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1964年就建立了第一家精子銀行，目前不但擁有全球最大的精子銀行，也是全球最大的精子出口國。多年來，在精子銀行和其他精子捐獻途徑幫助下出生的美國孩子據說已有100萬。人們此前從未預見也不可能預見這一群體的數量會如此之大，而這一家庭群體的數量還在迅速增加。據估計，美國一年有30000個母親授孕所使用的精子來自精子銀行，這意味著美國一年新生的捐精孩子就有30000個左右，他們正為社會倫理研究提出新的課題。在以前，這些嬰兒可能一輩子都不會知道誰是他們的生理父親，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尋找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那些來自同一個匿名捐精者的後代。現在在精子銀行的紀錄以及互聯網的幫助下，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正努力尋求那些與自己有血緣關係的陌生人，建立起誰都沒有預想到的新家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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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父親是“48QAH”
韋德·安德森是最早找到自己同父異母血親的一個捐精孩子，他能夠出世，緣自4年前一個匿名捐精者的幫助，而他和他的媽媽羅賓·安德森至今仍不知道這個人是誰。
羅賓和她的女伴辛迪·布裏斯克在一起廝混了15年後決定要一個孩子，於是她們來到聖迭戈的加利福尼亞精子銀行，在翻遍了所有捐獻者檔案後，選擇了編號為“48QAH”的捐精者。支付了320美元（約合人民幣2400元）費用後，她們得到兩份“48QAH”的精液。
至於選擇捐精者的標準，羅賓·安德森坦言，對她而言，最重要的是愛心，捐精者要心地善良，但她自己可不知道如何找到這樣一個人。羅賓和辛迪從捐精者檔案中了解到，“48QAH”是個醫生，他自己描述說身高1.9米，體重70公斤，有一頭褐色頭發和一雙綠色眼睛，喜歡照顧那些重病兒童。這些描述博得了辛迪的好感，她感覺這是一個內心敏感的人，於是決定選擇他。
事實上，醫學院的學生常常為了支付高昂的學費而捐獻精液，他們是捐精者的一個重要來源。而消費者也特別青睞醫生、律師或是正在攻讀醫學和法律專業的學生，對這幾種人的精子需求量更高，精子銀行為了吸引這類人群前來捐獻精子，甚至對每份精子提供額外的金錢補償。結果也證明，“48QAH”原來是個很受歡迎的選擇。
在2005年夏天的一個派對上，朋友介紹單親媽媽馬倫給羅賓認識，她說自己的女兒莉拉是人工授孕得來的，而授孕精子也是來自位於聖迭戈的加利福尼亞精子銀行。這引起了當時也在一旁的辛迪的好奇，她告訴馬倫自己和羅賓也去過這個地方，還問馬倫是否記得所選捐精者的編號，並告訴她自己和羅賓選擇的是“48QAH”。
“她（馬倫）非常鎮靜地回答，就是這個號，我們不就是……”羅賓還記得當時那令人吃驚的一幕。
這一刻，三個女人同時意識到，她們的兩個孩子竟然是同父異母的兄妹。難以想象“這個女嬰竟然與韋德有同一個父親”，羅賓回憶當時的感覺。事實上，在兩家人逐漸熟悉後，辛迪和羅賓已把韋德和莉拉看作親兄妹一般，“他們擁有彼此，雖然他們不知道誰是捐精者，那個父親”，羅賓解釋說。
