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黑社會自古有之，但直到二十世紀才開始真正大行其道。黑社會1930至1940年代在中國大陸形成了高峰期，但中共建政後受到了毀滅性打擊，主要活動被迫轉移到了港澳台以至海外，在大陸上至少絕跡三十年。不過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港澳台黑社會勢力迅速回流，與大陸當地黑社會勾結，使得黑社會在兩岸三地遍地開花，並且向海外延伸。
香港黑幫 膠片記憶輝煌
港澳台黑幫中，香港黑幫因為港產黑幫電影而聲名遠揚，最為人熟知。香港將黑幫社團統稱為“三合會（英譯Triad）”，據稱是著名的反清複明組織天地會（洪門）的異變。由於很多華人黑社會組織根源都可以追溯到清朝的三合會，所以現在，尤其在香港，一般用來泛指華人黑社會組織。
現今香港約有五十七個三合會組織，大部分屬於小型街頭幫派。大型的三合會組織包括新義安、和勝和、14K等，人數達幾千人，像美國、意大利的黑手黨一樣，都是久經世故的犯罪集團。有說法稱香港現在正式的黑社會成員大約有二三十萬，如果包括非正式成員則高達四五十萬。
和勝和是香港現時最大的三合會組織，會眾三萬人。和勝和又名和字頭，1930年成立於深水埗，早期根據地為九龍仔。十多年前已顯衰退跡象，但看準了盜版光碟的龐大市場，幾年內即起死回生，加上極力進攻中港軟性毒品市場，搖身成為香港最具實力的社團。近年則以發展黃、毒事業開辟財源，並大肆“曬馬（械鬥）”增強勢力。
新義安由向前在1919年創立，成員估計約有兩萬五千人。除香港外，新義安還活躍於英國、比利時、法國、荷蘭以及廣東省。新義安前身為1866年成立的“萬安”黑社會組織，又稱“台灣幫”，早年以潮州鶴佬人為主，又稱“潮洲幫”。由於社團骨幹為潮汕人士，龍頭職位又屬向氏世襲，加上是香港第一個將會員資料電腦化、社團企業化的幫會，故內部凝聚力一向較強。1990年代中，香港警方一度估計新義安已發展到八至十萬會員，成為全港最大的黑幫組織。
14K成員介乎十二至二十萬人，在1990年代一度是全球最大黑幫。它在1940年代國共內戰後出現，原名為“洪發山忠義堂”，至香港發展後改稱14K，名稱源於在廣州時的總部地址：西關寶華路14號。有稱14 K組織與國民黨關係密切，是蔣介石用以對抗中國大陸和擾亂其社會民生的工具。“14K”的“K”就是國民黨（Kuomintang）的首字母。
台灣黑幫無處不在
國民黨退守台灣時，也改變了台灣的黑社會生態，使之出現多元化發展。在今天台灣，黑社會勢力無處不在。不論是黑道爭鬥、商場利益糾紛，甚至政治人物與黑道之間的衝突，常常需由隱身幕後的黑道老大來調解處理。
台灣黑社會幫派雖多，但多是地方型小幫派。橫跨全島、甚至走向國際的僅竹聯幫、四海幫與天道盟三大黑幫。其勢力不僅遍布全島主要縣市，而且早已國際化，伸至美洲、歐洲、日本、東南亞、非洲及港澳與大陸地區。一個龐大的華人黑社會網絡已形成，並與外國黑社會組織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係。
竹聯幫始於台灣，前身為“中和幫”。竹聯幫從1960年代開始不斷擴充，有“天下第一幫”之稱。線報指出竹聯幫在台灣成員近十萬人，而在世界各地華人社會中發展的成員亦將近三萬人，竹聯幫勢力之大，早已經深入台灣的黨、政、軍、經濟等各界，與香港新義安、日本山口組齊名成為亞洲著名幫會。
天道盟是台灣三大黑社會組職中地緣關係最強的角頭聯盟。相較於竹聯幫、四海幫、鬆聯幫等成立於1950、1960年代的幫派，天道盟曆史雖短，但勢力相當可觀，與前述幫派並列。就其成員出身來看，屬於台灣掛幫派。除了台灣本土外，天道盟在海外均有活動，包括亞洲其他國家及美國等。
