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當長一個時期以來，我們的語文課曾經是那麽單調、乏味、沉悶，選來選去總是那些麵孔、那些篇目，盡管其中不乏好文章，但也充斥著一些非語文因素而進入教材的文章。魯迅作品在教材中占據著特別大的比例，首要原因是他三個“家”、七個“最”的顯赫地位、身份，而不光是作品的因素。他的文字確有過人之處，深刻洞察世態人生，但如此大量入選，讓一代又一代國人吃偏食，就算從語文教育本身來看也是大有問題的。有的文章比如《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等放在《魯迅全集》中也不算出色，收入教材就更不恰當。與魯迅同時代那麽多知識分子、作家的作品，包括胡適、沈從文、梁實秋等人早該進教材了，他們的文字各有特色，各有可取之處。語文教材需要的是兼容，是開放，隻有不同風格、不同個性、不同價值取向的作品並存，才能為學生提供多維豐富的精神資源，給他們不同的營養，而不是讓他們老是吃一種養料。由此來看，魯迅、朱自清的一些作品逐漸退出教材，並不是壞事。
說到底，今天最值得我們關心的不是金庸的武俠小說能不能進教材，而是許多更應該進教材的作品能不能進入。公平地說，這些年語文教材已有了不少的改進，正在逐漸往好的方向變化，比如馬丁·路德·金、史懷哲等人的文章都進來了，原來呆板、僵化的意識形態色彩開始淡化。但是，我們的語文課本在整體的選文取向上仍是殘缺的，其中最大的缺陷就是太過於重視審美的、感性的文字，有意、無意地忽略常識的、理性的文字，這兩者本來是同樣重要，不可或缺的，如同鳥的兩翼，隻有一翼就會失衡，飛不起來。這一點可能與已經形成思維慣性的對語文課的片麵理解有關，和教材編者的專業出身、知識結構、閱讀視野等有關，甚至和教學大綱、課程標準設計者給定的方向有關。人們總習慣於把語文僅僅理解為語言的、文學的訓練，其實語文的世界從其本質上說應該更為廣闊，更加開放，凡是自然的、人類的基本常識都能得到體現。
“人生憂患識字始”，識字是從語文課開始的，實際上也就意味著我們從語文課開始認識世界，我們看百年前商務印書館的老課本，就會發現編者的用心，即是要讓孩子在識字的同時，由淺入深，一步步認識眼前這個世界、認識社會人生。後來成了作家的冰心一輩子都忘不了小時候讀過的商務教科書，她曾如此深情地回憶：“我啟蒙的第一本書，就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線裝的《國文教科書》第一冊。我從《國文教科書》的第一冊，一直讀了下來，每一冊每一課，都有中外曆史人物故事，還有與國事、家事、天下事有關的課文，我覺得每天讀著，都在增長學問與知識。”說白了，語文課還承載著識字作文、情感審美乃至純粹知識以外的功能，對於確立一個人的價值觀，提升一個人的理性能力，拓展一個人的思維空間都將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