兩個孩子家離得不遠，隻有10分鍾車程。他們的母親們經常通電話聊天，而且每隔幾周就要聚一次，讓孩子們在一起玩耍，而母親們都把韋德和莉拉當作自己的親生孩子對待。“我們愛母親馬倫，也愛還是嬰兒的莉拉，我想我們有許多共通之處，就像一個相處融洽大家庭”，羅賓說。
不過，人們不得不承認這事還是有些不一般，“我還在努力讓自己適應這種情況，”辛迪說，“這不是人們能夠想象得到的傳統家庭。譬如，我也是一個沒有父親的人，韋德和莉拉也沒有父親，但他們的情況又與我不同。”
越來越多孩子開始尋親
聽起來，人們似乎來到了“嶄新世界”，這個“五口之家”的族譜該怎麽編寫可不是一般人能辦到的。十年前，精子捐獻僅僅用在解決不孕不育夫妻的生育難題，通常是保密的，孩子一輩子都蒙在鼓中。現在，求助精子銀行的人中有一半是女同性戀伴侶和單身女性。
家中沒有男性，保守秘密似乎也不再象以往那樣苛刻，因此，這一代捐精者的孩子不乏自小就知道自己身世的，他們中許多人也象萊恩·克萊默一樣主動從陰影中走出，開始尋找人生中那些最重要的答案：我是誰？我從哪裏來？
萊恩·克萊默也是個捐精孩子，與媽媽溫迪·克萊默居住在美國丹佛市。溫迪和她的丈夫有不孕不育症，他們在精子銀行的幫助下懷上了萊恩。不過，溫迪和丈夫在萊恩一歲時離婚，萊恩長大些後開始不休止地追問媽媽誰是他的父親。不耐其煩的溫迪隻得告訴萊恩，他是通過精子銀行的捐獻精子得來的。因此，萊恩從小就知道他可能一輩子都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誰，但這不影響他想知道自己來自哪裏以及是否有其他兄弟姐妹的欲望，這個念頭使這個孩子完成了一項壯舉——和媽媽溫迪一同創建世界上第一個捐精孩子尋親網站。
捐精孩子對父親的了解僅限於他在精子銀行的檔案編號，比如萊恩，他就隻知道自己的父親編號 “1058”。這家於2000年創建的網站為捐精孩子尋找自己“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甚至是生理父親開辟了一個嶄新的通道，不但改變了許多象萊恩一樣的捐精孩子的生活，也改變了美國人傳統上對家庭的定義。
當問及找到這些血親是否存在為何如此重要時，萊恩坦言：“隻知道自己血緣關係的一半有點讓人發狂，我自認為自己是個完整的人，但卻無法回答那個人（父親）來自哪裏。”每次回答“父親是誰”這個常見的問題時，萊恩都隻能無奈的回答，“我是個捐精孩子，我不知道他是誰”。
事實上，溫迪也有尋找到編號“1058”是誰的想法，這還得從萊恩說起。
萊恩算得上是個數學天才，上小學和中學時就連跳了數級，15歲時已經就讀科羅拉多大學航空工程專業。能夠培養出一個火箭科學家是許多美國媽媽的夢想，溫迪有幸完成了這個夢想。不過，溫迪經常說萊恩的天賦不是從她那裏得來的，“我經常開玩笑說，是那份精子的作用。我隻不過提出了申請，有人替我進行了嚴格的篩選。”
這也難怪，精子銀行選擇精子的標準十分嚴格。以美國最大的費爾法克斯精子銀行為例，他們對捐精者設定的標準主要有：年齡必須在18歲到39歲之間；身高1.78米以下不受歡迎；至少受過大學教育；家族三代不能有任何基因遺傳疾病和傳染病。另外，每毫升精液中活動精子的數量不得低於 2000萬個，精子活力必須達到規定水平。所有獻精申請者還將接受麵試，考官將對所有申請者進行從容貌到氣質再到個性的全麵考察，整個過程淘汰率高達 97%—98%。