大陸黑社會出口轉內銷
在絕跡三十後，最近二十年中國黑社會走了一條“出口轉內銷”的路子，又重返大陸江湖，形成了大陸版的黑社會。
港澳黑社會組織對大陸的滲透始於1980年代初期。香港黑社會組織是最早潛入大陸的黑幫之一。早在1981年，深圳就發現有香港的14K、水房、和勝和、新義安和老東等組織的成員活動。在珠海，1982年在拱北口岸發現有澳門黑社會組織滲透活動，之後逐步擴大至香洲、灣仔、前山、南屏、唐家和鬥門等地。
進入1990年代，港澳黑社會基本熟悉了大陸市場。不少黑社會組織都把內地視為“新大陸”，紛紛建立固定據點，許多大哥級人物也忙著考察大陸市場，而且被滲透區域也變得多元化。南北城市逐一滲透，海南的海口、三亞，浙江的寧波、溫州，山東的青島，遼寧的大連等沿海城市先後成為滲透重點。同時，長沙、南昌等大批內陸城市也成為其垂涎之地。
中國黑社會的發展模式河南商丘市“黑社會性質組織”頭目李鐵良公開給公安局長寫信，聲稱中國有三李，一是李登輝，二是李洪誌，第三個就是李鐵良。如果公安局敢在商丘打黑，李鐵良就要在十天內取下公安局長的人頭。
劉誌高自號“狂龍”，是湖南邵陽“中國梟雄會”頭目。梟雄會在邵陽市中心廣場公開槍殺警察後，用毛筆寫出一份布告貼到市區法製宣傳欄裏——中國梟雄會處決公安人員一名！特此布告。會長：狂龍。
在黑社會盛行的同時，中國社會也越來越流行一種炫耀人脈的時尚，從平民百姓到高級官員或企業老板，在談及自己的社會關係時，往往會冒出這樣一句話：“我黑白兩道都有人！”
中國公安部2006年2月公開對外承認黑社會已滲入政界。三個月後，中國打黑除惡專項鬥爭協調小組辦公室負責人已不再說“滲入”，而是說“黑社會組織已經成功地控製了主要經濟命脈，把一些新興的行業，暴利壟斷行業，黃、賭、毒等行業牢牢控製，一些基層政權已經倫為黑社會的打手，黑社會組織今天已經發展成為專業化、公司化，國際化。”
近代上海黑社會的破滅
事實上，不管是美國、日本、意大利還是香港都有黑社會組織。公認最早的黑社會是發端於意大利西西裏島的黑手黨。Mafiya意即黑手黨，原意為“勇敢”、“出眾”、“完美”。在19世紀中葉，Mafiya不同於土匪，其成員有自己的生活哲理和道德規範，其內心具有自豪感，他們藐視政府和法律，即使同黨沒有任何道理，但也要袒護同黨而反對敵人。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黑手黨開始進入販毒、色情、賭博、走私等行當，成為黑社會組織。1960年代後黑手黨經營大規模販毒，帶來滾滾財源，最終通過洗錢而將勢力插進經濟和政治領域。
近代中國是黑社會普遍發育、泛濫的時代，分布之廣、成員之眾、活動之烈都為中國史上所罕見，其中上海黑社會更具典型性。
與意大利黑手黨辛苦坐大後再將勢力插進政治領域的發展模式不同，上海黑社會從上海開埠、租界誕生起醞釀，至1920年代成型，短短十年就達到頂峰。在政治風雨的漩渦裏、華洋雜處的空隙間，上海黑社會成為亦官亦匪、亦隱秘亦公開的特殊社會階層，並且從始至終與官府勾結。上自總統、總理，下至督軍、省長、市長，無不以結識黃金榮、張嘯林、杜月笙三人為榮。不過，經過中共短短兩年多的強力鎮壓，黑社會就已煙消雲散。但改革以後黑社會何以卷土重來呢？
中國的“紅頂子”黑幫
其實不光是黑社會，嫖娼、吸毒、賭博、走私等現象多是最近二十年卷土重來的。
