行退耕還林政策，大部分坡地栽上了鬆柏一類的綠化樹種，隻餘下少量分給村民，去年剛剛種上柑橘。按照三峽移民政策，搬遷後的移民點必須保證人均5分耕地。但在崇福村，“修房子修路用去一部分，實際現在人均兩分不到”。還有一半的村民連這兩分耕地都沒得到。在搬遷時，為達到“人均5分地”的硬性標準，一半的村民被“農轉非”。現在，他們成了住在村子裏的城鎮人，無權分得農村耕地。陳天澤一家4口人，除了自己，老婆孩子都被轉成非農業戶口，全家目前僅有兩分柑橘地，“今年剛掛果”。
三峽庫區示意圖
在崇福村很難看到青年男人。年輕人們都出外“找生活”去了，大部分去了廣東和浙江。村裏的房子沿著一條水泥路排列兩側，老年人和婦女三五成堆聚集在路邊打麻將。這個原本有2496人的熱鬧村莊，如今寂靜得可以聽見麻將牌互相碰撞的聲音。陳天澤相信“上級是了解我們現在情況的”。2004年開縣洪災，當時市裏領導來到崇福村了解情況，陳天澤至今記得一個領導的感歎：“看來後靠移民還是不解決問題，要再搬才行。”“再搬”，從此成為了“移民第一村”村民們的新希望。
對於這些耕作了半輩子的人來說，“家”是一個從土地裏生長出來的概念。當逐漸失去土地，當他們的周圍出產日漸稀少，即使住在水泥鋼筋的樓房裏，也不能讓他們心裏感到踏實。去年三峽建設委員會的官員到崇福村調研，“至少90%的人都表態願意搬走。”陳天澤回憶。在渠口鎮附近的村民一組，大片農田已被拋荒。從今年開始，按照庫區清庫的要求，政府已禁止農民繼續耕種這些土地。“通知說明年水就要淹過來了，我們就算種，也收不到糧食了。”一組農民餘才六說。
一組老支書蔣成友介紹，一組還算情況不錯的。在土地最為緊張的渠口鎮四組，農民32人，淹沒後全組僅餘1畝耕地，這一畝地全用來修房子都不夠。在一組，搬遷前縣裏來人劃出水位線，住房在水位線以下的居民由國家補貼建造新房，而線上住戶卻無權享受這一政策。46歲的趙家強剛巧住在水位線上，縣裏的人把他的名字從補貼名單裏堅決去掉了。但問題是，他的房子修築在一塊凸起的土坎上，一旦水庫蓄水，趙家將成為一個孤島。當院子周圍都成為澤國，難道他要靠劃船出行？
趙家強隻能請村裏擔保，向信用社貸款，在國家為一組修建的移民點旁自己起了一棟房子。為了還貸，他去了廣東，從一個建築工地到另一個，出售著自己的力氣。他老婆一說起來就眼淚汪汪：他兩年都沒回家了。一組九十多村民中，有二十多人和趙家強境遇相同。他們同樣把希望寄托於再次搬遷，“把房子問題給我們解決了，”趙家強老婆盼望，“最好能再分點耕地。”庫區內的工業也有著和農業相似的遭遇。據統計，三峽一期蓄水後，淹沒區90%的工業企業關閉。以庫區工業最發達的萬州為例，原有370家企業，共關閉300多家。 2006年重慶市的工業增加值中，渝東北片區僅占8.8%。
陳天澤能模模糊糊地體會到這一點。他曾經去開縣和萬州打工，但發現“打工的人紮堆，找不到活幹”。事實上，目前庫區內的就近務工人群，大部分集中於建築行業——其實就是拆房子，老城區有大量房屋待拆。即使這樣的工作，“包工頭也願意要年輕人”。而一份三峽庫區工作會議文件表明：根據2005年統計結果，庫區各區縣失業率高達11.56%。“庫區產業空心化是無法避免的，”重慶市社科院社會學所副所長鍾瑤奇說，“除了轉移搬遷等原因，生態考慮也是關鍵因素。在三峽完成蓄水後，大部分原有產業都不再適宜開展。”
