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在校園參加畢業典禮 (2020年7月4日)
澳大利亞內政部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在過去五年中，總共有3555名中國留學生向澳大利亞政府申請政治庇護，這一數字遠高於其他任何國家的留學生，並且這一數字仍在持續增加。這一現象在澳大利亞社會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
庇護申請者的故事：逃離中國的個人與家庭困境
“作為一個從中國逃離的個體，我切身體會過中國社會中存在的種種不公，隨著共產黨政權對國家的控製逐漸捉襟見肘，受到民主價值影響的中國人對自由生活的渴望不斷加強，中國留學生在澳大利亞有機會接觸和感受到民主國家與獨裁國家的區別，自然會希望能夠通過不同的途徑找到自己的未來，”來自中國中部省份的王約拿同學對美國之音說，他於2022年申請了澳大利亞的庇護簽證。
作為一個穆斯林，王約拿認為在中國和澳大利亞的宗教實踐是處於兩個完全不同的狀態的。
“我在中國過往的20年中沒有機會以穆斯林的身份公開表達過自己的觀點，沒有機會公開地實踐自己的宗教，沒有機會去了解自己的宗教。自己所處的信仰群體裏的每個人都處在一種高度壓迫下的緊張感之中，”他說。
“但在澳大利亞則與之截然不同，自由的表達和信息渠道的多元化給每一個個體提供了構建自己宗教視野和表達觀點的機會，這種自由的氛圍使得整個社區充滿活力，”
王約拿顯得感概萬千，“與之形成對比的是中國的穆斯林社區--老齡化、分散化、愚昧化，並且中國政府還在外部施加影響加劇這種趨勢。”
他認為作為一個穆斯林回如果再回到中國，那將意味著將自身置於喪失信仰和良知的土壤，且隨時麵臨著各種危險。
另一位在澳大利亞悉尼申請了庇護簽證的詹姆斯·宋告訴美國之音，很多申請政治庇護的人往往是出於經濟原因。
“中國大環境不好，很多中國留學生都想留下來，國內每年近1000萬大學畢業生，據說找到工作的隻有20%到30%，留在澳大利亞當然是個好出路。新冠疫情期間中國很多家庭受到了政府的迫害，我父母當時把我從上海送出來，讓我一輩子都不要再回來，”他說，“我父母擔心如果中國經濟進一步惡化，他們會陷入貧困，他們在自己的國家看不到自己和我的未來。”
在與澳大利亞相鄰新西蘭，中國留學生申請政治庇護的人數也在逐年增加，有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公民在新西蘭申請政治庇護的人數增加了3倍。
近期來自中國新疆伊犁的蘇萊曼一家在新西蘭準備申請政治庇護。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他說：“我如果返回中國的話，我擔心直接會被中國共產黨逮捕，會被強迫勞動，甚至被消失。因為自從2017年開始我身邊的好多親戚好友開始被抓進集中營。這些熟人都是我們同一個村莊的親朋好友，還有其他村莊的親朋好友被抓的很多很多。”
他表示，在新疆的少數民族都是因為信仰伊斯蘭教而被抓捕。蘇萊曼一家人從新疆先逃到中國內地，最後從沿海城市離開了中國。前後經曆了將近五年時間。
人權狀況與言論自由：推動中國留學生申請庇護的因素
澳大利亞前移民部副部長阿布·裏茲維(Abul
Rizvi)告訴美國之音，現在申請政治庇護的人越來越多，另外一個原因是由於當局打擊跳簽(visa
hopping)行為和阿爾巴尼斯政府為減少淨海外移民而設定了外國學生上限。
“政府對學生簽證的限製，縮小了中國留學生的選擇範圍。如果他們想留在澳大利亞，但又沒有任何特殊技能，他們隻能申請庇護或回國，”裏茲維說。
他指出，之前絕大多數持有學生簽證從中國來的人都是想出人頭地的中產階層，那時需要申請庇護的人數不多。而現在這種情況正在發生變化。
“一些中國留學生可能對中國的人權狀況感到擔憂，尤其是涉及到個人自由和權利的問題，”他指出，“對於那些認為自己可能因某些原因受到人權侵害或迫害的學生，庇護申請是他們尋求安全保護的一個選項。”
