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旬老太奔波五個部門:求你給我開個“未死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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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歲老太社保金被扣,大熱天跑五部門未解決,一部門要求開“未死亡證明”。
七旬老太,六月伏天,奔波五個部門,隻為了解自己的社保金為何被停發。麵對有關政府部門,盡管這個大活人手持各種證件,卻依然無法證明自己仍然活著,被告知要去開具一個蓋公章的“未死亡證明”----

求你承認我活著

退休28年之後,黃少英已經基本沒有什麽需要她本人和社會打交道的事務了。這個廣州老婆婆,每月固定一次從銀行取出國家發給的社保“養老錢”。她每天下樓一次,隻為參加她最喜愛的社交活動----到離家幾十米的茶樓,和一幫老街坊喝早茶。但前不久,這筆“養老錢”出了點問題,她不得不費盡波折,向政府有關部門證明:她還活著。

她已經75歲,身材臃腫,動作遲緩,穿著用最便宜的花布縫製的肥大無袖襯衫和同樣肥大的黑色長褲。需要借助拐杖才能站起來,她伸手扶拐杖時,胳膊上的肌肉無法抗拒地球引力,鬆弛地下垂。努力想像,也很難把她和50年前那個留著時髦的短卷發、身材苗條的國營商店售貨員聯係起來。今年元旦過後,她的丈夫心髒病發作忽然去世。她的眼裏因此又多了一層哀傷。

2007年7月10日,黃少英去醫院看病。多年來她一直被糖尿病、高血壓和風濕折磨。幾年前,她摔了一跤,留下嚴重的後遺症,從此隻能拄起拐杖。她被告知醫保賬戶內已無錢。工作人員提醒說,可能是社保賬戶出了問題,這兩個賬戶是連著的。

黃少英趕緊打車去銀行,查詢了自己的社保賬戶,7月的社保費果然沒有到賬。她把存折上剩下的5900元錢都取了出來,心裏一下子就難受起來。

退休後,黃少英一直靠微薄的退休金過活。1979年的標準是每月48.8元,現在的標準提高到每月1048元。黃少英一直保留著工作時的記賬習慣:每月自付醫療費500元,請人打掃衛生400元。剩下的交完煤氣水電,就幾乎沒錢了。吃飯買菜的錢,全靠以前的積蓄。老伴在世時,3個兒女有時還會給點生活費。老伴去世後,兒女不再給生活費,甚至很少登門看望。

發現社保金沒了,黃少英一夜沒睡。她想來想去,覺得除非是人死了,才會停發社保金。第二天,黃少英找居委會去反映情況。在她印象裏,退休後凡事都歸居委會管。她不知道居委會的“官”叫什麽,當售貨員時,單位最大的“官”是書記,所以她一直管居委會的人叫“書記”。“書記”答應幫黃少英去了解情況。一等就是半個多月,回答還是“再問問”。黃少英等不住了。她找來女兒,一起去社保中心問情況。

7月20日,廣州最高氣溫接近40攝氏度。黃少英和女兒打車,先到了梅東路醫保中心。工作人員說,要恢複賬戶,必須先去街道開 “未死亡證明”。黃少英掏出身份證和退休證。“你看,這上麵有我的照片,就是我本人,這還不行嗎?”工作人員搖搖頭,“我們需要手續,要蓋公章的才行。”

出得門來,黃少英打車回黃華路街道開證明。“和居委會的同誌商量了好一陣子,他們也沒開過什麽未死亡證明。最後給我寫了幾句。” 黃少英找出一張帶紅色抬頭的信簽紙,上麵寫著“經查,黃少英同誌現住越秀區建設街×樓×號,是黃華南社區居民,請社保中心給予辦理有關手續。”工作人員從櫃子裏取出公章蓋上,囑咐她去越秀區社保中心辦手續。

夏日的廣州,打出租車也不容易。在烈日下等了10多分鍾,才打上一輛出租車,趕往下一站。進門拿號,已排到50多號。耐心等待2 小時後,她遞上自己的所有證件和“未死亡證明”,把情況跟工作人員說了一遍,滿以為可以解決,卻又被澆了一盆冷水:“不是在這裏辦,你要去海珠區社保中心。”

到了海珠區社保中心,黃少英一下子就傻眼了。“辦事大廳在二樓,樓梯好高好陡,我走不上去,又不知道有沒有電梯。我和女兒說,讓工作人員下來看一下吧,我就是個大活人。結果他們還是不肯下來,叫我們去建設街辦事處退管辦。”

退管辦的態度簡單明了,“你先去銀行打一下本,也許錢已經到賬了。”黃少英又去了一次銀行,還是顯示未到賬。再去退管辦,沒等把情況說完,工作人員就打斷了她的話,“都不知道你說什麽,你下周一再來。”

回到家,黃少英坐在樓下哭開了。一天跑了五個部門,打車錢花了130元,卻連自己的社保金哪裏出了問題還沒搞清,更不知什麽時候才能補回來。“我年輕的時候當售貨員,每天都告訴自己要為人民服務。生下第一個孩子不到56天就去上班。現在老了,去政府部門問一點小事,卻給推來推去的,還說什麽為人民服務和尊老敬老?”

