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錦麗彎道超車？她其實有不少軟肋和弱點…

宋國誠 2024年08月02日

賀錦麗是一位“內向型”的政治人物，問政的重點偏向於社會福利、少數族群、底層階級、有色女性。（美聯社）

雖然賀錦麗相對於川普的民調支持度，有急起直追，甚至彎道超車的跡象，但這並不表示賀錦麗在美國大選中不存在弱勢和危機。麵對這個問題，涉及一個“政治分析的方法論”問題，不是簡單聊、隨便扯，就可以看清楚、說明白。

  路徑依賴與政治光譜學的分析

我的經驗性假設是：未來的可能性，總是從過去的經驗和個人特質來判斷，我稱之為“路徑依賴”或是“經驗複製”。另一個方法論叫做“政治光譜學”，也就是民意趨勢長期分布的演變數據，但是在本文中，我們無須借助複雜的統計模型，那是一個“大數據工程”，但是可以簡單運用“左、中、右”三種基本類型為判斷。因此，總體來說，我從賀錦麗的三個經曆：“加州總檢察長”、“聯邦參議員”和“有色女性的個人特質”，來分析賀錦麗的軟肋和弱點。

具體來說，我不從一些所謂“迷因”(meme)、“梗圖”、“八卦”等等表象或新聞泡沫來看問題，儘管這些總是一般媒體追逐和起哄的焦點，我甚至不絕對依據民調的變化和起伏做推論，我依據的是：經驗的連貫性、政策的實用性與個人特質的能見度。

  國際知識涉獵不深，外交經驗不足

作為一名檢察官，每天所經曆的是司法爭議事件，特別是犯罪行為的界定與起訴，這些都是內政問題，甚至是狹義的內政問題，因此，賀錦麗基本上缺乏對國際事務、外交與國防方麵的知識與經驗。麵對當前風雲詭譎、瞬息萬變的國際情勢，賀錦麗必然處於準備不足、捉襟見肘的狀態。這將弱化或抵消賀錦麗在處理國際事務的能力與決斷力；在外交事務上，除了在國際公法方麵可能比較具有專業的關聯性，但是在曲折多變的外交戰略上，賀錦麗可能處於經驗有限、力不從心的狀態。

儘管賀錦麗在副總統任內，以“拜登副手”的身份穿梭國際社會，但畢竟是輔助角色，經驗有限。在此意義上，賀錦麗必須提出足以超越拜登或明顯升級的“賀錦麗外交路線”，否則不僅將引起美國盟邦的狐疑和不確定，也會遭受境外媒體的質疑和挑戰。基於美國總統同時也是世界領袖，總統的外交能力也是判斷其“適格性”的標準。無論如何，川普具有一任四年的總統資曆，儘管他的外交政策褒貶不一，但至少要比賀錦麗更有經驗。

  從政偏向：社會政策型／外向不足

作為一名參議員，賀錦麗在國會中主要致力於“左派社會福利政策”的立法和推動，特別是“聯邦補貼”政策，主張以提撥政府財政(特別是富人稅)來減緩結構性的社會貧窮。例如保證家庭收入、貧困家庭學費減免、擴充醫療保險福利等等，屬於“社會政策型”的議員，這依然是屬於內政的範疇；而且容易引起白人中產階級和少數的“富裕捐獻者”的反彈。換言之，賀錦麗是一位“內向型”的政治人物，問政的重點偏向於社會福利、少數族群、底層階級、有色女性，總括來說可以稱之為“法律強製的社會公平性”。這些當然是貢獻良多，但同樣也限縮了賀錦麗對國防、外交、國際事務的涉獵程度與執行能力。

儘管她可能在“國際人道主義”和“左派國際政治”方麵的主張比較清晰和明確，例如對巴勒斯坦的同情與偏袒，反對以色列對加薩走廊無限製的軍事行動，對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的批評與嫌惡，對聯合國“巴勒斯坦人道決議案”的支持，都很容易甚至是必然引起美國“猶太勢力”的反擊。

  對基督教倫理的衝擊

在“政治光譜”上，賀錦麗屬於所謂“進步左派”(Progressive Left)以及長期對“覺醒文化”(Woke Culture)的支持。“覺醒文化”是21世紀以來一種支持種族平等、性別平權、社會公正的“左翼政治運動”(Leftist Movement)。這種鮮明的政治色彩，很容易引起右派保守主義、基督教社群、中間傳統選民的反對。特別是在“性別選擇與變換”的議題上，直接衝擊了基督教倫理，必然得罪支持核心家庭的“基督家庭主義者”。

實際上，綁定賀錦麗為“極左派”(Far Left)並不公平，一如標定川普為“極右派”(Extreme Right)也未必準確。“極左”通常是隻“拉美左派”，例如卡斯楚主義、切．格瓦拉(Che Guevara)、尼加拉瓜革命黨等等，賀錦麗遠遠還搆不上“極左派”。換言之，賀錦麗的進步左派，其實隻是徹底的性別平權思想，她從來沒有組織遊擊隊或顛覆美國憲法的言論。但是即使如此，還是很容易被“極右派”推擠或極端化為“極左派”，甚至貼上“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標籤。在美國，“社會主義”是一個恐怖性、顛覆性的名詞，賀錦麗一旦被標定，那就跳到黃河也洗不清！

  女權主義的“有限國際觀”

作為一位女性，賀錦麗傾向於關注“婦幼問題”，特別是有色人種的種族平等，乃至第三世界國家的移民與難民問題，具有濃厚的“庶民人道主義”的精神。所以，她提倡“個人性別選擇權”、“女性身體自主權”、“女性生殖權”(墮胎權)、“反性別歧視”，以及“寬容底層人民犯罪問題”、“限縮警察執法權”等等一係列涉及“強弱對比”的問題上，向來採取“弱勢代言者”的立場。但是，不可諱言，我當然不會說美國是一個“男權中心社會”，但“白人優越感”始終是美國人一種刻意隱藏主流情感，但是這種“隱藏性”在投票時是不必掩飾的。換句話說，賀錦麗最容易遭致“白人男性中心主義”者的抵製和反擊，特別是以“白人基督教倫理”為武器，以傷天害理為口徑，對賀錦麗進行強烈的攻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