滑坡，是崇福村村民們自搬遷以來最擔心的問題。在村子靠山一側，為了防止泥石流衝毀房屋，混凝土覆蓋了住房背後的整片山坡，山坡頂端，一塊石碑上寫著：高切坡地帶，危險勿靠近。但石碑下間隔不到兩米，就是村民住房的後山牆。2004年，崇福村搬遷後6年，這一側山坡裂開了一尺多寬幾十米長的一道口子。陳天澤帶著村民從山下挑土填進了裂縫，然後向上級匯報，縣裏便來人給山坡敷上了混凝土牆。
在開縣，由於滑坡泥石流等生態原因被迫搬遷的居民，已被統一政策為“避讓搬遷和引水導流”移民，“享受三峽大壩移民同等待遇”。類似的混凝土牆在渠口鎮轄區內的幾乎所有移民點都可以看到，在渠口一組和二組，混凝土牆幾乎圍繞整個住房群。即使這樣，今年初的一次泥石流，還是衝到了村民餘才六家的後院，“可惜我為過年做的臘肉和豆腐，全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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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縣水土保持局的資料顯示，2004年，渠口鎮巨坪山體滑坡一次性達到驚人的3213萬立方米，整片山的一半都滑到水裏去了，僅滑坡體後緣裂縫處就形成一個長380米、寬110米、深20米的大坑。而據當地媒體報道，盡管反複修補，由於滑坡影響，開縣劉伯承元帥故居和元帥骨灰墓都開始出現巨大裂縫和傾斜。
“這些年滑坡和泥石流每年都有，”開縣滑坡泥石流預警係統一位工作人員透露，“移民點附近經常發生，隻要一下雨，我們就很緊張。”
但移民點的村民們並不清楚滑坡發生的原因。在渠口鎮一組，農民黃琴英(化名)和許多村民一樣，悄悄在山坡上開出一小片一小片的荒地，種上些玉米或者紅薯。這些小片田地夾雜在退耕還林後種下的鬆柏林中，如同一個個難以消退的傷疤。後靠移民已經使庫區脆弱生態難以承受。文件表明：庫區目前森林覆蓋率不到 30%，水土流失麵積達63%。這兩個數字，仍有繼續惡化的可能。
對於開縣來說，滑坡還不是最大的威脅。“庫區蓄水後，消落帶帶來的一係列汙染問題才是大隱患。”開縣政協委員、漁業站站長黎學練強調，三峽水庫建成後，一般秋冬季節蓄水到175米，而春夏則因為防汛需要保持在145米。夏秋季節更替和水位的變化將帶來一個水平落差達30米的消落帶。開縣新縣城正處於三峽庫邊，當水位降至145米之時，新縣城將被45平方公裏的消落帶所包圍。
開縣政協曾向重慶市政協提交提案，直陳消落帶對環境的影響：“開縣位於三峽庫區回水末端，三峽庫區正常蓄水後，由於受庫水頂托、流速減緩等影響，大部分汙染物將滯留在庫區支流上”；“冬天浸泡幾個月後，夏季露出地麵，受陽光曝曬，腐爛的動物屍體、腐爛植物以及各種沉積物，將發出難聞的惡臭，甚至有可能爆發瘟疫。”
蓄水形成水庫之後，水流流速減緩，水體自身降解淨化能力會下降，水生態平衡將被打破。沿岸城鎮和移民點居民的農藥化肥等殘留物以及生活垃圾直接排在河裏。 “水庫水質富營養化是遲早的事。”黎學練說，“庫區泥沙淤積，生活生產垃圾汙染等問題也會逐漸凸顯”。這也是整個渝東北庫區將要麵對的問題。聚居人口在受到滑坡、消落帶等環境生態問題威脅的同時，生產生活又將同時惡化庫區環境。
統計資料表明：三峽庫區現有人口密度302人/平方千米，是全國的2.1倍，同類地區的45倍。會議記錄顯示，在今年6月渝東北片區工作會議上，重慶市委書記汪洋反複強調：“堅持勞動力梯度轉移，以帶動人口有序轉移，最大限度地減輕渝東北地區的人口和環境壓力”；“必須做好減人的文章”。 “減人，就是庫區發展和生態雙困局的一個解法。”一位研究員對此形容說。