鄰居陳阿姨下班回來,聽說黃婆婆被要求開“未死亡證明”,不由怒火中燒。“要一個大活人去開‘未死亡證明’,把高齡老人當皮球踢,哪裏有人情味啊!”她自告奮勇,“婆婆,我給你打電話到報社去!讓記者給你伸張正義!”

接到電話的《新快報》記者鍾起龍,很快就趕到黃少英家中。鄰居們七嘴八舌介紹了婆婆家的情況:婆婆兒女不孝,老伴過世後,三個子女爭奪家產,都想要老人留下的房子,卻不肯贍養婆婆;婆婆腿腳不好,走不動了,每天都是鄰居幫著從市場帶菜回來。最近物價漲了,婆婆吃的常是最便宜的冬瓜,為了節約菜金,婆婆有時連飯也不吃,就下一點麵條……

鍾起龍了解到,黃少英在2007年3月,還辦理過退休人員的年審,今年的退休金應該照常發放。問題究竟出在哪裏?第二天,鍾起龍和好心的鄰居扮作家人,帶著婆婆去“要說法”。

不想暴露記者身份的鍾起龍,首先到了建設街辦事處退管辦。一工作人員說,黃少英7月份的社保費目前還處在“待發送”狀態,並解釋說由於7月份社保基金中心係統升級,造成部分參保人資料未及時更新而停發社保費。這名工作人員進一步說明,由於參保人數以萬計,因此係統造成的錯誤必須本人發現後才能更正。

之後,鍾起龍又帶著黃少英到廣州市社會保險基金管理中心七樓谘詢科。工作人員證實黃少英7月份的社保費確實被停發了,但否認了社保基金中心係統出現故障的說法。“據她說,黃婆婆社保被停發的原因是由於沒及時提交‘生存證明’,而這個證明由越秀區社保中心和街道退管辦提供。”

在為婆婆“要說法”的過程中,鍾起龍目睹了部分公務員作風拖拉、態度惡劣。他忍不住掏出相機,拍了一張照片。很快有人過來問他是不是記者。

8月2日,《75歲老太太領社保金被告知要開具“未死亡證明”》的新聞見報。一輩子默默無聞的黃少英,忽然成了焦點人物。人們在黃老太身上,看到了自己未來的影子:每個人都會老去,我遇到這樣的問題該怎麽辦?

在廣州,為退休老人服務的養老保險工作,被總結為“兩級政府,三級管理,四級服務”。和有序的“二三四”相比,出現的卻是令人遺憾的“五六七”:五個部門,六月伏天,七旬老太。有媒體發表評論,把這個再普通不過的老太太,和國家機構人文含量聯係起來。“在此之前,我隻知道汽車和工商執照要年審,把活人來年審,感覺有些把人當‘物件’來看的怠慢,唱走了領導們大會上講的‘以人為本’的調子。”

黃少英被風濕的痛苦折磨得徹夜難眠。她計算著手頭僅剩的一點存款該怎麽花費。她沒有安全感,即使在白天,她也用鐵鎖緊鎖自家陽台的大鐵門。她為房子而焦慮,她在電視裏看到一個和她境遇相同的老太太:老伴死後,10個孩子爭奪房子卻不肯贍養老人。最後警察銬了其中一個,其他人才肯拿錢出來。她抹著眼淚和鄰居說,“我現在坐吃山空。等哪天吃完老本,我也跳樓算了。”

就在她陷入無限痛苦和悲傷時,大門被敲響。黃少英看到一群老老少少湧進她家,有人拎著果籃,有人熱情地握著她的手,有人拍著她的肩膀,還有人不停地拍照。她的眼睛被閃光燈晃得很不舒服。來人自我介紹,有建設街道辦事處的主任,有越秀區退管辦的主任,還有越秀區建設街黨工委書記。

一位女士握著黃少英的手說:“我們都是幾十年的街坊了,是有感情的,應該互愛互助。”另一位遞上了服務卡:“以後黃姨有什麽事,給我們打個電話就好了,我們上門來為你辦理。”

黃少英老淚縱橫,不停地說:“不好意思,我給街道添麻煩了。”馬上有人接茬,“沒關係,沒關係!”

鍾起龍也接到相關部門的電話,表示已經召開專門會議,教育相關職能部門的工作人員,要提高責任意識和服務意識,並將對全區老人進行摸查,統一配發服務卡,為老人提供上門服務。

有關部門表示,黃少英的社保金,本來要到9月才能補發,但考慮到這是老人的“養老錢”,特事特辦,8月就予以補發。8月15日,黃少英再次去銀行查詢,已到賬 2169.28元。

故事到這裏,已經成了一出喜劇。但黃少英怎麽也高興不起來,她一遍又一遍地問鄰居:“我給政府添了這麽多麻煩,那些辦事人員不會報複我吧?”她把寫有自己遭遇的報紙小心疊起來,用塑料袋套好放在身上,“要是有人報複我,我就給他們看報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