溫迪也希望找到這個為他的孩子提供了優秀基因的捐精者。她打電話到精子來源地加利福尼亞精子銀行詢問，但結果令她失望。這家精子銀行是美國最大的精子銀行之一，在其幫助下誕生的孩子已經有20萬之多。雖然英國的法律規定允許捐精孩子尋找自己的生理父親，但大多美國精子銀行仍然對匿名捐獻者的身份守口如瓶，他們對捐精者身份的保密有嚴格規定，因此不能把捐精者的身份透露給溫迪。最後，溫迪決定和萊恩一同創建捐精孩子尋親網。
網站的火爆遠在溫迪和萊恩的意料之外，他們沒想到和自己有著同樣困惑的人竟然那麽多。“通過捐獻精子受孕的人、捐精孩子的父母、甚至捐精者本人也來光顧網站，他們留言說，‘我有權感到好奇，但我不知道該怎麽決定’”，溫迪說。自從網站開通以來，已經有7000多人在上麵注冊。通過精子銀行的名字、捐精者編號，網站搜羅多方信息，為捐精者、他們的後代記憶那些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架了一個信息通道，迄今已經有1600人通過它找到了兄弟姐妹。
“48QAH”的孩子還在增加
不少人工授孕出生的孩子有著十分龐大而複雜的家庭。不少捐精者都會在精子銀行存上多個備份，結果就是，不少“父親”事實上有著十幾個孩子。溫迪就披露，“捐精孩子尋親網”就有一名捐精者是擁有20個孩子的“超級父親”。
賈斯汀·森克、艾琳·鮑爾溫和麗貝卡·鮑爾溫，麥肯茲·吉布森和泰勒·吉布森分別在3個女人的肚子裏孕育成人，但他們都是同一個捐精者——羅斯醫療中心的 “捐獻者66號”的後代。如果隻看樣子，根本無法認出他們所流的血液有一半是相同的。這些孩子“捐精孩子尋親網”尋覓到了彼此的存在，然後相認。
當5個孩子第一次見麵時，他們發現了彼此間驚人的相似之處：一樣白皙的膚色，金黃的頭發，更重要的是，個性很像。麗貝卡說，“當我看到麥肯茲時，我的下巴都要掉下來了，她簡直就是我11歲時的翻版。”
他們的DNA有一半是相同的，而成長環境則有著差別，因此，分別由3個家庭養育大的孩子們也在好奇地思考比較著先天與後天的差異。通過接觸，他們發現彼此個性的各個方麵都互有相通之處。麗貝卡說，“我一直好奇我的個性是從哪兒來的，認識他們之後，我在他們身上看到很多和我性格相似的地方。”
但孩子們都很想知道“捐獻者66號”的真麵目，就算是看看照片也好，也想問問為什麽他願意捐獻精子“生”下這麽多後代。但除非捐獻者自身願意透露更多私人信息，否則，孩子們對於“父親”的了解就隻能停留在那個捐獻序號上。
隻有極少數捐精者願意脫下匿名的保護罩。因此，當羅賓·安德森和辛迪·布裏斯克這對同性伴侶在網上發現兒子韋德的“父親”留言表示願意聯係的時候，這對伴侶簡直驚呆了。
那天晚上，羅賓就給精子捐獻人發了郵件，“你是48QAH嗎，如果你是，我想跟你談談一個孩子的故事”。在這個神秘的“48QAH”後麵藏著的是這個名字：馬太·尼德納，一個生活在密歇根州的34歲的兒科醫生。
尼德納總共捐獻了150到200份精子樣本，每份樣本獲得50美元報酬。理論上來說，他至少有100多個孩子。事實上，售出了精子之後，精子銀行並沒有強製要求“母親”在生下孩子之後必須告知精子銀行，因此，尼德納並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個孩子借由他捐獻的精子被成功孕育出來。根據加利福尼亞精子銀行的資料，尼德納捐獻的精子義工孕育出了9個孩子。其中，3個家庭都通過郵件與尼德納保持著聯係。