從概率上來說，陳天澤躋身230萬行列的可能性相當大。渝東北地區11個三峽庫區區縣常住人口為852.4萬人，而計劃遷移人口即占總數的近30%。具體需轉移勞動力數字則是“考慮了諸多因素綜合得出的”，鍾瑤奇介紹。重慶市主城區共有23個區縣，通盤計算這23個區縣的資源環境和經濟承載力後，最終定下了 230萬這個數字，平均每個區縣接受10萬。“你可以把這個巧合看成一種任務，”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參與研究者認為，“畢竟這是市裏的統一部署。”
但230 萬移民的龐大規劃如何實施？南方周末記者遍詢重慶市各有關部門，得到的答案都差不多：具體的轉移方案還在製訂中，現在才剛剛把大政策定下來。隻有一點可以肯定，是否搬遷，決定權在移民自己。這一次轉移，沒有補償款，也不會有移民津貼，“主要靠創造就業機會吸引勞動力自願轉移”，而“新移民”將主要被吸納入 “一小時經濟圈”內。如果陳天澤和渠口鎮一組村民趙家強了解了這次移民沒有補償款和移民津貼，他們還願意進城麽？陳天澤希望再次耕作土地，而趙家強則想從政府手裏拿到房子，目前看來幾無希望。
按照重慶的設想，政府將在職業培訓、戶籍、子女教育、可能還有廉租房方麵製訂配套措施，而陳天澤們，將成為產業工人或者服務業人員。土地，院落，家畜，都將離他們更遠。這次“搬”，也不是再一次搬家，他們將被貼上“勞動力”的標簽，進入一個完全陌生的大市場。移民，“其實質，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研究者聲稱。而重慶市委書記汪洋也強調：重慶市製訂“農村勞動力轉移”計劃，著眼點是解決“大城市與大農村並存的特殊市情”背景下二元結構方麵的問題。
按照規劃，這些新移民將紮下根來，成為真正的城鎮人口，重慶方麵把這形象地稱為“洗腳進城”。但百萬數量的移民，如何使他們真正紮根城市？“必須提供就業，”鍾瑤奇認為，“隻有提供就業，他們才可能真正進入城市。”提供一個就業崗位，需要多少的資金投入？重慶市常務副市長黃奇帆算過一筆賬：“拋開基礎設施不算，第二、三產業帶動一個人正常就業需要投資30萬元。”按照轉移勞動力總數400萬計算，資金投入需達到驚人的1.2萬億元。
據此前媒體報道，按照“一小時經濟圈”發展規劃，重慶主城區內“已初步儲備了重大建設項目 500個，預計總投資1.28萬億元”。項目包括基礎設施、新型特色工業、現代服務業等五個方麵。今後重慶還將力爭每年新策劃市級重大項目1000億元以上。“15年來重慶工業商業各方麵產業估計有3萬億，很自然能帶動千萬人就業。”但這依然是一個艱巨的任務，作為一個“大城市帶大農村”的地區，重慶市主城區本身即存在大量富餘勞動力。根據一份《合川區壯大勞務經濟促進勞動力轉移的試行意見》，身處一小時經濟圈的合川，全區人均耕地僅1.35畝，本身富餘勞動力即達46.1萬人。
而作為一個重工業城市，重慶的第三產業所占比重相對不高，新的發展方向又是高科技產業。重工業和高科技產業都是資本密集型產業，並非勞動力密集。再加上從農村轉移出的勞動力本身文化素質偏低，主城區還有相當數量待安置下崗工人，提供就業遠非水到渠成。“在選擇產業項目上必須通盤考慮”，鍾瑤奇說，“要安置勞動力，輕工業服務業是首選。”“這又涉及到產業結構調整的問題，總的來說，勞動力轉移問題牽一發而動全身，是個係統工程，很考驗政府智慧。”