中共建立政權初期，中央政府權力強大，事權高度統一，實行的是無產階級專政製度。除了龐大的政權組織外和黨團組織外，還有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各種社團組織、治保組織和群眾組織密布社會。由於在政治上、組織上和生活上實行了嚴密而強有力的控製，黑社會組織實在難以尋找到發展的任何空間。
改革開放以來，計劃經濟體係崩潰，政府權力因應新的經濟和政治體製的需要而逐步收縮，在社會的激烈轉型中，沒有新的合法而有效的民間權力組織填補政府收縮權力留下的空間，遂使黑社會找到了崛起的空間。眾所周知，黑社會就是沒有“營業執照”的“政府”，在政府權力所不及之地，黑社會就會起而代理權力統治，建立一套秩序。
警匪勾結，官匪勾結，在中國社會基層早已是公開的秘密。中國目前的黑社會，與外國和港台黑社會在發展模式上有一個本質的不同，即其他黑社會是在發展壯大後開始尋求得到政界對其利益的庇護，例如推舉議員、競選行政官員、行賄官員等。而在中國，黑社會就是在政商人脈保護傘的庇護下才得以壯大的，官匪勾結，從一開始就是黑社會崛起的法寶。
雖然國內的色情行業興旺，但政府固守宣傳，堅持色情行業的非法性，不肯效法許多國家的先例甚至不願台灣對色情行業合法化，從而取得有效管理，結果讓色情行業落入黑社會手中，得以壟斷高額利潤。
同時，政府控製很多資源（例如土地、能源），掌握很多政策（例如信貸、出口政策），包括黑社會在內的各種利益團體就想方設法接近政府權力、滲透政府權力的動力，從而推動了錢權勾結、官黑勾結局麵的產生。在金錢的驅動下，地方官員與黑社會迅速結成了休戚與共的利益結合體。
因此，黑社會勢力滲透政治、經濟生活是中國社會轉型的必然。但是，如果官僚體係繼續出現黑社會化的話，那麽就會政令難行，出現“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這對政權的基礎來說將是一個很大的毒瘤。
十年一次升級 中國黑社會組織正在變
有研究黑社會問題多年的專家稱，跨區域、跨省聯合、向內地滲透，內部形成精英層是中國黑社會組織近年的變化，黑社會的新變化所帶來的危害更大，打擊更麻煩。
廣東警官學院的周心捷表示：“現在中國各地都滋生了一定數量的黑社會，但中國到底有多少個黑社會組織，人數有多少，恐怕公安部也說不清楚。”南京大學教授蔡少卿估計，目前中國黑社會性質組織成員至少為一百萬。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院長曲新九說：“理論上，中國不承認存在黑社會，而稱為‘黑社會性質’，但實際上是存在的。”直到2000年12月4日，中國部署首次“打黑除惡”專項鬥爭之後，最高法院規定出“黑社會性質的組織”應具備四項特征，簡單說就是：組織結構緊密，以獲取經濟利益為目的，國家工作人員提供非法保護，以暴力為後盾。
自政府消滅舊的幫會以後，深圳首次在1982年在正式政府文件中使用“黑社會”一詞，時間過去二十多年，黑社會組織在不斷“進化”。法律界一般認為，中國黑社會(性質)犯罪的發展，大體上每十年一個階段，2000年以後的十年，是黑社會(性質)發展的第三個階段，主要特點是：黑社會組織數量由少而逐漸增多，組織化的程度和規模也逐步發展，對社會的危害越來越嚴重。
周心捷表示：“1990年代，黑社會性質的犯罪主要是砍手、砍腳這些直接的暴力犯罪。現在的黑幫正向公司化、企業化轉變，黑社會就是一個非法產業，以暴力為投資並獲取原始積累，然後向經濟和政治領域滲透。”
黑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則如同公安部副部長張新楓所說：“在具有一定經濟實力後，黑社會組織往往不惜重金向政府機構滲透，拉攏腐蝕國家工作人員，建立盤根錯節的關係網，尋求非法保護。”廣東的黑幫老大陳毅鋒就是原廣東省政協委員，還是全國十大扶貧狀元，光捐贈的錢就多達七千萬。