談到願意暴露身份的原因，尼德納說，“如果我能幫到那些孩子，或者能給那些孩子解答疑問，我願意試著去充當溝通信息隔閡的橋梁。”通過郵件，尼德納和他的“孩子”的家庭聯係，還交換照片。
當尼德納還是個單身漢的時候，他就開始捐獻精子，結婚後，他仍然繼續捐獻行為。尼德納和妻子尼可在去年終於擁有了自己的孩子，是個女兒。難得是，尼可非常通情達理，對於丈夫尼德納捐精後代家庭有聯係的事情表示支持。
尼德納表示，他並沒有將這些由他捐獻的精子孕育出來的後代看作他的孩子，也不認為自己是他們的父親。他認為，捐獻的精子隻是一種工具或者說是一個必需的元素，這幫助那些希望擁有自己孩子的家庭圓了夢。尼德納堅稱，他無意為那些捐獻精子所誕下的孩子擔任起父親的角色。
但是，他龐大的“後代”中，5歲的韋德和2歲的麗拉都是在沒有父親的環境中長大，也就是說，尼德納想要置身事外，恐怕沒那麽容易。尼德納謹慎地與捐精後代家庭保持著聯係，在美國媒體的牽線下，羅賓和辛迪通過視頻錄像看到了尼德納的模樣，聽到了他的聲音。羅賓和辛迪給兒子韋德找到了兩個“姐妹”——同為2歲的麗拉和亞曆山德拉，在尋親的過程中，她們發現兒子還有3個“兄弟”，由“48QAH”精子孕育出來的大家庭，還在不斷增加著人口。
“超級父親”有46個孩子
早在20世紀50年代，人工受精就開始獲得應用，但直到30年後才變得普遍。這20多年的時間，就是捐精後代這一新生代人長大成人的時期，隨著他們逐漸成長，許多家長開始思考，孩子們是否應該知道“捐獻人××號”後麵的人是誰，是否應該去認識捐獻精子給他們的“父親”。
由於大部分捐精者都選擇保持匿名的身份，英國通過立法要求捐精者都不得對自己的身份予以保密。美國等許多國家也開始考慮通過相似的法例，尤其美國最為迫切，美國現行的法例隻是要求捐精者必須通過愛滋病檢測。
事實上，精子捐獻產業的不規範使得精子銀行紛紛將同一個捐精者的樣本售賣給無數的婦女。那就意味著無論是知情與否，捐精者擁有了無窮多的子女。目前“捐精孩子尋親網”網站已知的最高記錄是，有個男人通過捐精擁有了46個孩子，這個數字也僅僅是在網站上登記的人裏統計出來的。最悲哀的時，龐大的兄弟姐妹數量使得這些孩子們失去了見到“父親”的可能性。即使捐精者想要見見由他捐獻的精子誕下的孩子，恐怕他也無法承受同時與40多個陌生人培養親子關係的見麵會。
由於種種原因，捐精者更傾向於藏在幕後，與捐精後代沒有牽扯，即使有些捐精者願意，也不太願意暴露自己的身份。在美國，家庭的概念已經變得更多元化了，單親家庭的數量在上身，也有著越來越多的同性伴侶開始養育後代。溫迪甚至公開談到捐精後代時說，“那就像是把偷偷藏了很久的東西拿出來在太陽下曬的感覺，我們不想讓孩子們覺得身為捐精後代是羞恥的。”
他捐出了2000份精子
世界上沒有一個節日被定為匿名的捐精者與孩子見麵的日子，但對傑弗裏·哈裏森而言，情人節就是這個特殊的日子。
2005 年11月，哈裏森在《紐約時報》上看到一篇尋找捐精者的報道，標題是“你好，我是你的妹妹，我們的父親是‘捐獻者150號’”，哈裏森被這個標題給嚇到了，因為他就是“捐獻者150號”。自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哈裏森每周捐2份精子樣本，每個月獲取400美元報酬，這樣數來，哈裏森捐了約2000多份精子樣本。那時開始，哈裏森開始猶豫是不是要與他的“孩子們”見見麵。
加州精子銀行素來奉行對捐精者及購買精子的人兩方都保密的政策，對於哈裏森再三要求幫助不予理睬。哈裏森心裏也很掙紮，他擔心孩子們看到他窘迫的生活狀況會失望。