就業還隻是第一步，當百萬農民湧入城市，住房，醫療，社會保險和子女教育從何而來？根據普遍測算，把一個農民變為城市人口，需要配套的保障資金保守估計為 20萬。要讓400萬農民過上和城裏人一樣的生活，重慶需要再掏出8000億巨資。一旦城市無法真正容納這些外來者，“洗腳進城”的農民又將如何選擇？在崇福村，60歲的一組組長劉中全屬於選擇觀望的那10%。進行家庭討論時，劉中全不反對兒女進城，但堅持自己留在村裏。“萬一他們呆不下去還可以回來，至少家裏還有房子。”
54歲的陳天澤盼望著再次遷移，而身有殘疾的餘才六和76歲的蔣成友則不想再動了。蔣成友說，兒孫們可以從此在城市開始新的生活，而他則更適合跟土地打交道。“我老了，”他坐在山腰上的院壩裏，看著山下荒蕪的田地，“我隻能是一個農民。”近三分之一的精壯勞力轉移後，庫區尤其是庫區農村如何發展？等待渠口鎮和崇福村的，將會是不可阻止的繼續凋敝麽？
庫區區縣的一些官員們正為此而猶疑，“移民看起來是給庫區減壓，給主城區加任務，但和一般人想象中不同，實際上主城區很歡迎勞動力轉移，庫區反而態度模糊。”一位相關研究人員透露。原因很簡單：接受人口就可以帶來項目和資金，當然還有廉價優質的勞動力；反之，人口被轉移，申請項目和資金就底氣不足。這位研究人員曾經赴巫山等地調研，一位當地官員私下探討，“勞動力是要轉，但規模能不能小一些”；“他們擔心庫區今後很難上項目”。
為此，重慶市委書記汪洋專門在工作會議上強調：“市場經濟條件下，是市場而不是政府在配置資源”；“渝東北各區縣要注意防止無所作為的觀念”。對於重慶來說，這是一次艱難的抉擇，一方麵必須“退出”，另一方麵無法放棄。重慶麵臨的正是整個中國麵臨的難題縮影。當城市在經曆急速發展之後麵臨瓶頸，農村的逐漸凋落又難以阻止。把勞動力大量轉移到城市，提高城鎮化進程，是否是一條解決之道？“汪洋書記相信，重慶的問題有典型性，解決好了，對中國其他地方同樣有借鑒意義。”鍾瑤奇透露。“這一點非常重要，”鍾瑤奇認為，“如果伴隨主城區發展，出現的是庫區農村的拉美化，那絕不是勞動力轉移的本意。”
他認為，在製定詳細政策時，庫區農村也必須享受到主城區的發展成果，這體現為政府資金的配給、貼息貸款、減免稅費等諸多方麵。而關鍵更在於土地政策。“必須有革命性的進展，類似於聯產承包責任製之於1975年的中國。”“要解決庫區農村發展問題，土地政策是一個必須過的關，”另一位相關研究者認為，“而對於現在的重慶，是過這個關的最好時機。過好了，對全國都有借鑒意義。”
按照專家的建議，在勞動力轉移的同時，庫區農村要做到“農業集約化”、“農業機械化”、“社會服務體係化”三個跟進，以達到農村同時發展的目的。“總之，農村勞動力轉移，必須結合農村整體發展前景來考慮”。據了解，各式各樣相關的設計正在各研究單位和政府部門展開，有部門提出取消各鄉村學校，集中資源建立數千甚至上萬人規模的大型教學點；有的則建議鄉村醫院也可以照此辦理……總之，“現在是大膽提出想法的時候”。“就像解方程式，所有的已知未知因素都要考慮到。”另一位研究者形容說。
對於和陳天澤一樣的庫區農民來說，勞動力轉移計劃是一個獲得新生活的機會；而對於麵臨三峽治理難題的重慶，或許是一個充滿了不定因素的解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