黑社會的另一個變化也引起更多擔憂，那就是黑社會組織的跨區域﹑省聯合，境外黑社會組織加緊向內地的滲透。曲新久說：“雖然現在還沒有出現聯盟，但正在朝這方麵發展。”沈陽黑社會成員劉湧曾因被通緝而逃到廣州，得到了當地黑社會組織的庇護。周心捷分析：“實際上，這就像一個公司，發展到一定規模就有向外擴張的內在衝動，而且黑社會組織之間的聯合對他們也是雙贏的結果。”
同時，經過長期的積累，黑社會組織正在形成一個內部精英階層，他們除了學曆高低不同之外，智商高，能力強，反偵查意識強，這些特點都給打擊黑社會帶來一定的難度。
曲新久認為，中國的黑社會還處在初期階段，解決的最有效辦法就是加強打擊。從根本上來看，政府要更透明，司法要公正，民主要發展，社會要整合，才能消滅黑社會的生存土壤。
中國社會發展不公平的副作用日漸湧現，有人發財，但也有許多下階層民眾生活困苦，最後鋌而走險加入黑社會，使黑幫不斷壯大。中國官方媒體警告，中國已進入黑社會犯罪高發期。
《瞭望》周刊最近報道稱，在黑惡勢力發展的各個階段，都存在弱勢社群由“弱”轉“黑”的現象。經濟發展的非均衡化與財富分配的不合理化，帶來城鄉差別、失業、收入分配差距等問題，弱勢社群愈來愈多，矛盾日漸激化，同時又缺乏社會援助及關注，為黑惡勢力的發展提供空間。
報道說，黑社會問題專家、南京大學教授蔡少卿曾估計，中國黑社會成員至少有一百萬人。河北省先前拘捕林潤良黑社會集團二十多名涉案疑犯中，近一半為無業人員，還有下崗工人、農民等，大多來自社會的低下層。數據顯示，無業或勞教釋放等人員是當前黑社會集團的中堅分子。
中國法學專家何秉鬆表示，社會最底層的共同特點是貧困、社會地位低、缺乏謀生技能。因此，他們一般悲觀消沉、憤世嫉俗，對現實強烈不滿。由於主流社會對他們的排斥，犯罪便成為他們對社會不公的病態矯正方式。
報道並表示，當前中國黑社會多活躍於市場、礦山等資源集中、管理不善的地方，官員違法亂發開采證，令礦井之間矛盾叢生，礦主隻好找黑社會擺平矛盾。其次是歌舞廳、洗浴中心、按摩中心需要黑惡勢力保護，讓黑社會有了經濟來源，得到進一步發展。此外，當局打擊犯罪不力，亦是黑社會坐大的原因之一。
掃滅黑社會的昔日榮耀與今日的鴕鳥式立法電影《大腕》裏，幾個黑衣人凶神惡煞要砸葛優的場子，葛優一拍桌子大喝道：“別跟我裝黑社會，中國壓根兒就沒有黑社會！”觀眾哄堂大笑。
黑社會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巨大毒瘤，卻從沒有中國人因為加入黑社會組織而獲罪——因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上，隻能看到“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字眼。
中國法律一直對“黑社會組織”諱莫如深，而是稱為“黑社會性質組織”。顧名思義，所謂“黑社會性質組織”意思就是不夠格成為黑社會組織。既然如此，兩者的性質無法相提並論，量刑自然也應該更輕。因此，很多黑社會組織變成了打家劫舍、製定幫規、非法結社、持槍作案的小混混，和流氓集團差不多。無論組織規模還是社會危害，似乎意大利黑手黨離中國社會還十分遙遠。但事實上，中國黑社會早已完成了“國產化”組裝過程，並且在各地大規模流水線作業。
中國的黑社會組織據說形成於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民國時代，由於蔣介石和青紅幫的淵源，黑社會勢力達到曆史上的最高峰。中共1949年建政後，大舉鎮壓黑社會，僅不到兩年，黑社會便基本上一掃而空，絕跡三十年。消滅妓院和黑社會一直以來是中共引以為榮的功績。