作為精子銀行裏曾經最受歡迎的捐精者之一，哈裏森在精子銀行的記錄很漂亮，身高1.83米，74公斤，金發藍眼，興趣是哲學、音樂與歌劇。但事實上，50歲的哈裏森帶著4條狗住在洛杉磯，以一部休閑車為家。哈裏森過著貧困的生活，平時的愛好就是照顧狗，靠捐獻精子維持生計，偶爾打打零工。
哈裏森很想向他的孩子們傾訴他為何要過著一種如此顛覆傳統的生活。哈裏森想告訴孩子們，他們有著良好的家庭淵源，他們的祖父是一位受過常春藤學校高深教育的退休金融主管，他們的祖母曾是動物愛護協會的誌願主席。
2007年初，哈裏森登陸了“捐精孩子尋親網”，他在網頁記錄上發現，至少有4個少年是他的後代。他惴惴不安地想，天哪，到底還有多少個在等待著他呢？隨著情人節日漸接近，哈裏森終於下定決定撕破麵具與這些孩子聯係。
首先，哈裏森給溫迪發郵件，將自己的出生證明發送過去，以此確認自己的身份。溫迪說，在“捐精孩子尋親網”，已經有幾十個捐精者與後代聯係了，但是還沒有一個有足夠的勇氣與一大群陌生的後代見麵。溫迪感歎，“你不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麽事，我們該如何給這個大家庭定性，我們對別的家庭成員意味著什麽身份呢？”
第二天，丹尼爾和喬艾倫就主動聯絡哈裏森。數年來，她們無數次想象著和生理父親見麵的時刻，當那一刻來臨，雖然比她們的想象要平凡，但她們卻並不失望。17歲的丹尼爾在見麵前3天就和哈裏森煲了好幾個小時的電話粥。
哈裏森隨後又見了第三個女兒萊恩。哈裏森還有一些後代居住在科羅拉多，佛羅裏達，紐約以及賓夕法尼亞，比較哈裏森發送過去的照片，他們很驚奇地發現，他們有著有著跟生父一摸一樣的前額，他們也都很喜歡動物。
我不希望有50個孩子
麥克·魯比諾是另一個願意主動站出來公布自己捐精身份的編號的捐精者。這位今年47歲的藝術家，說他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個孩子。“我可能有10個孩子，或者更多，50個孩子。對此我沒有概念，不過，目前我確信我有7個孩子，他們來自6個家庭，居住在包括紐約和夏威夷在內的6個州裏。”
上個世紀 90年代初的5年時間裏，麥克每周都要捐精一次或兩次，這意味著他至少為精子銀行貢獻了250分精子樣本。在開始捐精行為前，麥克和妻子把所有的積蓄都花在治療不孕不育症上，希望能讓妻子懷上孩子，但是問題不在麥克身上，最後弄清楚是他的妻子患有不孕症。此後，麥克開始定期捐精，一方麵希望借此幫助那些像他們一樣患有不孕不育症的夫妻，另一方麵也能換些錢財貼補家用。
每去捐出一份精子樣本，麥克都禁不住感歎，可能有一個孩子因此而來到這個世上。在簽訂捐精合同時，麥克就已經明確地告訴精子銀行，在與這些孩子聯係的問題上持開放態度，隻要他們年滿18周歲。麥克如今依然持有這一態度，想象著那些十幾歲的少年有一天會出現在家門前，說：“嘿，老爸，要去喝杯咖啡嗎？”
麥克離婚幾年後，有一天忽然發現了“捐精孩子尋親網”，通過這個網站，捐精者的後代可能尋找到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甚至是他們的生理父親。一個曾接受受精手術的媽媽雷切爾在網站列出了她的兩個孩子的名字，阿倫和雷阿，當時一個已經6歲，另一個3歲。“天哪，他們是我的孩子！雷切爾注冊的精子編號正是我的捐精編號”，麥克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