澳大利亞難民協會(Australian Refugee Association)首席執行官黛布·斯特林格(Deb
Stringer)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表示，在澳大利亞申請庇護簽證的中國人有不同情況。比如對言論自由壓製的恐懼、人權狀況的擔憂、公共衛生狀況和政策的擔憂以及社會政策變化和緊張的國際關係誘發的許多不確定性的焦慮等。
“中國的言論自由受到嚴格限製，政府對公眾言論、社交媒體和新聞報道都進行高度控製。一些人擔心自己在國外發表的觀點或在國外參與的活動會被中國政府視為異議，回國後可能會麵臨審查、拘留或其他形式的懲罰，”斯特林格說。
她表示，中國政府對其人民的政治壓迫、對言論自由的限製導致人權狀況進一步惡化，這種局勢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她呼籲澳大利亞政府和相關機構提供更多資源和支持，以有效處理不斷增加的庇護申請。她說：“對這些申請庇護的留學生提供支持和服務是很有必要的。包括法律援助、心理支持以及生活幫助，以幫助他們在澳大利亞順利度過庇護申請過程中的挑戰。”同時她建議審視和改進現有的庇護政策和程序，以確保真正需要庇護學生的申請能夠獲得公正和及時的處理。
移民律師談中國學生庇護申請：人道主義問題與安全風險
有多年從事庇護申請案件處理的移民律師努爾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表示，這些中國學生申請庇護的動機可能是為了留在澳大利亞工作。由於澳大利亞麵臨勞動力短缺，庇護申請可能被視為一種獲得長期居留和工作的途徑。
然而他也同時對中國政府可能借此對澳大利亞施加影響表達了擔憂。
“中國政府可能利用這種庇護申請的途徑，將更多的中國公民送到澳大利亞，通過這些人來影響澳大利亞。這種現象可能與中國政府的間諜活動有關，即利用這些申請人作為間諜或代理人來服務於中國國家利益，”他說。
他提到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後，澳大利亞接納了大量中國學生，為他們提供庇護。而這些學生中卻有許多人仍為中國政府工作，充當其海外代理人。他說：“中國駐澳大使館前官員陳永林公開表示，在2007年至少有1000名中國間諜專門監視澳大利亞境內維吾爾人和藏人。現在的人數恐怕超出人們的想象。”
移民律師努爾還將中國與印度的移民情況進行了比較，認為印度移民通常沒有為印度政府服務的意圖，隻是為了個人利益而遷移。而很多中國移民的情況卻複雜得多，甚至可能更忠於中國政府，這從當地僑社跟中國領事館過從甚密可以看出端倪。
專家指出，隨著申請數量的不斷增加，澳大利亞的移民政策和庇護審查機製將麵臨更大的壓力和挑戰。未來，如何平衡國際人道主義責任與國內安全需求，將是澳大利亞政府必須麵對的關鍵問題。
來自悉尼的移民律師賈比爾·哈裏德同意努爾律師的觀點。他也說：“在澳大利亞境內的普通中國人對政治局勢不穩定感到擔心，加上考慮到社會壓力和個人安全等因素可能導致申請庇護人數激增。”但是他同時指出，過去三十年間大批中國人移民到富裕國家如澳大利亞、加拿大、美國等地，其中一些人本來就服務於中國政府，或者本身就是中國達官顯貴的親戚朋友，他們移民後滲透這些國家並不奇怪。比如有報道說，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姐姐和弟弟就都分別移民到了澳大利亞或加拿大，其他高官的親屬移居海外的也不勝枚舉。五年前，習近平的表弟齊明卷入澳大利亞犯罪調查，震驚了澳大利亞政壇，也引發了人們對國家安全的擔憂。
“通過我和一些中國人的接觸，發現他們仍然對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非常忠誠，我擔心這些人可能成為中國政府建立滲透機製的主要樞紐，”哈裏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