也因為如此，昔日的榮耀成為巨大的包袱。就像長期不願意正視娼妓回潮一樣，當今法律始終不願正視黑社會的真實存在。理由很簡單，如果把黑社會的定罪寫入刑法，就等於承認中國存在黑社會，這將使當局甚為尷尬。因此，法律隻能以“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組織”取代“黑社會”，這樣的文字遊戲使得立法遠遠滯後於現實。
中國不願提起黑社會，也因為法律界始終強調規模、控製手段、滲入各階層能力等等，並始終參照西方的定義（比如黑手黨），從而對於涉黑組織往往歸於疑似或者類似的定義。但是在黑手黨發展初期，它的社會危害遠不及中國當今的黑社會，而經過數百年發展，當今黑手黨在量和質上自然強於中國的這些小字輩。
在1997年修訂刑法的時候，法學界依然普遍認為中國沒有典型的黑社會組織形態。因此對於以暴力、威脅或其它不正常手段，有組織、有計劃地實施暴力犯罪，稱霸一方，為非作惡，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違法犯罪活動，在294 條中定罪為“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其組織成為“黑社會性質組織”，而不是“黑社會組織”。對於境外黑社會組織入境犯罪則稱“黑社會組織”。立法者的良苦用心可見一斑。
以深圳兩宗大案的審判為例。深圳中級法院2000年9 月第一次以“入境發展黑社會組織”罪對鄧群等八名香港公民判刑，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法製史上的第一次。而2001年9 月17日，深圳首例“組織黑社會性質組織”案審結，首犯李成錄被判以“領導、組織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由此可見中國目前的法律體係並沒有在字麵上承認中國有黑社會，充其量僅承認存在黑社會的雛形或外圍組織。
然而，2000年的張君犯罪集團以殘暴和組織嚴密令中國社會大為吃驚，各地頻繁發生的“黑社會性質”案也證明了中國的黑惡勢力組織早已完全達到黑社會的標準。中國存在黑社會，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中國刑法不但沒有對黑社會組織的準確定性，甚至連“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標準也有爭議。最高法院2000年12月5日為刑法第294 條作司法解釋，給出四條基本判斷標準：組織能力、經濟實力、國家工作人員參與、破壞公共秩序。
正是因為這個司法解釋，在深圳李成錄案庭審期間，控辯雙方爭論激烈。辯方認為，李成錄案根本沒有國家工作人員參與，不符合高院司法解釋，所以李成錄的非法組織“深圳市永興摩托車出租公司”不能定義為黑社會性質組織。最後，法庭不得不拋下這條基本判斷標準，認為李成錄等人已形成固定的犯罪集團，有嚴密的組織紀律和相當的經濟實力，並且對社會危害極大，才得以判決“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名成立。
此外，現行刑法對黑社會性質犯罪既沒有規定財產刑，也沒有規定對其它涉黑財產的處置辦法，達不到釜底抽薪的懲治效果。
顯而易見，中國在反黑立法上采取了鴕鳥政策，不能正視真實存在的黑社會，法律就達不到懲惡揚善的目的。