麥克撥通了雷切爾在網上留下的電話，他們談了幾個小時。雷切爾問麥克，“讓他們叫你爸爸妥當嗎？你是不是更願意他們叫你捐精者？”其實，麥克覺得叫爸爸沒什麽不好，“當雷切爾帶著他們到馬薩諸塞見我時，他們開口叫的就是爸爸”。
目前，麥克與他的四個孩子保持著聯係。在南加州的兒子知道麥克是他的父親，但他更願意直接稱呼他的名字。最近，麥克見到了普雷斯——在夏威夷的女兒，她從未問過什麽尷尬的問題，隻管麥克叫爸爸。
麥克一直以為，99%購買捐獻精子的人是不孕不育夫妻，因此孩子一定有父親。但是沒想到的是，美國有這麽多單親媽媽，麥克目前找到他的孩子竟然都沒有爸爸，也沒有祖父或者舅父，他們的生活中沒有一個男性。
許多男人結婚生子，養育孩子一年或者稍長的時間後離婚了，然後離開。不過，他們仍然是這些孩子的父親，即便有另外一個男人加入這個家庭取代他們的位置。麥克認為，不管血緣上的生理父親是個遊手好閑的人，還是令人憎惡的人，他依然是爸爸，“現在，我是個捐精父親，或者缺位父親，但對這些孩子而言，我是他們唯一知道的父親，盡管我從沒有與他們一起生活過，沒有在他們放學後接過他們回家，或者幫助他們完成家庭作業。”
對麥克而言，孩子們的媽媽是陌生人；但對她們而言，麥克並非完全陌生。她們選擇了麥克。誠然，對她們而言，麥克隻是捐精者檔案中描述的一段文字或者一段錄音，不過，這足以幫助她們在心中形成一個形象。她們撫養孩子，而且深愛著孩子，因此捐精者也成為這種強烈感情中的一部分。雖然如此，捐精者與孩子的母親之間也仍然存在一種微妙的競爭關係。
麥克的名字都已公布到了“捐精孩子尋親網”上，媽媽們和他都需要認真考慮該如何對待那些孩子，因為隨時都可能有新的孩子出現認麥克這個生理父親。不過，主動站出來認孩子不代表麥克希望有50個孩子，因為他根本負擔不起去探望他們每一個家庭的機票錢，即便探望每個人隻需要一周，他也不會有那麽多時間。
問題是，在得知有這幾個孩子後，麥克的人生忽然變得更有意義和目標了，他不能隻通過電話與他們交談，卻不想著看看他們的模樣，他同時也想讓他們知道父親的模樣。但以他現在的狀況，每年隻能探望一個或兩個孩子，因此擁有的孩子越多，能最快再見到他們的時間將越長，事情的複雜將遠遠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談及這種複雜而矛盾的感覺，麥克說：“我錯過了在聖誕節的早晨叫他們起床，錯過了看著他們打開自己的聖誕禮物，如果我夠幸運，說不定還能見到一個相信聖誕老人存在的孩子。我想，終有一天會有一些幸運的家夥加入他們的生活，與他們的媽媽組建家庭，我可能會逐漸淡出他們的生活。那時，我會想念他們，但我最關心的還是他們的幸福，有一個新的父親加入對他們的生活是件好事，我會為此感到高興。如果我的孩子來和我一起生活，我絕對感到高興，如果他們離開，我想我也依然OK。”
捐精後代的大量存在是社會變化和科技發展的結果，但新生的這一代人也潛伏著重重危機，身份的認同是一方麵，更重要的是，對他們而言，亂倫或近親結婚的可能性無處不在。6月20日，美國華盛頓有一對結婚20年的夫婦經過DNA測試，驚恐地發現彼此竟是同父異母的兄妹。18歲的兒子需要換腎，比爾·羅斯和米莉·羅斯夫婦為了確認誰的腎髒更匹配而去做了DNA測試，結果發現，身為捐精者後代的夫婦兩人具有99.999％的可能是兄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